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经济学观念
经济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强烈的功利性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说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济竞争是无情的、残酷的，但是经济竞争恰恰是经济活动的集中体现。
经济学是研究、探讨、分析经济活动中现象与本质的学问，而经济竞争是破解这门学问的中心点。可以说，洞察了经济竞争的奥秘，也就彻底了解了经济学的全部。知识经济的今天，经济竞争虽然转移到知识竞争的层面上，但竞争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各个富商利用自己的优势，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以己之长，伐敌之短，用智慧、诡计相争斗，用心计、权术相往来。
经济竞争实质上就是为了争夺有利的产销条件和商界中的优越地位，经济竞争中所使用的一切方法恰恰与经济无关，对于一个想在商业活动中一展身手的人而言，头脑中保持这些非经济学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
每一次精彩的竞争，都是由一个或若干个勇于创造、梦想改变现实的竞争者来制订并促成实施的。在竞争的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还是人——竞争者。他们充满创造的激情和渴望，头脑中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血液中流淌着火热的激情，骨子里浸透着非凡的毅力。他们生机勃勃的智慧轻轻嘲笑着很可能让人陷入混乱和绝望的风险，他们敏锐的眼睛紧紧盯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竞争，与其说是一种设计、一种安排、一种选择、或是一种决定，不如说是一张改变现状的蓝图，有人将这世界看作一个大舞台，那么，竞争人生事业就是在自编、自导、自演一幕戏剧，每个人都必须争作一名出色的编剧、导演。更重要的是：必须是一名优秀演员，好生意不是找来的，而是策划出来的，竞争制造的“原子裂变”效益为竞争者开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作为竞争载体的竞争者将是最先富起来的人。
李嘉诚被称为“住宅楼”大王。香港，地蹙人繁，很难筹划出一块地皮兴建住宅楼群，香港兴建大楼群的难度极高，光有雄心不成，还得有耐心和决心，才能筹划出大幅地皮。
而李嘉诚却先后发展了五个庞大楼群，容纳人口相当于一个新市镇，这份魄力和毅力，固然一般人难以企及，便是其他地产大豪环顾之下，一时也找不出个第二。收购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被股市视为战役，突出了商场如战场的斗争尖锐性。李嘉诚给自已定下高标准的商战宗旨——决不故意收购。收购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要被收购的对方欣然同意，交易才能成事，既要天时、地利的良好形势和机遇，也要人和，因此要有高水平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要具备收购艺术的素质。李氏便具有这种素质。
“和记”和“黄埔”是两大公司系列，其前身是和记洋行，成立于1978年，是香港最老资格的英资四大洋行之一。1979年，李氏因“和黄”经营不善廉价从汇丰手上购得和黄22．4％股权，兵不血刃，又祥和一片，毫无收购战的火药味且完全是善意之举，轻巧之间将和黄收购，成为华资收购英资四大行的第一人，与包玉刚的收购战相比各有千秋，一个是和风细雨，将人间春色尽揽入怀，一个是黑云压城，以万钧之力摧枯拉朽，李氏不战而屈人之兵，更胜一筹。
李嘉诚收购和黄目的在于看重“和黄”的土地资源，也是为实现其黄埔花园的物业发展大计。1984年底，和黄宣布投资40亿港元在黄埔船坞原址上，兴建11224个住宅单位。这个与当时被人们赞为世界最大住宅发展计划的黄埔花园，不仅轰动香港地产市场，也蜚声海外。而这个划时代的世界最大住宅楼发展计划得以实现的前提则是收购和黄的胜利。
1986年初，香港《信报》首次刊出香港十大财阀金榜，李嘉诚以长江实业、和记黄埔、港灯集团和青洲英坭4家上市公司的大集团，总共市值342．88亿港元，荣列财阀首席，从此李嘉诚一直高踞金榜第一把交椅以至今日。
1988年1月底，长实系列四大公司（长实、和黄、港灯、嘉宠）联合宣布它们组成的两家公司已向香港联合船坞公司购入位于茶果岭及其某地的油库地皮，斥资78亿港元将该两幅土地发展为两个庞大楼群。这是与黄埔花园媲美的又两个大楼群。人生十月怀胎，当母亲的功劳已够伟大了，李嘉诚这两大楼群计划的筹划远远在十年以上，又岂止十月怀胎而已。它的构思早在收购和黄之前便已酝酿，购得和黄之后不久，条件初具，便开始与蚬壳公司商量换地，进行具体计划。策划完成另一项大收购行动。这就是涉资达29亿港元的收购港灯集团之举。李氏的进取之心，在此可见一斑，若是收购和黄之后，李氏安于现状，也就不会有收购港灯集团之举。
香港电灯集团（简称港灯）是香港与中华电力公司并肩的两大电力公司之一，也是世界最古老的电力公司之一（已有百余年历史），负责供应港岛电力（中电主要供应九龙新界）。原系置地公司旗下机构。置地自从丧失九仓，与母公司怡和洋行惧于华资财团虎视眈眈而实行相互控股40％以保股权不失的连环计。可惜天不作美又加人谋不济，置地投资决策失误，不但在白笔山、美丽华两项发展计划中损失30多亿元，又在收购港灯、电话公司中动用资金数十亿元，以致负债累累，高达158．8亿元，成为香港当时最大负债公司。只好出售港灯、电话等公司套现应付。
于是，李嘉诚掐准时机，问鼎港灯。李嘉诚一向善于等待时机，看准怡和、置地当时窘境，不急不躁，静候良机成熟遵循善意收购宗旨，不作强行敌意收购打算，坚持两厢情愿，置地不堪百余亿元巨债的重负，而交易广场第三期亟待动工，急需资金，终于在1985年1月，怡和主席西门·凯塞克与李嘉诚再度协商，只16个小时便达成协议。由和黄以低于当日市价10％的低价，动用29亿港元收购了港灯。以市价计，李嘉诚为股东省下了4．5亿元。李嘉诚笑逐颜开，以签发香港有史以来最大额29亿元的一张支票而自豪。这一役，李嘉诚收购高明之处不但在于低价成交而且在于对方心甘情愿，不感吃亏，反而感谢李嘉诚的及时雨之援。这种不动兵刀，不打嘴仗的善意收购，可以说是李嘉诚市场争战的特色。协议成效，西门舒了一口气说：“公司不再处于动荡了。”喜在言外。交易后不几天，置地便宣布以7．5亿元兴建交易广场第三期，如释重负。可见，李嘉诚收购港灯，给人一种王者之师的气概，不仅无剑拔弩张的气氛，反而有仁义之师的形象。
关于李嘉城收购和记黄埔与港灯集团的壮举，著名传记作家林士明以生花之笔写道：“其间收购、换地、补价诸事，有斗智、有忍让、有情商，不一而足，但都能精心策划，锲而不舍，耐心候机，不勉强、不接火、平平和和，以无比的毅力、魄力使种种复杂艰苦的问题和困难，一一得到解决。其用心之深，设思之巧，算度之深，处心之耐，不能不令人为之心折。特别是涉及四大行之一和黄洋行与29亿元的百年大电力公司港灯集团的收购，既未强行敌意从事，完全善决洽商进行，双方满意交易而退，非有高度收购艺术，焉能做到。”
据国外统计，在一项新技术或新发明中，约有90％的内容是通过各种情报或间谍途经获取的。
美国专家承认：“在美国现在是小公司偷大公司，大公司偷小公司，人人都在偷窃。”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成的科学资料，被人“偷去”了，这样不仅仅是价值连城的技术资源化为乌有，企业也有可能失去生命力。美国杜邦公司用11年时间，花了2500万美元研制成功了合成尼龙工艺，日本获悉后，只花了700万美元购买了专利，两年时间就投产出口，很快赚取了9000万美元。这就是日本的成功之道。
如何在新时代里，以新的形态参与经营，则必须收集大量新的情报，并善以运用。每个商人都有情报，但不分析情报，便无法聚成智慧。所谓的取材与新闻记者寻找新闻体裁的态度一样。
为了取材，除了必须明白情报的来源外，迎合拥有情报者的欢心也是很重要的。
法国米什兰轮胎公司，以生产汽车轮胎闻名于世，钢丝束子午线轮胎就是该公司发明的，该公司实行高技术生产。1964年，戴高乐要参观这个工厂，却遭到了当时49岁的米什兰的拒绝：“假如你一个人来厂参观我欢迎。但我想，你是不会一个人来的，我不愿在您的随员中有人偷我的技术。”结果，法国总统被拒之门外。
言多语失，对个人尤为重要。守口如瓶，在商场中是极为重要的。本田精工总裁本田秀曾斩钉截铁说：我的工厂一向不给人看。一方面，专家看了就会知道我们的秘密：另一方面，保密也是我们所提供给买主的一个销售点。
商战中更看重用计、用智，而非使用常规的经济学观念进行运作。这种作法在商界中，人人皆知，但都心照不宣。
在美国内战期间，西联电报公司在美国处于垄断地位，其总经理是诡计多端的老范德比。古尔德早就看上了西联电报公司，只是老范德比不好对付，因此只好等待时机。老范德比死后，由其大儿子威廉·范德比继承公司。不久，爱迪生发明了四重发报机，比原来的电报效率提高了一倍以上。西联公司派艾克特与爱迪生谈判。临行前，威廉叮嘱艾克特要用低于5万美元的价格收买爱迪生的专利。威廉·范德比自以为西联是一垄断公司，爱迪生别无他择，一定稳操胜券。
然而，艾克特是古尔德预先设下的内线。他一边与爱迪生谈判，一边把谈判的进展告诉古尔德。
在谈判的第一天夜间10点，古尔德与艾克特一同乘车赶到爱迪生家，把爱迪生请上马车，然后直奔古尔德公馆。
一到古尔德家，艾克特忙说：我今天上午跟你谈判的时候，是代表西联，现在我代表的是现在成立的美联电报公司。我与古尔德先生愿意出10万美元收买您的专利，而且要请您也任本公司总工程师，薪金好说。爱迪生是科学家，不懂生意经，他觉得这个条件比西联的好多了，因此就承诺下来。
古尔德在撤走西联总工程师和掌握爱迪生这张王牌的形势下，要挟西联。威廉·范德比大呼上当，几乎气死，然而又束手无策，只好同意两家公司合并，由古尔德任总经理。
竞争能使资金累累，竞争能使事业成功。在竞争中施展高招的人，正是其中最大的成功者。
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产物，对于个人而言，如何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致胜之法，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二、非哲学观念
现实生活中，对潜在的严重问题趋于危急之前，能否及时地发现并且处理它，对事业的成功与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新时代经济神话的缔造者比尔·盖茨在纽约的一次公开演讲说：“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要比思考问题的人重要的多，在过去时代，人类依靠哲学家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甚至上帝的思考，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取代那些思考，甚至取代上帝的关注。”
这段话向我们指出所面临的时代是全新的时代，是新知识、新科技的时代，也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代。思考问题是哲学家的起点与归宿。几个世纪以来，对哲学家及哲学的崇拜使人们一直相信思考的重要性。殊不知，在人生奋斗中，思考也会带来无边的黑暗误区。很多权威人士指出，过度依靠个人思考能力，而忽视自我的判断力，发现力及采取行动和能力，会给自我未来事业带来极大的伤害。人们的经验往往是从所发生事件中的积累起来的，尽管解决问题所必须的思考是需要的，但不是绝对的，对于成功人士更为严峻的要求是实践。
领导世界汽车潮流的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真的在“福特”面临危机时，无动于衷吗？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由于对T型车的开发，早先就确定了它在美国汽车工业的霸主地位。
本世纪20年代初，时值美国汽车工业全面起飞的时期，各大汽车公司纷纷推出色彩明快鲜艳的新型汽车，借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爱好，因而销量大增。唯独黑色的福特车保持不变，显得严肃而又古板，销路急剧下降，出现了十分不景气的现象。
但是，无论对各家要求福特供应花色汽车的代理商，还是对公司内的建议者，福特总是坚决顶回去：“福特车只有黑色的。
我看不出黑色有什么不好，至少比其他颜色耐旧。”
生产逐渐艰难了，福特公司开始裁减人员，部分设备停工，将夜班调成白班以节省电灯费，公司内外人心浮动，连福特夫人也不知福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有点沉不住气了。
福特先生笑着说：“这是我的袖里乾坤，先不告诉你，等想妥了再说。”夫人担心公司员工牢骚太盛，会不会人心涣散。
然而福特信心十足地说：“我们公司的待遇高于任何企业，员工不会生二心，同时他们知道我是绝不服输的人，相信我不跟别人生产浅色车，一定另有计划。”
公司有人建议说，至少我们应该有新车在市面上销售，不至于让别人说我们快倒闭呀。
福特先生诡谲地一笑：“让他们去说吧，谣言越多对我们越有利。”人们感到很奇怪，问公司是不是正在设计新车？是不是跟别人一样，会有各种颜色的新车？
对于各种疑问，福特先生回答说：“不是正在设计，是已经定型了，也不是跟别人一样，而且我们的新车比别人的都便宜！”
这就是福特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之一，购买废船拆卸后炼钢，从而大大降低了钢铁的成本，为即将推出的A型汽车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927年5月，福特突然宣布生产T型车的工厂全部停工，这是公司成立24年来第一次停止新车的出厂，市面所卖的都是存货。
消息一出，举世震惊，猜测蜂起。除了几个主管干部外，谁也摸不清福特打的是什么算盘。让人奇怪的是，工厂停工后工人并没有被解雇，每天依然上下班。这一特殊情况引起新闻界的极大兴趣，报上经常刊登有关福特的新闻，人们越来越感到好奇。
两个月后，福特终于透露，新的A型车将于12月应市。这比宣传工厂停工引起的震动更大。
年底，色彩华丽、典雅轻便、价格又低廉的福特A型汽车终于在人们的长期翘首等待中源源上市，果然盛况空前。
福特A型汽车形成了福特公司第二次起飞的辉煌局面。
个人发现机会的技能，必须通过个人在事业中的直接经验才能熟悉。
著名投资家索罗斯说：“尽量地利用机会是一个富有意义的、确切的工作的定义。它暗示着与其说是效率，不如说是效果，是人所必不可少的实质。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怎样把所有的事情做好，而是怎样集中资源和力量去寻找正确的事情来做。”
一个人不经过实干不能发现机会，实干对于学习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