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莫洛托夫在9月18日的答复却将史密斯残存的希望击碎。当天晚些时候，史密斯致电马歇尔表示自己无法从苏联的答复中发现一丝和解的曙光。他认为莫斯科是在耍弄诡计而不是真的希望解决问题，并在找机会将破坏谈判的责任推给西方国家，莫洛托夫对管制金融委员会职权的解释完全背叛了斯大林在8月23日的表态，在交通和贸易问题上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史密斯感到西方只有放弃在柏林的权益，才有希望与苏联人达成和解。他甚至预言自己当天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可能是两国最后一次就柏林问题的直接对话”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 Germany 1945-1949，
p.876.。在史密斯看来，西方三国和苏联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的大门正在逐渐关闭。
同样，克莱也认为苏联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继续交涉毫无意义。他强调苏联人除了表示愿意继续谈判外，从他们身上看不到其他任何和解的迹象；而满足他们愿望的结果，只能是要求西方接受一个有损于自身柏林地位和合法权益的协定。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 Germany 1945-1949，
p.875.东西方之间的立场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克莱不得不承认，“数个星期的谈判使双方对话和解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目前除了将争端提交联合国讨论外别无选择”。不过，他也乐观地表示“空运也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时间继续联合国的和解之路”，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 Germany 1945-1949，
p.875.并强调“空运的成果已经证明，即便是在苏联试图通过采取分裂城市等举措将西方赶出柏林的情况下，也可以为我们留守柏林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昨天（9月18日）的空运量已经达到5500吨，这证明我们有能力无限期地在柏林坚持下去”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 Germany 1945-1949，
p.867.。克莱认为：“除了两到三个月的冬季时间外，我们都能够更好地供给柏林，我们为空运所付出的经济代价相比于对欧援助计划以及通过重新武装阻止苏联扩张的成本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空运供给的费用实际上与通过铁路和高速公路运输的费用差不多，因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空运的方式维护自己在柏林的地位和声誉。”
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 p.877.
此外，克莱还建议：如果苏联试图在柏林单独成立政府，西方应该以宣布建立西德国家来加以回应，同时将西马克确定为西柏林的唯一合法货币。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 Germany 1945-1949，
p.867.克莱之所敢于提出如此强硬的对策，主要是因为9月1日召开的波恩制宪会议的工作进展顺利，制宪会议成员不希望西方三国向苏联妥协甚至担心召开外长会议会可能导致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其次，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0%的西德人希望尽快完成政府的筹建，同时大多数德国民主政党的领导人表现出极大的抵制苏联恐怖主义阴谋的信心以及使亲苏分子无法控制柏林的决心。再者，克莱本人认为，成立一个强大的西德国家会调整西欧的发展方向，有助于出现对西方有利的欧洲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样的局面又会使西方在今后的德国问题谈判中处于更加强势的位置。
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
pp.859-860.
从史密斯和克莱的态度看，美国驻苏外交机构和驻德军政府已对通过与苏联面对面谈判化解危机不抱多大希望，并因此强调走“联合国路线”必须成为美国应对危机的工作重点。但华盛顿决策层内部还在商讨如何应对新的危机态势，甚至对于在外交上改走“联合国路线”所要实现的具体目标还存在着不同看法。在巴黎参加第三届联合国大会的马歇尔、道格拉斯、腊斯克以及驻联合国副代表杰瑟普，于9月26日中午的一次短暂会谈中提到了该问题。道格拉斯表示，在美国代表团内部，有人怀疑是否真的能在联合国的协助下达成某种解决问题的协议，有的人则认为该行动仅仅是为了获得强有力的国际道义支持，而有的人甚至在考虑可能需要通过联合国使用武力。道格拉斯认为这些分歧的出现，表明了美国政府内部在行动方针上的混乱。马歇尔为此强调，目前的关键是“全力通过联合国渠道实现坚守西柏林的目标”。FRUS，
1948， Vol.2， pp.1193-1194.
如果将马歇尔的上述表态视作是“中间路线”，那么在美国外交界还存在着与之不同的“左”、“右”两派观点。当时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史密斯就是“右”派观点的代表。一向被认为强硬且不可动摇的他，在面对四国谈判的破裂时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甚至认为西方当初就不该去柏林，并声称德国的前首都之所以成为一种政治上的象征也完全是东西方大国有意造成的。[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410页。史密斯强调苏联对柏林施加的压力会继续下去，但不会主动采取军事手段迫使西方离开，而会使用各种非武力的手段让三国感到驻留柏林很困难。他认为政府采取的空运行动，将不得不从军用战备资源或者欧洲复兴计划中抽出一部分资源来加以补充，这势必会危及这两项工作的正常进行，此外苏联人会设法使空运陷入困境，美英空军可能会因此而造成飞行员或飞机的伤亡和损毁。总之，史密斯认为政府不惜代价冒险留在柏林，获得的仅仅是在当地象征性的存在。FRUS，
1948， Vol.2，
p.1195.至于与苏联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史密斯断言苏联不会有意选择战争，但其无意中做出错误判断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目前柏林混乱的状况以及空中走廊的密集飞行活动，都蕴涵着导致军事冲突的潜在危险。FRUS，
1948， Vol.2，
p，1195.史密斯认为从当前的东西方力量对比来看优势在西方一边，因为苏联在战后的经济和生产恢复缓慢；他表示自己宁愿五年之后再和苏联开战而不是现在，因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要远胜于苏联，多年之后双方的实力差距将会更大。FRUS，
1948， Vol.2， pp.1196-1197.在此基础上，史密斯表示自己希望通过联合国的调解为西方提供一个从柏林全身而退的机会。FRUS， 1948，
Vol.2， pp.1196-1197.这样的论调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会使数月来西方的抵抗努力付诸东流，因此没有得到华盛顿决策层的青睐。
说来也巧，持“左”的观点首先站出来反对史密斯“撤退论”的，居然是在莫斯科代行其职责的外交官科勒（Kohler），他向马歇尔提出了一条强硬的政策路线。根据苏方继续采取试图单独控制柏林的行动，以及临近冬天出现不利于航空飞行的恶劣天气状况，科勒建议不要一味等待安理会的讨论结果，除了加强空运外还应该主动采取一些其他措施反击苏联的挑衅行动。他表示这些反击包括：在西柏林发行西马克，坚决支持柏林市政府不屈服于亲苏势力的暴力活动，建立临时的西方三国城防司令部，制定详细的西柏林经济发展计划，干扰或接管苏联控制的柏林电台，如果苏联以涉嫌鼓动反苏行为为由逮捕非共产党籍的柏林市政领导人便立即围捕西占区的德共领导人作为报复。FRUS，
1948， Vol.2， pp.1197-1198.
不过，在国务院内部占上风的是比较中庸的观点。代理国务卿洛维特一方面认为美国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己在西柏林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对动用任何挑衅性的行动，他认为一切必须等联合国的讨论有了眉目再定。[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410页。这一观点和马歇尔的态度比较接近。针对科勒的强硬立场及其提出的六点建议，洛维特也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首先，是否发行西马克的问题目前正在柏林以及华盛顿的专家委员会内部进行讨论；其次，不支持建立西方三国柏林城防司令部；再者，强烈反对在目前的情况下采取任何直接干涉苏联控制下的柏林广播站的行动，因为这样做会被确认为是一种明显的挑衅行为；最后，虽不排除将来以拘捕美占区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形式报复苏联逮捕柏林民主领导人的可能，但此举需要在提交一个“反对美占区共产党的法案”并获得华盛顿批准后才能授权军政官执行。FRUS，
1948， Vol.2， p.1200.总之，洛维特认为近期可以在柏林采取的行动应该被局限在维持西方地位所急需的政策措施上，比如空运等反封锁行动。
作为制订外交方针的重要幕僚机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也主张要慎重对待柏林问题，不要有任何好战行为。该部门的研究人员尽管在10月1日有关空运问题的报告中表明，“我们有权让自己的飞机进入柏林，任何实质性的干涉都是对1945年11月30日达成的四国协议所认可的空中安全规则的侵犯，这样的干涉将被认为是一种挑衅的敌对行动”，但在之后围绕着“一旦苏联部分或完全干涉柏林空运的情况下，美国所应采取的行动方针”展开分析的时候，该机构却完全遵循“坚定但不挑衅”的原则。FRUS，
1948， Vol.2， pp.1198-1199.
在通过外交渠道化解危机的努力遭遇挫折的同时，美国军方也再次介入危机的决策并从自身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主要表现在是否需要对苏联采取核打击以及空运等问题上。早在7月28日的一次与马歇尔、罗亚尔和布莱德雷的会谈中，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就提出考虑使用原子弹的问题。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p.337.随着军政官交涉僵局的出现以及柏林局势的再度紧张，他在9月13日的白宫高层会议上，当面质问总统是否准备在柏林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则坦言“将祈祷永远也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做出这一决定”，但也表示“如果确定必须这样做，他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对此不必怀疑”。Walter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p.457-458.其实，福雷斯特尔对苏联人一直存有敌视和怀疑的态度，因此他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的估计要远远大于其他政府官员，他不同意总统的决定，并认为与苏联进行核战争是不可避免的。Walter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457.当然，福雷斯特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主张，在美国各界也有一批知音。次日晚上，由《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兼记者菲利普·格雷厄姆出面邀请19家报社的社长、主编和记者在福雷斯特尔家中聚会，与会者几乎一致表示“如果爆发战争，美国人民会认为使用原子弹是理所当然的并希望实际上使用它”。Walter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p.456-457.此外，马歇尔和杜勒斯都指出“如果不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美国人民会把你处决”；克莱也声称“应该毫不犹豫地使用原子弹”，并扬言“要首先用它来袭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就连远在英伦的丘吉尔也煽风点火地说，“美国想把原子弹的破坏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完全是错误的，这样做将给苏联人以危险的鼓励”。Walter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p.438-439，
p.457.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表示：一旦发生敌对冲突，他们将根据国家的安全利益使用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包括使用原子弹。FRUS， 1948， Vol.1，
pp.624-628.
9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将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权交给总统。会后，福雷斯特尔在与杜鲁门的非正式会谈中试图说服总统将核武器的控制权转交给军方，并希望总统能够当机立断。Walter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490.对此，杜鲁门曾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自己很担心军方人士真的会要求使用原子弹攻击苏联，并指出自己“有一种很可怕的感觉，战争离我们近在咫尺，而我完全不希望这成为事实”。李胜凯：《希望与恐惧：杜鲁门时期美国原子外交研究（1945—1953）》，[王晓德教授指导]南开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149页。正是在上述思想的驱使下，杜鲁门始终将核武器的使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整个柏林封锁期间，杜鲁门顶住来自军方强硬派的压力是与其“文官治国、总统掌握最终军事决定权”的思想理念密切相关的。他非常强调“只有总统才有权决定应该制造何种武器，才能决定是否可以为了试验的目的而爆炸一种武器，才能决定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可以运送或储备核武器”李胜凯：《希望与恐惧：杜鲁门时期美国原子外交研究（1945—1953）》，第150页。。实际上，自从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以来，杜鲁门一直在使用原子弹问题上保持谨慎的态度。他坚持不让军方负责监管核武器。正如，他在柏林危机高度紧张的时候对陆军部长罗亚尔所说的：“你必须理解原子弹不是一件单纯意义上的武器”，“它可以被用以消灭妇女、儿童和手无寸铁的平民，但这些却都不是武器的真正用途……因此希望你理解，我必须考虑到原子弹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现在并不是卖弄它的时候。”Gregg
Herken， 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0， p.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