《牡丹亭》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热爱自然、热爱人生、追求个性自由和爱情理想的真实感情，对虚伪残酷的理学发动了猛烈地抨击，作者以“情”来否定“理”，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表现了进步的时代潮流。剧中表现的民主性和人民性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爱情剧。
杜丽娘是“情”的化身，她生活在阴暗、冷酷的世界里，沉重的精神压迫无形而又有形，渗透于人的内心世界里，令人窒息。然而，她却是无情世界里面一个有情人物，古老的恋歌“关雎”，催发了丽娘潜伏在内心深处的爱情欲望。春光明媚的花园，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唤醒了她青春的活力。她遏制不住真情的奔放，对着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抗议。然而，杜丽娘毕竟是个贵族小姐，在反叛道路上的每一行动，都晃动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她甚至奇迹般地超越了生死界线。作者赋予杜丽娘的形象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使她成为古典戏曲画廊中最为光彩夺目的妇女形象之一。
《牡丹亭》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在《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司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为了歌颂至情，汤显祖不满足于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反映生活，特地设置了梦而死，死而生的离奇情节，创造了3种境界：有情的梦境，无情的人间，介乎二者之间——不如梦境美好却比人间亲切的幽冥世界。以此来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们的视线从现实生活引向哲理的思考。
《牡丹亭》的词曲典雅优美，向来被视为文采派的圭臬。该剧在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中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明清两代不少与杜丽娘有着同样不幸的妇女，与剧中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乃至抑郁而死。多年来，《牡丹亭》久演不衰，其中《游园》、《惊梦》、《拾画》、《叫画》，都是昆曲常演的艺术珍品。
《桃花扇》
《桃花扇》是孔尚任的作品。孔尚任（1648~1718）清代戏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64代孙。早年曾隐居在曲阜县东北石门山中，闭门读书。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于他在清圣祖玄烨到曲阜祭孔时讲经受到赏识，被破格录用，任命为国子监博士。
除《桃花扇》外，孔尚任还和顾彩合写了《小忽雷》传奇。他不但是一个戏剧家，在诗文方面也很有成就，著有《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
《桃花扇》剧照
《桃花扇》传奇是写明末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互相爱慕，侯以题诗宫扇赠香君。阉党阮大铖欲结交侯方域，托杨龙友送去妆奁，被李香君坚决退还。后来侯方域为阮大铖谗害，被迫离开南京，投奔扬州督师史可法。李自成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拥立福王得势，迫害复社诸人，并逼迫李香君嫁漕抚田仰。香君坚决不从，以头撞地，血溅宫扇，被杨龙友点染成一枝桃花。清兵南下，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在道观里相遇，被道士点化后，两人分手。
《桃花扇》通过李香君、侯方域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南明昏王当朝、权奸掌柄、文争于内、武哄于外的腐败政治，揭示了南明王朝江河日下的趋势和必然灭亡的结局。作者在痛斥权奸误国的同时，热情地歌颂了为国奔波的下层人民。女主人公李香君虽然是个歌妓，然而见识和品格都在许多文人雅士之上。“却奁”一出中，她不为金钱所诱，责备侯方域的妥协企图。她不惧怕强权的压迫，“守楼”一出，阮大铖派遣凶徒冲入媚香楼，强迫香君嫁给田仰，香君誓死不从，以死相拼。“骂筵”一出，香君面对权奸，痛骂阮大铖、马士英，揭露了他们的丑恶面貌。这些光彩照人的情节，展现了李香君人品、操守和崇高的气节。另外，像出身卑贱的民间艺人苏昆生、柳敬亭，他们的一身正气和过人胆识也令人钦佩。这些，都表现了作者朴素的民主思想倾向与鲜明的爱憎感情。剧中对抗清不遂、以身殉国的史可法的描写，沉郁悲壮，慷慨激昂，明显流露出作者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难怪会引起当时观众的强烈共鸣。
《桃花扇》是一出著名的历史悲剧，其主要人物和事迹，均有史料根据。作者成功地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进行巧妙结合，成为我国古典历史剧创作的高峰。
要将广阔的历史画面和众多的人物形象绾结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作者以深厚的功力和独到的构思，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定情的一柄扇子，牵动了整个时代风云。从侯方域赠扇定情开始，经过“溅扇”、“寄扇”，直到最后张道士撕扇掷地作结，其中穿插牵连着众多的人和事件。侯方域这条线，连结史可法、江北四镇以及驻守武昌的左良玉等人。李香君一线则以南京为中心，牵动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以及秦淮艺人等朝野人士。一把纤巧的“桃花扇”，把李香君和侯方域离合之情与国家兴亡之感纠结在一起，构成一个严谨的艺术整体，正所谓，“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足见作者概括生活的巨大艺术能力和卓绝匠心。
多年以来，《桃花扇》曾被改编为多种戏曲剧本以及话剧、电影。对于结局，有的改编本作了不同的处理。
《梁山伯与祝英台》
越剧《梁祝》剧照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产生在1000多年前。它描写上虞祝家庄祝英台女扮男装赴杭府求学，途中与梁山伯结拜为兄弟，两人三载同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祝英台的父亲催女儿返家，祝英台假借为小九妹做媒，自许终身。数月后，梁山伯兴冲冲到祝家庄求婚，不料祝英台的父亲已将她许配给马太守的儿子马文才，梁山伯悲愤而亡。马家迎亲之日，花轿经过梁山伯坟前，祝英台下轿祭奠，梁山伯坟墓豁裂，祝英台纵身跃入墓穴，双双化为彩蝶，在万花丛中翩翩飞舞。
《梁祝》歌颂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坚贞不渝的爱情，对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有力地控诉。结尾“化蝶”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很符合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审美习惯。剧中的“十八相送”、“楼台会”堪称艺术精品。“十八相送”中，艺术家们发挥了中国戏曲艺术时空自由的优势，运用了“流动空间”的处理方法，在几十平米的舞台上，为观众展现了一幅幅广阔的生活场景。从书馆到长亭之上，凤凰山、独木桥、水井、观音堂等一系列景物环境连续交替出现，多情的祝英台通过沿途的景物一次又一次地向梁山伯隐喻、暗示自己是个女子，大胆、真挚地向他表示爱情，但忠厚、朴实的梁山伯却始终不解其意。在妙趣横生的戏剧场景中，细腻地展现了梁祝两人的心理状态，刻画了人物性格。“楼台会”一场，梁山伯满怀希望访“九妹”，残酷的现实却给以他沉重地打击，梁山伯与祝英台深陷悲愤和痛苦之中，他们互相倾诉爱慕和思念之情，哀婉动人，催人泪下，使人们看到了封建家长制度活活将一对美满姻缘拆散，对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寄予了深切地同情，是这出悲剧的情感高潮。
《天仙配》
《天仙配》系黄梅戏作品。又名《七仙女下凡》，是黄梅戏早期积累的“三十六大本”之一。陆洪非据老艺人胡玉庭口述原本，并参考川剧、婺剧的《槐荫记》改编而成。
董永遇仙故事始自东汉末年；魏晋时，曹植的《灵芝篇》和干宝的《搜神记》里，有了天帝助董永偿债，遣神女下凡，为之秉机的情节。
《天仙配》舞台照
该剧描写农民董永卖身在傅员外家为奴。玉帝的第七个女儿不安于宫庭寂寞，向往人间的幸福，因为同情董永的遭遇对他产生了爱情，私自下凡，在槐荫树下面与董永结成了夫妻。七仙女一夜之间织成了十疋云锦，使得傅家将三年长工改为一百天。百日期满，夫妻双双喜回家园，憧憬着美满的未来。不料玉帝察知七仙女下凡，逼迫七仙女返回天庭。七仙女怕连累董永受害，忍痛在槐荫树下与他告别。此改编本剔除了原剧中封建性的糟粕，如：董永与七仙女的离合系由天定的宿命论思想，傅员外认董永为义子，董永与傅家小姐成婚的情节等，从而大大提高了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天仙配》是一出优美的神话剧，艺术家们以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塑造了七仙女和董永的形象，歌颂了他们的结合和相互间生死不渝的感情，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表达了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渴望。七仙女是劳动人民崇高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的意志、愿望和理想的化身。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而是一个勤劳善良、温柔贤淑、纺纱织布、操持家务的普普通通农家妇女。剧中“路遇”、“分别”两场以浓墨重彩，细致地刻画了人物性格，抒发了人物的感情。“路遇”中，董永的忠厚、纯朴，七仙女追求幸福的泼辣、大胆皆跃然纸上。七仙女在槐荫树下初遇董永，她左拦右截，挡住董永的去路，向董永表示：“我与你中途相遇，说将起来也是个缘分。”直率地提出，“只要大哥不嫌弃，我愿与你配成婚。”“分别”一场，将一对恩爱夫妻生离死别的情感宣泄得淋漓尽致，愤怒地控诉了天庭的残暴，展现了七仙女美好的心灵。七仙女被迫返回天庭，不是惧怕玉帝的威慑，而是怕连累董永被碎尸万段。她生怕董永承受不住猝然骤变的打击，把悲痛藏在心里，一次次借景物作比喻，暗示董永，慢慢才露出真情。“路遇”、“分别”两场戏经常作为单折演出，其中一些唱段，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等广为流传，甚至经常作为男女声对唱出现在音乐会上，可见其脍炙人口，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