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出身于武举，此后就随着辽东军队四处征战，勇猛过人，人称“小吴总兵”。有一次他以寡敌众，为了救出被清军围困的父亲，直接与皇太极交战，突围而出，让皇太极十分欣赏，甚至说出“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的话来。吴三桂在辽东立下了赫赫战功，与清军长期对峙交锋，最后成为明王朝牵制清军的最后一张王牌。可就是这张王牌，亲自把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迎接进了山海关，从此把关内的万里江山送到了清朝统治者手上。
1644年，清军入关，从此正式宣告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而清军入关，又与明朝的灭亡、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和清王朝的胜利这三个重大事件直接相关。李自成在当年的3月19日进入北京，明朝的末代君主崇祯皇帝自缢而死，明朝几百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李自成在北京的统治也不过维持了短短的四十二天，就因为在4月22日兵败山海关而不得不进行撤退。4月30日就匆匆逃离北京，开始了最后的流亡；同时，清军从4月9日自沈阳出发。一路长驱直入，在5月2日进入北京并宣告称帝。
清军入关这个影响到当时三方局势的大事件，历来都被认为是吴三桂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结果。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吴三桂不投降，清军难道就进不了关，李自成就不会失败吗？我们看到的是，清军入关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无论是打击李自成的农民军，还是扫荡明朝残余势力，都表现出摧枯拉朽的气势。如果清军只是侥幸靠着吴三桂的投降才“捡起”了明朝皇帝失落的玉玺，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够横扫关内，统一中国呢？当然，有一种回答，就是汉奸足够多，投降足够多，所以清军才会取得天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江南一带，不屈不挠的抵抗是屡见不鲜的，而农民军对清军的斗争也是长期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清军就不会获得全面的胜利。这么看来，吴三桂的投降对历史的影响，需要重新去估计，而吴三桂的汉奸历史，也有很多我们未曾注意的前前后后。
吴三桂长期在辽东生活，对明朝的政局和关外的清军都十分了解。一方面，辽东的将领们，如袁崇焕、祖大寿这些最优秀的军事指挥者，都成为明朝中央党争的牺牲品，袁崇焕甚至被凌迟处死，这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现实让吴三桂对明朝政府有些灰心。虽然在明朝灭亡之前，作为辽东将领中硕果仅存的吴三桂被明朝封为平西伯，但他知道那不过是因为他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而不是因为他对明朝的忠心。另一方面，因为兵败而投降清朝的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父，吴三桂本人也出身于辽东祖氏军事集团，无论从血统上还是出身上，吴三桂与祖大寿都有很多相通之处。
吴三桂对清朝的政策也比较了解，知道他们十分优待那些有才能的汉人。无论是自愿投靠还是被迫投降，清朝统治者都能予以重用。而且，清朝当时最为倚重的军事大臣，无论是范文程还是洪承畴，都是汉人，洪承畴还曾经在辽东指挥明军与清军作战。这样的比较，自然会令吴三桂心中有一个得失的权衡，一旦发生了非常事件，他会选择与清朝合作，而不是为那个翻脸无情的明朝政府尽忠。
实际上，清朝早就对吴三桂进行过策反工作，前后几次对他进行招降，但都被吴三桂所拒绝。可见，吴三桂并不是那种不知廉耻卖国求荣的阴险小人，否则他早就投入用人政治清明、国力蒸蒸日上的清朝的怀抱了。这时候吴三桂与清朝的利害关系可以从下面矩阵中看出：
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在李自成农民军已经向明朝发动最后的总攻时，崇祯皇帝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了吴三桂的兵力情况，然后提升了吴襄的官职，大有把明朝的命运托付在吴三桂身上的意思。在李自成已经占领山西、威胁北京的时候，明朝紧急召吴三桂回师保卫北京。可是吴三桂当时迟迟没有动身，这也成为他被指责为拥兵自重的一个罪证。实际上，那是因为他迫不得已——他手下的军兵，大部分都是辽东本地人，如果军队从辽东撤回关内，军队的家属就没有安全保证。他们与清军仇杀多年，所以辽东军兵的家属很可能会因为军队调走而被清军杀害，所以这些将士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家属留在辽东，吴三桂不得已只能先把军人家属运往关内。正是这样一件事，耽误了吴三桂的行程，当他的军队刚刚从山海关行进到丰润的时候，农民军已经攻陷北京了。
明朝灭亡了，吴三桂也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应该如何选择未来。当时他的前途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马上投降李自成，二是出关投降清朝，三是依靠兵力自保。
当时，从北京到山海关一带的明军将领，都投降了李自成，所以吴三桂如果要依靠兵力自保，或者和明朝的残余力量联络，是最不可能的选择。一来，他如何突围？二来，他的军需供应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就是他无法解决的。
而投降清朝，对吴三桂来说，大门是永远对他敞开的，首先来说有他的舅父祖大寿在清朝，其次清朝还有优待投降汉人的政策，加上吴三桂在辽东防线上的重要地位，他如果投降，将是清政府十分欢迎的。不过，吴三桂此刻正在去北京的路上，沿途关卡都已经在李自成手中，如果转身投清，势必要杀出一条血路，代价太大。
而且，当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明朝的几千名官员都投降了，其中还包括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所以，吴三桂自然要考虑到父亲的处境，作出自己的选择。李自成对吴三桂也十分看重，进入北京之后就马上派使者招降吴三桂，并且对吴三桂进行了十分有诚意的安抚。当时吴三桂手下的将士已经长达十四个月没有军饷，生活十分困难，而李自成招降吴三桂的时候，就率先派人对他的部队进行了犒赏，并且发放了粮饷，这对吴三桂而言，无疑是久旱逢甘霖。所以，他马上和李自成达成共识，愿意投降李自成。不过吴三桂对李自成投降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后来他投靠清朝之后又极力掩饰此事，所以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就是，吴三桂一开始就左右摇摆，最后因为陈圆圆的事情才投靠清朝。
可惜好景不长，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后，就开始了对明朝官员没收家产、追缴赃款的行动，很多明朝官员身受酷刑甚至被折磨至死，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被严刑拷打。这个消息传到吴三桂的耳中，他十分气愤，于是秘密率兵返回山海关，准备向李自成报复。吴三桂知道，如果自己去北京，免不了也和父亲一个命运，那还不如另谋出路，为父亲报仇。
但他背叛李自成，马上就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南边是李自成的农民军，北边是清军，凭他的实力，无法和这两支力量抗衡，于是，吴三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降了清朝。不过，他当时是有所保留的，他与多尔衮进行接洽的时候，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请求清军帮助他报国恨家仇，剿灭农民军，而且要求多尔衮入关之后，辅佐明朝的皇太子登基，并且不允许清军从山海关入关，把这个重要关口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吴三桂与李自成的博弈可以用下面的矩阵图反映出来：吴三桂（弱）对抗投诚对抗。
从两个矩阵图可以看出，吴三桂与清政权合作是极为有利的。可能有人会觉得吴三桂提出的让多尔衮拥立明朝皇太子登基的想法是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但是实际上，清军虽然多年与明朝作战，但一直都没有放弃讲和，而且多次表示愿意接受明朝的统治，只是想做东北的主人而已。所以，吴三桂才会觉得。清军不过是和自己一样，都是明朝的臣子，他认为，清朝就像唐朝那些割据的藩镇一样，所以才提出要辅佐太子登基的条件。多尔衮对此满口应承，并且马上派兵，在山海关附近和吴三桂联手击败了李自成。
随后，清军马上大举入关，占领了北京，可是，多尔衮并没有遵守先前的诺言拥立明朝太子登基，反而把清朝的小皇帝顺治搬到北京君临天下。吴三桂与多尔衮订立的契约是秘而不宣的，所以吴三桂吃了一个大亏，虽然报了家仇，但是国恨却并未得报，反而是他引清军入关这一事实让他背上了汉奸的罪名。后来，多尔衮等清朝统治者又有意利用吴三桂，让他去追剿明朝的残余势力，吴三桂亲手杀了明朝的桂王，让汉奸这个名声坐实了。
兄弟和对手的区别
自两汉对匈奴发动决定性打击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渐迁至内地并逐步汉化；北匈奴逐渐西迁，给欧亚大陆政治格局带来剧烈变化；还有一些别支在广阔的北方草原生息繁衍，有人认为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他们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又工于铁作。当时正值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后来突厥灭柔然汗国，建立突厥政权。由于突厥非常强大，纵横捭阖于齐、周之间，利用双方的矛盾战争，不断索取财物。隋王朝时，突厥因为内部矛盾，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隋文帝杨坚利用其内部的纷争，迫使突厥归附。
隋末中原纷乱，突厥又再度强盛起来，“控弦百万”，曾经围攻隋炀帝于雁门。这一时期，突厥汗国是我国北方颇能左右大局的政治力量，隋末北方诸雄几乎都和突厥有勾连，要么结盟，要么称臣，连李渊也不例外。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李渊）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抉择，在这场博弈中，双方力量是不均等的，各种割据势力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与突厥为敌，被突厥灭亡或被突厥支持的其他势力消灭；要么臣服于突厥，向其交纳一定财物从而维护自己的政权或者去欺诈其他割据势力。当时，突厥骑兵给中原地区很大骚扰，突厥贵族不仅向唐王朝和其他割据势力勒索财物，而且大量掳掠北方无辜百姓为奴。唐高祖武德初年，突厥始毕可汗之弟处罗趁李氏家族率兵进入关中争夺天下之际，带兵攻破太原，大抢三天，“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统治者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产。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人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人；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颉利可汗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乃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便桥之盟”。这次结盟中，唐太宗和颉利可汗约为兄弟，唐朝和突厥的关系在这是和西汉初年与匈奴的关系极为相似的。这从图可以看出：
在这场博弈中，唐王朝处于下风，对于唐朝来讲，这时也有两个选择的机会，战与和，与突厥进行战争是一种选择，但由于中原的内战刚刚结束，形式上虽然实现了统一，然而残破经济犹待恢复，各种不确定的反抗势力正在伺机而动，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唐王朝都还比较弱小，贸然采取攻势，只能或是国家败亡或是长期衰弱，汉高祖的百登山之围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敌人强大的时期，只能采取与之和解的方式，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然而，这时的唐王朝不是李氏父子在太原起兵，胜败存亡未卜，也不是盛唐威名远播之期，而是由一个从弱到强的过渡阶段，需要时间来恢复战争创伤，由时间决定成败，但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帝国的尊严、开国的霸气又使唐王朝不可能再像割据时期那样纳贡称臣。因此，唐太宗只能采取有声和无声的两种博弈方式，在无声的博弈中，他率军队严阵以待，隔着渭水对峙，既利用天然屏障，展示唐军的强大，又给突厥以回旋的余地。有声的博弈，他亲自出马，与突厥最高统治者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一下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手，也能尽快地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看出突厥的目的就是女子玉帛，许之以利，唐太宗占据了信息上的优势。而对于突厥一方来说，掠夺财物是最终目的，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与其在不知对手虚实的情况下贸然对阵，还不如捞到多少是多少。正是由于双方都考虑到能够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纳什均衡才能产生。这时候的兄弟关系，实质上应该是突厥为兄，唐朝为弟，唐朝被人家兵临城下，结成城下之盟，对雄心勃勃的开国皇帝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但唐朝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为下一场更大的博弈建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建立在盟约基础上的共存，是一种合作性博弈，而一旦要放弃盟约，就是从合作走向对抗，这一转变，首先就是要践踏自己的信誉，把诚信资本抛弃。如果没有更大的利益期望，理性的人不会随便抛弃诚信资本，所以，利益期望是最关键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