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李世民的东征西战中，房玄龄每到一处，十分注意搜集当地的民情习俗及前代的文献资料，为他以后制订决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平定各地的起义军以后，房玄龄被李世民封为临淄侯，升任为秦王府记室，掌管一切军政文书，有许多文件需要他亲自起草，他才思敏捷，文辞优美，气度恢宏，史书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事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后来，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企图除掉他，以免将来生乱。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了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促成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他一直连任相职，直至七十岁病逝。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来。”在这一点上，房玄龄对唐太宗极其赞赏。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勿滥，决不做滥芋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评论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对于个人的声誉，从不计较。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烦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象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炼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就损失了十之七八。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房玄龄自幼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相职期间，他主持编篡了对各类图书的搜集整理，以及《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唐太宗问房玄龄道：“为什么历史上修的本朝国史，都不让皇帝本人亲眼见到呢？我想看看你主持修的国史，不知是否可以。”房玄龄说：“国史应据实而写，这样就必定会写到皇帝不好的地方，有时还会加以抨击，理当不让皇帝亲眼看到。”唐太宗反复解释，说要看国史并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这才同意让他看。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并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房玄龄能善始善终的原因有三：一是极早投奔李世民，历史清楚，无查不清的问题；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确实离不开他；三是他虽有大权，但绝对构不成对李世民的威胁，多是办理事务，为李世民提供咨询，并无独挡一面的真正权力。有这三条，只要不是生于桀、纣之世，就能保全首领，生逢明君，则可成就一番事业。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概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龄稳稳地当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也算是中国仕宦史上很少见的情形了。
奇人李泌
在唐朝，李泌是一位奇人。他既当过隐士，又当过宰相，在风云激荡的唐朝中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实属难能可贵。
据史书记载，李泌在唐朝，前后侍奉过三个君主，多次在父子骨肉之间巧妙周旋，弥缺补漏，救危扶难。世上很多人把他比做汉代的张良，其实李泌所处的境况与张良相比更为复杂和棘手。因为张良遇到的是豁达大度的贤君，而李泌所遇到的都是性情多疑且萎靡不振的中才之主，要想在这些君主中取得平衡，没有超人的才能是无法做到的。
唐德宗时，有人密告大长公主淫乱，并且以巫术咒人。唐德宗听后大怒，将大长公主幽禁在宫中，并严厉责备太子。太子因此请求与萧妃离婚。唐德宗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召见了丞相李泌，把这件事对他讲了，想听听他的意见。并且对李泌说：“舒王近来已有很大长进，孝敬、友爱、温良、仁义，是不是可堪造就呢？”
李泌说：“陛下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要将他废掉而另立一个儿子呢？您想一想，陛下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尚且怀疑，又怎么能相信别人的儿子呢？舒王虽然孝敬，但是，从今以后，您可要心中有数，不要指望他对您孝敬了。”德宗说：“你违背了我的意思，难道你不爱惜你的家族吗？”李泌说：“我正是因为爱惜我的家族，所以才不敢不把话说完。如果我贪图一时的恩宠，对您委屈求全，您将来必定反悔，必定埋怨我说：‘我任用你为宰相，当时竟不力谏，才把事情弄到这个样子’，因此，您将来一定要杀我。我老了，残年不足惜，但如果杀了我的儿子，立我的侄子为继承人，我未必能享受到今天的祭祀了。”于是痛哭流涕。
德宗也流泪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李泌回答说：“这是一件大事，希望陛下慎重行事。自古以来，父子相疑，没有不亡国灭家的。难道陛下不记得建宁王是怎么被杀的吗？”德宗说：“建宁王叔确实是冤枉的，只是肃宗太性急了。”李泌说：“我过去因建宁王被杀而辞去了朝廷的官职，发誓不再到天子身边做官，如今又当上了陛下的宰相，又要亲眼看到了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先帝（指代宗）自从建宁王被杀以后，常怀危惧之心。在我临别那天，我为先帝朗诵了《黄瓜台辞》，肃宗感到后悔，流了泪。”
德宗听了李泌的这番话，心绪稍稍平缓了一些，问道：“大唐贞观、开元年间，全换了太子，为什么没有灭亡呢？”李泌回答：“从前，承乾（太宗所立的太子）想谋反，事情被发觉了，太宗派他的舅舅长孙无忌与朝廷中的几十个大臣审问他。真相大白后，当时还有人求情说：‘希望陛下不失慈父之爱，让太子留下一条性命。’太宗同意了，并废黜了魏王泰。现在，陛下既然已经知道肃宗性急，也认为建宁王的死是冤枉的，臣感到很庆幸，因为陛下能够明察秋毫，希望陛下能够以此作为前车之鉴，审慎再三，悉心考察，一定会看到太子没有什么阴谋不轨的行为。他如果真的有不法行为，愿陛下按照贞观年间的法来处置他，废黜舒王，立皇孙。那么百代之后，执掌天下的人还是陛下的子孙。至于开元时，武惠妃诋毁太子李瑛，后来李瑛兄弟被杀，国人都感到怨愤。这是今后的帝王应该引以为戒的，为什么还要效法呢？况且，太子住在宫中，并未接触过外面的人，也没有干预过外面的事，怎么会有异心呢？那些向您进谗言的人，极为狡诈，即使有像晋愍怀那样的亲笔信，有太子瑛穿的兵甲那样的证据，也是不足信，又怎么能因为妻子的母亲有罪就受连累呢？幸亏陛下把此事告诉了我，我敢用我的整个家族来为太子担保，太子不会有谋反之心。假使让从前的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流来听从您的旨意的话，那他们就会是为舒王得到天下而定策的人了。”
德宗说：“听了您的话，我想把这事缓一缓，等到明天再考虑吧。”李泌抽回自己的笏板向德宗叩拜，哭着说：“这样的话，我知道陛下的父子将慈孝如初。可是陛下回到后宫以后，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审思，不要把这些意思露给身边的侍臣。如果泄漏出去，他们去会就告诉舒王，那么太子就很危险了。”德宗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又过了一天，德宗来到了延英殿，单独召见了李泌，哭着对李泌说：“如果没有你一番真诚的劝说，我今天后悔也来不及了。太子敦厚仁义，确实没有别的企图。”李泌叩头向皇上庆贺，并借此机会请求皇上让他告老还乡。
太子的废立，外人是很难发表意见的。如果争辩得不力，无法使皇上回心转意；如果争辩得太过，则可能激起皇上的怨愤。历来当皇室亲族内部、骨肉之间发生矛盾、彼此猜疑的时候，大臣们大多以沉默来保住自己的官位，使自己不至于因为选择失误而丢掉了官职乃至脑袋，这样的人固然是不值一提的；即使有一两个敢于说话的大臣，也可能因为触犯了皇帝的痛处而招来祸患，最终对于保护皇储的地位也起不了什么好的作用，哪里比得上缄口不语更好呢？李泌在德宗盛怒之下，恳切委婉，言无不尽，始终以诚心来感动他，尤其是引用了不久以前建宁王被冤杀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做得更是巧妙极了。用皇上所能够明白的道理，反复劝谏开导，终于使德宗回心转意了。
也许，只有李泌的身份、资格和经历才能使皇帝听从他的意见，换了别人，恐怕就不一定是这个结果了。诚谏，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否则，诚谏便成了卖直取忠、陷君主于不义，就会有杀头灭族之罪。
古代谁在监督“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君主是否能够纳谏，确实是一个朝代的政治是否开明的重要标志，因此，有远见的士大夫往往十分注重进谏和纳谏的问题。诸葛亮在他的著名的《出师表》中就曾以披肝沥胆的心情来规劝后主纳谏，他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西汉）所以兴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东汉）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常常和我谈到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东汉末期的皇帝，任用外戚和宦官）表示嗟叹、痛恨。侍中郭攸之、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等人，这些都是一些坚贞、诚实的人，是一些能够以死报国的臣子，希望陛下来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蜀国的兴旺，就指日可待了。”这一段话，几乎成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的典范。
公元806年（唐宪宗元和元年），著名的大诗人元稹被宪宗任命为左拾遗，这个官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就是拾遗补缺之意。元稹是一个较为关心民生疾苦的人，他就谏官的职任问题上书皇帝，他在奏章中说：“过去，太宗任命魏征为谏官，自己无论宴饮游观，还是寝息就餐，时时刻刻都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的时候，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当时天下政治修明，与这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谏官，其状况就不同了。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与当前的政务，只是跻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谏官不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实际上形同虚设。希望陛下在延英殿召见谏官时，让他们尽其所能地发表意见，而不要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
元稹像
唐宣宗读了他的奏章，似有愧意。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在疏中说：“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都肯定是有苗头和迹象的。疏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宽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信的人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继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士，从而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就不敢做奸邪之事了。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上下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的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上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之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即使不打算招致祸乱危亡，能够办得到吗？”“在太宗刚刚执政的时候，大臣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说得很有道理，太宗大喜，便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谈论政事的人就多起来，而且唯恐自己讲的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这是太宗认为顺心适意的是小事，而国家危亡的祸殃才是大事的原故。”
元稹还直言不讳地说：“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没有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等在谏官行列中聊以充数，空费时日，不能够得到陛下的召见，每当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连抬头看上一眼都没有胆量，又怎么能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在皇帝周围供职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我真是为陛下感到忧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