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晁盖和宋江那里，“忠”、“义”有本质不同的含义，这在第四十七回和第七十一回中说得非常清楚。在第四十七回中，晁盖说：“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这里的“忠义”是大忠大义，而在第七十一回中作者有明确的交待：“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与晁盖的“恐托胆称王”相比，宋江的“忠义”无疑就是小忠小义了。
由于社会理想与现实秩序的矛盾，与之相对应的“义”和“忠”往往不能并存，因此，在现实中，“忠”、“义”实际上不能两全。由于宋江等人所“忠”的封建王朝决不可能容纳义军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意义上的“义”，所以，宋江和义军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而历史的发展也告诉我们，只有当代表社会理想的“义”压倒着代表现实秩序的“忠”时，社会才能呈现出应有的活力。
当然，即使弄清了忠义观念，我们也许并不一定能改变现实，但起码我们自己会活得得明白一些。
选贤任能与事必躬亲
识大体，弃细务，选贤任能，使各负其责，是治国之道，这个道理我们都是懂得的，但问题是人不是机器，即使你选好了，如果不加监督，或是不善领导，本来好好的人才也会变坏的，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是不胜枚举的。因此，选贤任能与事必躬亲就成了领导者要解决好的矛盾。
唐宪宗时期的宰相杜黄裳就曾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说：“帝王对上承受着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民族和邦国的重要责任，必然朝夕忧劳，固然不能够自图清闲和安逸。然而，君主与臣下是各有职分的，国家的法度是有一定程序的。如果能够慎重地选拔天下的贤才，并且将重任托付给他们，制定法则，当他们立功的时候便予以奖赏，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便处以刑罚，赏罚分明，不失信用，选拔与任用都出以公心。这样的话，哪还会有什么人不肯竭尽全力为朝廷办事呢？朝廷还会有什么寻求的目标不能实现呢？……贤明之君在寻求人才的时候是辛劳的，而在任用人才以后却可一劳永逸，这便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而使政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交易等烦琐细小的事情，应由职能部门去办理，不是君主所应该躬亲过问的，如果事必躬亲，那就会管不胜管。……过去，秦始皇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每天一定要阅读一定数量的奏章，不可谓不勤勉了；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检验发行文书，隋文帝在议事的时候，侍卫们只好互传食物充饥，这些人不仅对当世全无补益，反遭后人讥笑，费力不讨好。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情理啊！”
但任何事情都不能片面看待，上述的做法首先是建立在有一个头脑明白的皇帝的基础上的，如果皇帝糊涂，不仅上述的理论无法实施，那实在将是亡国之道。中国历史上就有许多皇帝因为贪图享乐，疏于政事而导致了政治腐败乃至亡国。因此，只有将勤勉地处理政事和上述的做法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宋太宗也一个事必躬亲、兢兢业业的皇帝，说他日理万机，恐怕也不太过分，他用这种方法将一个百废待兴的新王朝支撑起来，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要和每个在朝的官员谈话，听取他的报告或建议，这实际上是很繁重的事。这天，轮到一批官员上殿引对（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不少犯过错误降职安排到闲散职位上的官员，面对皇帝痛哭流涕，诉说由于俸禄被削减，生活艰难，宋太宗耐心地听他们诉说。轮到由开封判官贬为卫尉少卿的吕端时，却不一样，只听他说：“我罪过很大，但皇帝待我恩重如山，如果派我为颍州副使，我就满足了。”宋太宗心里高兴，他知道吕端是个十分有见解有才能的人，在大事上从来是不糊涂的，说：“我是了解你的。”不久，吕端官复原职。一个月后，又被提升为副宰相。
对于朝廷的财政问题，宋太宗历来都是十分关心的。一天，他专门把负责财政的李薄等人都召至崇政殿，要求每个人都畅所欲言，对财政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李薄等二十七个人受宠若惊，请求给些笔、纸，当面就写成报告，提出了七十一条建议。宋太宗看了，觉得他们提出的有些建议很好，也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是尽职尽责的。他从中选出四十四条切实可行的建议，批转给了有关部门采用，另十九条批转主管财政的官员筹办，对有些有价值的还要进一步研究讨论，并派御史出席监督。对于李薄等人，不但赐给钱财，还都升官。
宋太宗对官吏的长处和短处都十分清楚。有一天，他对宰相们说：“那些管理财政的官员所提的建议颇有用处。我曾对陈恕等人说过，若论文学和史学，这些人比你们差远了，而如果论钱粮之事，他们从小就接触，十分熟悉。你不应该看不起人家，应当虚心请教，一定会有帮助的。可是陈恕不肯放下架子，后来就是本职工作没有做好。”宋太宗这时召见陈恕，指责了他一番，陈恕这才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叩头承认错误。
有时。对于一些很小的事，宋太宗也要过问。按照当时的规定，监军不准携带家属上任。但王宾任监军后，他的妻子极好吃醋，为人也极凶悍，自己擅自尾随而来。王宾赶不走她，拿她没有办法，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上书报告此事。宋太宗知道后，居然亲自叫来了王宾的妻子，训斥了她一番，让两个卫士打了她一顿，并处以杖刑一百，配给一个当兵的作妻子。当天晚上，她就死了。
陈州百姓张矩，杀害同乡王裕家两条人命，知州田锡循私枉法，没有处理，致使王裕家里的人跑到京城申诉。宋太宗派两位朝廷官员审问，结果事后都说：“张矩并没有杀人。”后来，王裕的儿子应募当兵，寻机见到宋太宗说：“我并不想当兵，只是为了借机申诉我家的冤枉！”宋太宗大怒，下令御史台重审此案，终于将张矩法办。那两位朝廷官员和陈州知州田锡、通判郭渭。一律贬官！
宋太宗日理万机，细大不捐，较好地处理了选贤任能与事必躬亲之间的关系，使宋初呈现出大治的局面。
选贤任能，使人各负其责，自己落得一身轻松，是每个领导者都向往的事。但是，世上绝没有那样简单的事，如果想真正做好选贤任能，自己就必须要了解情况，掌握方法，处处走在前面，真正地起到“领导”作用，这实际上是更为重要的“事必躬亲”。如果将自己的一摊子事交给一个人，自己回家睡大觉去了，那与土地主出租土地又有什么两样呢？
人格和官位
按理说，人格与官格是统一的，意思是说，人格越高尚，官格就也就越高尚，官也就做得越大。然而，在传统社会里偏偏不是这样，相反的情况倒是经常出现，那就是越是无耻，官就做得越大；越是清廉正直，就越是沉沦下僚。因此，在传统社会里，形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人格与官位成反比，无耻与官位成正比。
其实，这并不奇怪，在传统社会里，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道德与帝王分离、人格与官格分离的国度。别说做了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人格，只剩下了官格，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且让我们以五代时期的张全义为例。
张全义，生于公元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濮州人，原名张居言。张全义出身十分贫苦，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张全义长大以后，为了生存，便到当地的县衙里当了仆役，曾多次遭到县令的欺压和污辱。因此，当王仙芝的起义军到达濮州一带时，他就积极地参加了王仙芝的军队，王仙芝失败后，他又加入了黄巢起义的大军。在军中，张全义作战勇敢，又精明能干，迅速得到提升，在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后，他被任命为大齐农民政权的吏部尚书兼水运使。在当时，吏部尚书主管政府的官吏考核与任免，权力大，职位也十分重要；而水运使更是担负着为长安百万义军从水陆筹集粮饷的重任。从这两个职务可以看出，张全义在黄巢起义军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久，黄巢大起义在唐朝军队和唐朝借助的外族军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张全义也像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一样，投降了唐朝。当时，张全义见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较有势力，就投靠了他，诸葛爽屡次派他剿杀起义军残部和袭击其他军阀，张全义都很卖力，立了许多战功。在诸葛爽的推荐保举下，张全义被任命为唐朝的泽州（今山西高平县）刺史。不久，诸葛爽病死，其部下李罕之与刘经相互仇杀，都希望能占领洛阳。当时，张全义是刘经的部下，刘经认为张全义既可靠，又富有作战经验，就派他去抵抗凶悍的李罕之。张全义带着刘经给他的兵马来到前线，发现李罕之的势力很大，而且战斗力很强，不仅自己，就是刘经亲自来也无法抵敌。在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后，张全义就投靠了李罕之，反过来与刘经为敌。刘经见张全义背叛了自己，只得向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求援。在诸葛仲方的支持下，刘经打败了李罕之。李罕之见刘经求救于人，也不甘示弱，就向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大军阀李克用求救，在得到了李克用的帮助后，他又反败为胜，占领了许多地方。这样，张全义又被李罕之保荐为河南尹。
起初，李罕之与张全义关系很好，二人在臂膀上刺字结盟，彼此相处十分融洽。但李罕之好大喜功，有勇无谋，性情贪婪粗暴，心中轻视张全义。他听说张全义平日勤奋节俭，为政清廉，比较注重农耕，嘲笑说：“这不过是一个田间的农夫罢了！”平时相处之中也有意无意的流露出轻蔑之意。张全义每次听到这种话。只作没听见，淡然处之，并不和他计较作对。李罕之多次向张全义要谷物布帛，张全义都如数付给，从没有驳回过。可是李罕之索要没有止境，河南难以供给，稍微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就用刑具拘拿河南的官吏押到河阳用棍棒殴打。致使河南的将领佐官们都很愤怒，纷纷请求采取行动来对付李罕之。
张全义却说：“太尉李罕之所要的东西，怎么能不给呢！”样子好像是怕李罕之似的。李罕之听说此话，认为张全义软弱可欺，便得寸进尺，更加骄横起来。李罕之的手下人从不耕种庄稼，专门通过抢劫掠夺搜刮资财，吃人肉当作粮食。这河南尹的官虽比泽州刺史的官权大了些，却很不好当。李罕之是个只懂得杀人劫掠、征战杀伐的军阀，根本不懂得安顿流民，组织生产，因此，总是接二连三地向张全义催逼军需物品。当时民生凋敝，饿殍遍地，军粮极难筹集，尽管张全义努力供应，还是无法满足李罕之的要求。再加李罕之性格暴躁，稍不如意。他就对送粮官员大加挞伐，弄得无人敢去送粮。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许多部下都劝张全义脱离李罕之或是干脆反叛，可张全义总是好言劝慰，不露声色。
张全义自己也深深知道，长此以往，自己必然会与李罕之闹翻，必须及早作打算。于是，他一面表面上顺从李罕之，在军需方面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李罕之不起怀疑之心；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准备，窥伺时机。公元888年（唐僖宗文德元年），李罕之再启战端，率兵攻打晋、绛二州。张全义见时机来临，就带领本部兵马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李罕之的河阳，自封为河阳节度使。李罕之闻讯大怒，立刻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也马上派兵帮助李罕之前去收复河阳。在未占领河阳之前，这年二月，为扩大地盘，获取资财，李罕之发动全部人马攻打绛州，绛州刺史王友遇投降，临近各州都担心李罕之来攻。李罕之攻克绛州以后，又攻打晋州。护国节度使王重盈见其来势凶猛，便暗中联合张全义以图谋对付李罕之。
张全义对李罕之的人马到处掠夺和无休止的索取，早已心存不满，此时他认为时机已成熟，应该好好教训他一下。张全义与王重盈暗中约定，王重盈原地迎敌，张全义抄其后路。张全义暗中派发河南各县的民兵，夜间，趁着李罕之的人马大部去攻打晋州，防备空虚之际，猛攻洛阳，黎明时分，张全义的人马进入河阳三个城区，将李罕之的家人全部俘获，李罕之化妆后翻过城墙徒步逃走。
张全义就已做好准备，同军阀朱温联系，求他帮助，朱温也正想扩展势力，便欣然接纳，派兵帮他守住洛阳。当李克用的军队来到时，朱温的援军已严阵以待，李克用的军队只好撤走，朱温帮了张全义的大忙，从此，张全义就投在了朱温的门下。朱温对这张全义并不放心，不敢给他兵权。于是，给了他一个没有实际兵权的检校司空的军衔，并仍让他做河南尹，去河南一带组织生产。
张全义到了洛阳，看到的只是一片荒凉败落的残败景色。洛阳虽是名都，但自唐朝的安史之乱以来，就屡遭破坏，在晚唐的军阀混战中，洛阳更是倍受其害。等张全义治理洛阳时，他在洛阳只找到了一百多户人家，四五百口人，这个历史上的军事、商业、文化重镇已残破到了这种程度，不用这些数字是无法表明的。张全义并不灰心，他出身农民，确实有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只带去了一百多个部下，就把这一百多人分成几十组，每三两个人拿着榜文和旗子组成一小组，到洛阳所属的十几个县去招收安顿流民，并制定具体措施：一是暂时不收租税，二是减轻刑罚。这样，在他的努力之下，数年之后，每个县都招募安顿了数千户流民。接着，张全义就趁农闲组织强壮男子练武，逐渐建立起了一支两万多人的军队。
他亲自参加劳动，十分关心农业生产，也关心当地农民的生活。他经常出去巡视，见种得好的田地，就奖赏主人；见了耕种不好的田地，就责备主人。有一次，他了解到一块田地荒芜是因为田主缺少耕牛和劳力，就倡导大家互相帮助。当时，洛阳一带流传着这样的话：“张全义见了歌女舞妓，也难得笑脸，见了好的庄稼，就会眉开眼笑。”后来，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发展到代唐自立。朱温用武力把唐昭宗挟持到洛阳，做好充分的准备，想废掉唐朝，建立他的朱氏后梁政权。但洛阳地区是张全义的势力范围，他在这一带的威信较高，朱温生怕张全义反对他篡唐自立，就事先撤掉了他的河南尹的职务，把他封为东平王，给他换了一个中书令的虚衔。
张全义已是官场老手了，他深深地知道，朱温仍然不相信他，这时候唯一的办法，是在朱温自立为皇帝的时候替他出力，这样才能表示出自己的忠心，取得朱温的信任。于是，张全力替朱温出谋划策，把河南一带的财力都集中给了朱温，让他自由地调度使用。这么一来。朱温真地相信张全义了，再加上张全义一再上表辞谢，说自己不配封王，无力担任中书令的职务，弄得朱温都有些感动。在朱温当了皇帝后，对张全义加官进爵，封他为魏王，让他重做河南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