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苏冷战的产物。从国际格局转换的视角看，危机的缘起与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变化和两国对德政策的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这次危机是战后初期美苏两国从盟友向对手转变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处置“德国问题”而产生矛盾冲突的结果，是双方在柏林地区展开的以军事对峙为背景的一次激烈对抗。
一、美苏关系与德国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英、法虽为战胜国，但由于战争重创而致国家实力一落千丈；身为战争元凶的德、意等***国家则更因战败而面临同盟国的占领。与此相对，美国和苏联则在经历战争的洗礼后实力不断增强，一跃成为战后世界的两大政治军事强国，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就此终结，世界进入了以美苏竞争和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时代。
美国国家实力的增强直接触发了其领导世界的雄心壮志，总统杜鲁门曾公开宣称：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美国拥有挑起领导世界的担子并承担责任的力量。社会主义苏联尽管在二战中经济受到重创，但在经历了战争锻造后，军事实力和国家声望都有了空前的提升，成为战后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凭借着这些优势，莫斯科也形成了自身对战后世界的构想。苏联的外交传统长期以来都是将意识形态目标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军事实力、确保国家安全，并将推广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维护国家安全紧密结合。正如斯大林曾在1945年4月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这场战争和过去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就在那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南斯拉夫]米洛凡·吉拉斯著，司徒协译：《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此外，苏联在二战后已逐渐转向追求世界性的大国利益，这一点可以用1946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一段表态做注释：“目前苏联已列于世界最有权威的国家之林，现在如果没有苏联的参加或是不注意到苏联的意见，无论哪一个关于国家间关系的严重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苏]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一九四五年四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时期中的演说和声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中文版）1950年版，第24页。具体到欧洲地区，苏联在战后初期视东欧为自身的势力范围，不容美国插足；而美国则试图凭借自身实力的增长建立世界霸权，不允许苏联对其权威和利益提出挑战。美国要保护资本主义的中心——欧洲，苏联却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东欧，由此欧洲便成了战后美苏矛盾冲突的主要地区。刘金质：《冷战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对于德国问题，美苏在战后有着类似的担心：一方面不希望一个独立的德国力量再次崛起；另一方面更害怕崛起的德国力量可能被融入自己的对手一方。所以美国和苏联都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来整合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处理德国问题，双方都试图把对方的势力或影响力排挤出自己的占领区。对此，美国冷战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对美国来说，真正的威胁是德国人技术上的能力和优势将与苏联人在资源上的潜力结合起来。”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48.因此，在分区占领制度下，各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起着国界线一般的作用，负责全德事务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在该委员会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通过的法令和命令多达一百余项，均因难以实行而成为一堆废纸。美国顾虑苏联“用共产主义取代**主义”，苏联则担心美国利用德国反对自己，双方都从国家战略高度看待德国问题，都想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该问题。德国境内的“各占领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展着，充满着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内容”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8页。
在战后初期的对德政策上，美国最早执行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摩根索计划”基础上制订的JCS—1067号文件的政策方针。在战争后期由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设计并以其名字命名的这一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剥夺德国的工业，不仅仅是作为赔偿而且作为保障盟国经济安全的措施”[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著，安徽大学外语系译：《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但由于该计划对德国的处置过于严厉，因此一出台便遭到了国务院和军方甚至是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华盛顿在对该计划进行修正后，参联会于1945年5月颁布了JCS—1067号指令。该指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摩根索计划的思维，但在对德改造上采取相对苛刻的政策同时却也在德国的统一问题上放弃了战争后期曾出现过的肢解德国的设想。该指令明确了美国对德政治目标是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领导下制订统一的对德政策。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Office of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1986， pp.15-32.JCS—1067号指令基本体现了美苏战后合作的理念，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是规范美国对德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此外，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也曾明确表示：“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德国被看成一个国家，最后由一个政府管理。”[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三联出版社1974年版，第224页。在上述政策思维指导下，美国在随后签署的《波茨坦协定》中遵循了“在占领期间应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的原则。
但随着美苏矛盾的显现，美国逐步认识到自身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而不是德国，其对德政策也由限制转为扶植并使之纳入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轨道。从1946年开始，围绕着占领区、赔偿、统一、非军事化以及拆除用于战争用途工厂等方面的德国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加深了美苏之间业已出现的裂痕和分歧。美国人认识到盛产钢和煤的德国是关系到欧洲经济复兴的中心，必须进行重建，并要求严格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对待以便提高重建速度。不过，美国并不打算将大量美元用于德国的复兴，他们感到这样做只能是使这些资金作为赔偿流入他国尤其是苏联的口袋。与此相对，苏联人竭力要得到赔偿，在满足自身经济利益追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莫洛托夫甚至公开表示红军进驻德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保证赔偿的支付。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使美国的对德政策更多地融入了反苏成分并开始逐渐转向主动采取行动分裂德国，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
战后初期任驻苏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是首位公开对《波茨坦协定》中关于德国统一内容提出异议的美国官员。他在1946年3月6日致电国务院，对政府内部通过建立德国中央机构打破苏联对东德的单独控制的过分乐观情绪提出了批评。凯南认为莫斯科准备巩固在东德地区的势力范围，然后试图借此战胜三个各自孤立的西方占领区，最终将整个德国拉入苏东集团。他表示目前摆在美国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其一，让德国实现有名无实的统一，但这样将很难抵御苏联的政治影响力对整个德国的渗透；其二，努力确保西占区对苏东政治渗透的抵制，将西占区纳入西欧政治集团而不是实现德国的统一。凯南认为中央集权的德国政府很可能落入苏联手中，使苏联拥有控制整个德国的机会，相比之下形成一个长期分裂的德国倒是一个两害相比取其轻的方案。FRUS， 1946， Vol.5， pp.516-520.凯南的看法得到了其上司美国驻苏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的赞同，后者也认为苏联正在试图将德国纳入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只有对此果断采取措施在西占区按照西方民主模式建立一个国家政权。FRUS， 1946， Vol.5， pp.535-536.
在1946年4月和5月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与苏联在德国对苏赔偿物资问题上发生了新的争执。美国要求管制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交出一份详细记录苏联已经从东德占领区获取赔偿物资的清单，并试图说服苏联放松在东西方占领区之间设置的经济壁垒，但都没有成功。美国驻德军政府军政官卢修斯·克莱（Lucius D. Clay）在5月26日给国防部的一份长电报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德国经济形势的担忧，提出了建立西部联邦以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并提议先将美、英占区合并，作为独立联合经济体的雏形。他认为如果无法在不久的将来就上述建议大体形成决议，那么美国面临的将是日益恶化的德国经济，由此产生的政治动乱局面将有利于亲苏势力在德国的蔓延，从而严重妨碍德国的民主化进程，使华盛顿在德国的其他政策目标一并落空。Lucius D.Clay， Decision in Germany， New York， 1950， p.26.克莱接着表示，在苏联人同意组成德国经济联合体之前西占区应停止向其提供赔偿。参见桂立：《苏美关系7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在1946年6—7月巴黎召开的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提出将四国占领区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进行管理并建立相关管理机构。美国主张先通过德国的经济统一为政治统一创造条件，但也意识到要按照自身的思维实现德国的经济统一，现实的做法是抛开苏联先与英占区各并进而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国家。但苏联强调的是政治统一，因此外长莫洛托夫强烈反对美英占领区合并，并认为美国是在酝酿分裂德国的阴谋。7月10日莫洛托夫发表了《关于德国命运与对德和约问题的声明》，强调在德国复兴的过程中应该首先在柏林建立起全德临时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以便于彻底清除德国境内的***残余，完成民主化改造并履行战争赔偿义务。对此，美国共和党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指出：苏联主张在处于苏占区中心地带的柏林建立德国中央政权，“这样他们就能由控制这个政权进而控制整个德国”。[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著，北京编译社译：《战争或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96页。英国在8月1日公开表态赞同美国合并占领区的建议，两国遂于当年12月2日签订《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
1946年9月6日，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了预示着美国对德政策转变的重要演说，阐明了华盛顿复兴德国经济、建立德国政府的政策目标。他声称美国人民愿意把德国政府归还给德国人民，美国人民愿意帮助德国人民使后者在世界上自由的、热爱和平的国家之林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公开声称要采取彻底抛弃之前的摩根索计划、执行复兴德国的各项举措。[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冲突与合作1941—1946年》（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1—1122页。冷战研究中的传统学派认为，贝尔纳斯的演讲是对7月10日巴黎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所提出的苏联对德政策的回应；而修正学派则认为该演讲是围绕着杜鲁门政府的冷战大战略而主动提出的对德新政策，是“美国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在德国对苏联发起的进攻”。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p.26.但无论如何，贝尔纳斯的演说至少说明美国对德政策的重大转折——从战后初期的严惩和压制转向扶植。
对此，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在1946年9月下旬的一份名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对德政策不是为了消除德国***主义的残余并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而是打算使德国在未来的反苏战争中站到美国一边。由于该报告是莫洛托夫授意写成的，因此基本反映了苏联官方的观点。左凤荣：《苏联走向走衰弱与解体的深层原因新探——以苏联的对外战略及其对国内发展的影响为视角》，[姜长斌教授指导]中央党校2001年博士论文，第58页。其实在战后初期，由于对美国行为认识的主观和偏颇，斯大林非常害怕美国的侵略。早在1945年，他就担心美国军队跨越东西方在德国的占领分界线，担心在美国的扶植下而崛起的西德国家会再次带来一场危害巨大的战争灾难。William Taubman， Stalin’s American Policy： From Entente to Détente to Cold War， New York， 1982， p.196.总之，斯大林在战后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极不信任的，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伊朗危机、希腊危机和土耳其危机的出现以及美英成立双占区的行动，苏联领导人的上述思维愈加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