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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论(1)

著作简况

一、书名含义

什么是《伤寒沦》?其实际含义是什么?这是困绕不少初学者的常见问题。

说白了,《伤寒论》其实是“论寒伤”。若直译过来,就是“论述寒凉(对人体的)伤害”。但仅仅这样理解,就未免失之于狭隘,比较合乎于书中具体内容的综合认识应该是:“论述寒、凉、温、热等四时之气与时行疫疠之气等诸多病邪对人体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及其发生、发展、变化的病理机转以及如何进行辨证论治、处方用药、护理预防的一部中医药学专著。”

这样表述似乎有些繁琐而累赘,但这也只是对全书知识要点的一个基本概括,其中蕴涵的医药学内容还有很多很多,远不是一二句话所能说全的。好在这已经点明了本书的主题和要旨,以后阅读起来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导致疾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本书之名为什么如此专注于“伤寒”呢?

这就需要从当时的气候条件和社会环境来认识。据著名气象物候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描述:东汉时期,我国气候趋于寒冷,有几年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人。三国时曹操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不结果,气候比汉武帝时寒冷。曹丕到淮河广陵视察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冻结,演习不得不停止。公元366年,勃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3年全部冰冻,冰上可以来往车马及几千人的军队。那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2~4℃。由此可见张仲景所处的时代气候是比较寒冷的。再者,当时是我国历史上社会政治最黑暗、动乱发生最频繁、经济破坏最严重、卫生防疫最糟糕的战争年代,人们生活在战火与饥荒之中,流离失所,颠沛惊恐,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就更加易于遭受寒凉病邪的伤害。以此推测,当时的外感病因尤以寒凉病邪为甚,故以“伤寒”命名,是有一定根据的。

感受寒凉等病邪就容易产生疾病,这固然是人们对疾病发生与发展的初浅认识。但“伤寒”二字,还有没有其他更多更广更高更深层次的特殊含义呢?

有!但这仍然需要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医药认识水平来探究。追溯秦汉时期及其之前的“伤寒”概念,可以发现“伤寒”几乎是多种发热性疾病的同义语,当时将各种各样的外感热病统称之为“伤寒”,此即《素问·热论》所言:“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也记载有“伤寒”的病名及症状。当时大都从外感风寒立论,治疗多行温法。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诊籍”就明确提出“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可见当时中医临床确已使用汤药来治疗伤寒热病了。由于伤寒热病的猖厥流行,这使当时医家必须重视对该病的研究,其在医学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所包含的实际内容逐渐扩大,其理论系统也逐步趋向成熟。汉代著名医家淳于意、华佗等均有关于伤寒热病治疗的论述。众多医家的探索与经验积累为张仲景的研究奠定了临床治疗与理论著述的基础,而张仲景对“伤寒”的认识则更为系统而深刻,他已经将“伤寒”的辨证论治推向了中医临床医学的一个阶段性高峰,《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学说较之《内经》、《难径》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认为“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而“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

如果将当时诸多医家对“伤寒”的认识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对“伤寒”的认识结合起来,就不难发现,“伤寒”二字在不同条件下还有其不同的特殊含义,至少可以说有“广义伤寒”与“狭义伤寒”之分。

“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备急千金要方》引《小品方》云:“伤寒,雅士之词,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肘后方》云:“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又云:“伤寒、时行、温疫,名同一种耳,而本源小异。”由此可见,“伤寒”是当时世人对各种外感热病总合的雅称,社会上也流传着“天行”、“瘟疫”、“时行”等不同称谓。

狭义伤寒是专指外感风寒、感而即发的疾病。《伤寒论·伤寒例》云:“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又云:“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即是指狭义伤寒而言。

《难经·五十八难》中描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前者“伤寒有五”是广义伤寒的概念,泛指多种外感热病,意即“广义伤寒”包括了“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等各种病症。后者“有伤寒”是狭义伤寒的意思,意即5种类型之中的一个病证,也就是5种外感热病中有一个是属于“外感风寒、感而即发”的狭义伤寒。

《伤寒论》以伤寒命名,书中论述了中风、伤寒、温病等多种病因致病及其衍生的各种各样的疾病类型,尤其是对于少阳热病、阳明热病、发黄、蓄血等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描述以及使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栀子豉汤、白虎汤、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大承气汤、桃核承气汤、抵挡汤、抵挡丸、大陷胸汤、大陷胸丸、小陷胸汤、大黄黄连泻心汤、葛根黄芩黄连汤、黄芩汤、白头翁汤、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麻黄连轺赤小豆汤、猪苓汤、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竹叶石膏汤、牡蛎泽泻散、枳实栀子汤等散热、清热、泻火、解毒、攻下、清营、凉血、和解清热、和解攻下、逐瘀攻下、逐水攻下、清热燥湿、清热化湿、清热利湿、清化痰热、清泄水热等诸多治疗温热性疾病的方药,就不难作出判断,《伤寒论》全书讲述的是包括“湿温、热病、温病”在内的广义伤寒。而书中《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中叙述的“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则是属于概念最小的狭义伤寒,书中用麻黄汤一类方药治疗的病证,均属于狭义伤寒。

此外,尚需说明的是,《伤寒论》中的伤寒病证与西医学中的“伤寒杆菌”与“副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疾病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西医学中描述的“肠伤寒”,如果按照中医辨证,主要证候应归属于“湿温”的范畴。

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著作,也是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辉煌成就与重要价值的一部经典著作。它继《内经》、《难经》等中医经典理论著作之后,系统地揭示了外感热病与多种杂病的诊治规律,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伤寒论》所确立的六经辨证及其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理论体系与治疗方法,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和实用价值,它既适用于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也适用于多种杂病的辨证论治,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并对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对《伤寒论》的学习与研究,称其“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因此,《伤寒论》是中医药工作者的必读医著之一。

二、成书背景

《伤寒杂病论》由东汉末年张机所著,成书于公元200~219年间。

张机生活的年代,恰值汉末建安时期。当时战乱不断,疫疠流行,死亡甚重,曹植曾有记述(《曹集诠评》第九卷):“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张机在论述自己编撰该书的背景、动机和依据时指出:“余宗族素多,向馀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是张机,字仲景,生活于公元150~219年间,是东汉南郡涅阳人,即今河南省南阳市。《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于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关于张仲景的里籍,古今认识有异,另一说法是:涅阳故城在今南阳市与邓县之间的稂东镇,地属邓县。按《水经注》记载:“涅阳,汉初置县,属南阳郡,因在涅水之阳,故名。”涅水,即今赵河。陈邦贤定为南阳郡涅阳;范行准定为南阳蔡阳;嗣后,廖国玉、张炎二氏考涅阳故城,在今邓县稂东镇;尚启东考为南阳郡棘阳,故城在今河南新野东北。

此书撰成之后,屡遭战乱,原著散佚。后经太医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得以流传。晋·皇甫谧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宋·林亿等在《伤寒论·序》中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李防《太平御览》引高湛的观点:“王叔和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明清医学家也多给予肯定和赞成。因此,学者多认为《伤寒杂病论》能得以流行于世,乃王叔和整理之功。

由于时代的变迁,该书的书名、卷数及分合也有变更。至北宋初,国家校正医书局收集到的版本有《伤寒论》、《金匮玉函要略方》等。关于《伤寒论》,“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证。”至于《金匮玉函要略方》,始由王洙发现。“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该二说见于孙奇等编订的《金匮要略方·序》。宋英宗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由校正医书局林亿等完成订定,并出版发行,此即成为宋以后所广泛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论伤寒,后者专论杂病。

学术思想

一、学术渊源

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东汉以前中医学的临床治疗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战国时的名医扁鹊、西汉的仓公淳于意、东汉的太医丞郭玉等,均属理论上有高深造诣、临床上具相当水平的医学大家。至东汉末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已逐渐形成,如《内经》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辨证论治、方剂配伍、药性理论等已基本完备;《难经》则在脉法诊断、针刺腧穴和脏腑病传理论等方面有较多发展;专门论述药物产地、功用、主治的《神农本草经》以及专门论述药物合和、汤液治病的《汤液经》亦已问世,复方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这些都为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张仲景是在系统总结与继承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和人民群众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著成了《伤寒杂病论》。它既是对前人理论与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医学术理论的再创造。从《伤寒论》的自序、条文并结合有关史料分析,其学术渊源大致是:①基础理论主要继承于《内经》、《难经》、《阴阳大论》等;②诊法是从《内经》、《难经》而来,不过其间的脉诊系将《内经》的三部九候法简化为上中下三部(人迎、趺阳、少阴)诊法,并将其与《难经》的独取寸口法有机结合而成;③药学理论系全面继承了《神农本草经》及《胎胪药录》的成果,并在临床实践中予以发扬光大;④方剂主要来源于上古的《汤液经》,并在此基础上“博采众方”而成;⑤诊治疾病的方法是在综合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充分继承了众多先贤名家的经验而成。当然,张仲景的成就不止是对当时经验的简单总结,而是加以系统化与提高,他的工作使当时比较散乱、比较粗糙的伤寒理论及治疗经验,形成比较规范、比较完整,包括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辨证施治体系的伤寒学说。从伤寒的病因病机、发展转化规律、证候诊断、治法方药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二、学术沿革

《伤寒杂病论》撰成之后,屡遭兵火洗劫,原著散佚不全,未得广泛传播。一直到西晋时期,才有太医令王叔和进行搜集、整理和编次。他在《伤寒例》中云:“今搜集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由于王叔和所处的时代距离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的日期相隔不远,又担任太医令之职,有获得《伤寒杂病论》的条件,更兼其热爱医药事业,因而担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隋志·梁七录》中载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隋书·经籍志》中载有《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唐代医家孙思邈深以“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为憾事,因而着力搜集。早年仅得仲景方药46首和部分条文,载于《备急千金要方》卷九、卷十。晚年才得窥全貌,并采取“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办法整理编次,载入《千金翼方》的卷九和卷十,共392条原文、109首方剂。王焘也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外台秘要》中称《张仲景伤寒论》有十八卷,所引用的原文涉及今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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