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方设法避免直接竞争方面，日本人总是很有创意。日本小学中的竞争少之又少，以至于美国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教师们被勒令去教育孩子们必须提高自己的成绩，而不应该给他们机会去跟其他人攀比。哪怕是在分级的学校中，他们也不会让任何学生留级，重读一年。从入学到毕业，所有孩子都会一起完成小学阶段的教育。孩子们拿到的成绩单有等级区分，但区分的标准是操守记录，而不是学业成绩。当真正竞争的情形避免不了时，如参加中学入学考试时，学生们心理紧张程度之高就可想而知了。当男孩子们知道自己考试失败时，可能会自杀，每一个教师都能给你讲几个这样的故事。
这种把直接竞争的程度降到最低的做法，在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遍盛行。他们的伦理的基础是恩，所以留给竞争的空间很小；而美国人所绝对奉行的规则是：在与同类的竞争中，要表现优异。在日本的整个等级体制中，对等级有种种具体的规定；正是这些规定使直接竞争少之又少。日本的家庭制度也使直接竞争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在美国，甚至在家庭里，甚至父子之间，都存在着竞争关系；但在日本，这是不可能的，父子俩可能会相互排斥，但不会相互竞争。日本人对美国的家庭生活既感到奇怪又表示反对，因为在美国父子俩会争着用家里的汽车，还会在母亲或妻子面前争宠。
两个人在竞争时会发生直接的冲突，为了防止冲突的发生，日本人普遍采用请中间人调停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效果更好。一个人如果失败，就可能感到羞愧；在任何这种情况下，都需要有一个中间人，所以中间人能在大量事情上发挥作用——如提亲、找工作、离职以及不计其数的日常事务的处理。中间人会向双方传话，如果碰上像婚姻这样的大事，那么双方会各自请一个媒人，两个媒人先协商细节，然后各自回去传话。通过这种间接的处事方式，当事人就不会听到对方的要求或控诉；如果是直接交流，那么，那样的要求或控诉肯定会因为触犯当事人名声的情义而招致厌烦。中间人也会因为在这种正式的场合发挥作用，而取得声望；通过成功运作，他还会受到本地社会的尊敬。中间人自己可以从顺利协商中获利，所以和谈成功的机会更大。中间人在为雇员打探雇主对他的工作的看法时，或者在为雇员向雇主转达离职决定时，都会用到同样的做法。
有些情况可能会使某人对自己名声的“情义”受到质疑，会使他感到羞辱，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情况发生，使它们少之又少，远远避开直接竞争。日本人认为，主人应该举行某种欢迎仪式迎接客人，而且要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因此，如果你看到一个农民在家里穿着工作服，你可能得等上一会儿。直到那农民穿上了合适的衣服，安排好了适当的礼仪，他才会表示欢迎。哪怕客人就等在他换衣服的屋子里，他也不会先表示一下欢迎的意思。在完成装束前，他仿佛是不存在的。在农村也是如此，男孩子要去看女孩子，可能得等到晚上家里人睡了之后，甚至在女孩子上了床之后。对他的到来，女孩子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不过，男孩子会带上一条毛巾，把脸裹起来，这样哪怕被拒绝，第二天他也不用感到羞愧。这种蒙面术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那女孩认出他来，而纯粹是一种鸵鸟式的办法，以备将来可以不承认他本人曾经受过被拒绝的侮辱。礼节还要求，任何事情在保证成功之前，要尽可能不让人知道。在契约达成之前，媒人有义务撮合婚事，让大家看好的新娘和新郎走到一起。为此，他要想尽办法，让双方的见面显得是邂逅；如果在相亲阶段就把介绍婚事的目的说出来，那么，如果契约破裂，就会威胁到一方或双方家庭的荣誉。由于那对年轻人必须要由父亲或母亲或父母双亲陪伴，而媒人必须做东，对大家伙“偶然遇到”时的情形要进行极为严密的安排；见面的场合或者是在一年一度的菊花展上，或者是在观赏樱花时，或者是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公园里，或者是某个娱乐场所里。
通过所有这些方式，还有很多其他的，日本人总是想避免那些可能会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辱的场面。尽管他们强调，一个人有义务洗刷自己受到侮辱的名声，但是，在实践中，这会导致他们去对事情做出精心的安排，以尽可能少地让人产生受到侮辱的感受。这与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民族习惯都迥然不同，尽管他们跟日本人一样，也把洗刷自己的名声这等事看得无比重要。
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这样以种花种菜为生的原始民族中，部落行动或个人行为的主要动力是侮辱，因为侮辱必然导致愤怒。举行部落宴会时，如果某个村子的人说另一个村子太穷，连10个客人都招待不起；把芋头和椰子藏起来，真是太吝啬了；村里的头人想要组织一场宴会，也组织不起来，真是太愚蠢了。这种话会激励那个受到挑衅的村子的人行动起来，他们洗刷自己名声的方式是在每个角落都堆满东西，以显示自己的大方和奢侈。婚姻安排和经济交易也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他们在开战时，也会这么做。在弯弓搭箭之前，双方会有好一阵子对骂。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在他们处理起来，就好像大得足以决一死战。这是这些部落行动的主要动力，而他们往往活力四射。不过，没有人曾把这些部落描写为礼仪之邦。
相反，日本人是讲礼貌的模范。他们要限制那些让自己必须去洗刷自己名声的事情，而人人要讲礼貌可以衡量出他们的限制工作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侮辱会引起愤怒，日本人保留这个逻辑，作为无与伦比的手段，刺激人们去取得成绩。然而，他们限制那些让人感到恼怒的事情。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或者，只有那些用来限制的传统安排手段在压力下出现故障时，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毫无疑问，正是因为日本人使用这种刺激手段，才使他们国家有能力在远东取得支配性的地位，并在过去十年里执行了对英美开战的政策。关于日本人如何敏感于侮辱，如何渴望报复，许多西方人都讨论过。但是，那些讨论更加适合于新几内亚那些利用侮辱作为动力的部落，而不是日本。在这场战争失败之后，日本会如何表现？许多西方人都曾有过预言，但那些都不是中肯的预言，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对自己名声的“情义”方面，日本人是有一些特殊的限制措施的。
日本人讲礼貌，但美国人不应该被这点误导，以为他们对诽谤不敏感。美国人会非常轻松地散布个人的评论，觉得这挺好玩。我们很难意识到，在日本，轻松的评论会跟要命的严肃连在一起。牧野芳雄是一个日本画家，他用英语写的自传是在美国出版的。在那本自传里，他生动地描写了他所理解的嘲笑，以及他作为一个日本人对那些嘲笑的极为正当的反应。在他写这本书时，他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了他大部分的成年岁月，但他仍然强烈地感到，他似乎还生活在他那位于爱知县农村的家乡。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乡绅的小儿子，拥有一个可爱的家庭，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在他的童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不久，他父亲破了产，为了还债，卖掉了所有的财产。家庭遭此突变，牧野身无分文，无法实现自己的雄心。他的雄心之一是学英语。他去投靠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找了份看门的工作，以便学习英语。到了18岁，他还从未曾走出过周围那几个乡镇，但是，他下定决心要去美国。
我去拜访一个传教士，比起其他任何人，我更信赖他。我跟他说，我想去美国，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有用的信息。让我大失所望的是，他惊叫道：“什么，你要去美国？”他妻子正好也在屋子里，他俩双双嘲笑我！在那一刻，我觉得，我脑袋里的所有血液都流到了脚上！我默默地站在原地，有那么几秒钟，然后，没跟他们说“再见”，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我跟自己说：“一切都完了！”
翌日早上，我逃离了那所学校。现在，我想说说个中缘由。我一直相信，不真诚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罪恶，没有比嘲笑更不真诚的了！
我总是原谅别人发怒，因为坏脾气发作是人类的天性。如果有人对我撒谎，我一般也会原谅他；因为人性很弱，面对困难时，人的心理往往不能保持稳定，也就不能说出全部的真相。如果某人没有根据地造我的谣，弄出些流言蜚语，我也会原谅他，因为只要有些人相信那些谣言，你也很容易会被它们蛊惑。
我甚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原谅谋杀犯。但是，我决不原谅嘲笑。因为你不能嘲笑那些没有不真诚心理的老实人。
让我来告诉你我自己对这两个词的定义：谋杀犯，是杀害某人的肉体的人；嘲笑者，是杀害别人的灵魂和心灵的人。
灵魂和心灵比肉体珍贵得多，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恶。事实上，那个传教士和他的老婆企图谋杀的就是我的灵魂和心灵，所以，我的心感到一阵剧痛，大声呼叫：“你为什么……”
第二天早上，他把所有的家当打成一个包裹，拿起就走。
正如他所感到的，他为那传教士的怀疑所“害”；那传教士不相信，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能到美国去，还想当艺术家。他的名声被玷污了，只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才能洗刷自己的名声。在传教士“嘲笑”他之后，他别无选择，只能离开那个地方，努力去证明自己有能力到美国去。他骂传教士用的是“不真诚”一词，这话在英语里听起来怪怪的，因为在我们看来，那个美国传教士的呼叫非常符合我们所理解的“真诚”这个词的本义。但是，他用的是日本人所理解的这个词的意思，他们通常认为，任何人如果小瞧那些不想冒犯他的人，那他就不真诚。传教士的嘲笑就是这样的行为，所以既不道德，也“不真诚”。
“我甚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原谅谋杀犯。但是，我决不原谅嘲笑。”既然“原谅”不是对嘲笑应有的态度，那么一种可能的反应是报复。牧野来到美国，洗刷了自己的名声。根据日本的传统观念，在被侮辱或失败的情况下，报复是高尚的“好事”。给西方读者写书的日本人有时会以生动的修辞手法，描写日本人关于复仇的态度。新渡户稻造是日本最善良的人物之一，他在1900年写道：“在复仇中存在着某种能满足人的正义感的东西。复仇意识有时像数学题一样精确，在方程式的两边求得相等之前，我们会一直觉得这道题还没做完。” 在一本关于《日本的生活和思想》的书中，冈仓由三郎把复仇跟一种特别具有日本特征的风俗进行了类比：
日本人的许多所谓的精神特性，都源于对纯洁的爱和与之互补的对污秽的恨。但是，请注意，那是因为我们被训练去关注轻侮（事实就是如此），不管那轻侮针对的是家庭荣誉还是国家荣誉；否则，有那么多污秽和创口，如果不通过申辩的彻底清洗，是不可能变得干净并痊愈的，怎么会这样？在日本的公私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复仇事件。你可以径直把这些事件看作晨浴，日本人喜欢进行晨浴，是因为他们的爱清洁已经成了一种洁癖。
他又说，日本人“喜欢干净、没有污秽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平静而美丽，犹如一树盛开的樱花。”此处的“晨浴”一词可以理解成：洗掉别人扔到你身上的污泥，只要有一丁点污泥粘在你身上，你就不可能是贞洁的。有的伦理教条说，除非一个人自己认为受到了侮辱，否则就不可能受辱，让人受辱的因素来自他自身，而不是针对他的别人的言行。但日本没有这样的伦理教条。
日本的传统中一直在公众面前保留着这种“晨浴”般的复仇理想。有关复仇的事件和英雄故事数不胜数，大家都知道，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历史故事《四十七士》。人们在教科书里阅读这些故事，在剧场里演出它们，并把它们改编成电影，印制成通俗读物。它们已经成了当前日本活生生的文化的组成部分。
许多这类故事讲的是对偶然失败的敏感。例如，大名叫来他的三个扈从，让他们猜一把宝刀的制作者的名字。三人说法不一，后来请来专家，发现只有名古屋山三说的是正确的，那的确是一把“村正”刀。那两位猜错了的，把这事看作一种侮辱，准备杀掉山三。其中一位趁山三熟睡之际，用山三自己的刀刺杀他。然而，山三没被杀死。后来，那凶手一门心思要报仇，到最后，终于成功地杀了山三，保全了对自己名声的“情义”。
还有些故事讲的是被逼无奈、弑主复仇。在日本伦理中，“情义”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家臣至死都要忠于主子；二是当家臣自觉受到主子的侮辱，就会转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家康是德川家族的第一位将军，在关于他的故事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好例子。家康曾说，他的一位家臣“将被喉咙里的鱼刺扎死”，这话传到了那位家臣的耳朵里。被鱼刺扎死是一种没有尊严的死法，说一个人会这样死去是对他名声的诋毁，会让他无法容忍。于是，那位家臣发誓，他死活都不会忘掉这等侮辱。家康当时刚刚迁都江户（东京的旧称），全国尚未统一，敌人尚未肃清。那家臣给敌方领主出谋划策，提出他将在江户城里放火，把它烧毁。这样他就可以确保自己的“情义”，并向家康复仇。大多数对日本人的忠诚的西方说法都根本不切实际，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情义”不只是忠诚，在某些情况下，背叛也是一种美德。正如日本人所说的“一个人会被打成叛徒”。一个人被侮辱也会成为叛徒。
从这两个历史故事中可以总结出两个主题——错误的一方会报复正确的一方，为受辱而报复，哪怕侮辱自己的是主子——在日本的文学名著中，这两个主题司空见惯，有种种变形。当我们仔细阅读当代日本人写的传记、小说和报道时，我们会清楚地发现，虽然日本人非常欣赏他们传统中的复仇故事，但是，今天，这样的故事跟西方国家一样的少，也许更少。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沉迷于荣誉，而是意味着他们对失败和受辱的反应越来越趋向于防卫而不是进攻。他们还是像以前那样认为羞辱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他们越来越趋向于让自己心理麻痹，而不是挑起争端。在没有法律的前明治时代，更有可能发生出于复仇的直接攻击。到了近代，法律、秩序和处理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的难度，使报复行为转入地下，或者转向自己的胸膛。一个人可能会通过耍弄计谋去报复敌人，事后他绝对不会承认——有点像是在模仿一个老故事里的报复行为——主人用粪便招待敌人，但是不会被察觉，因为他把粪便掺和在了美味佳肴里。这事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客人根本就没发现。不过，甚至这类暗地里的攻击现在都少了，更多的是转而针对自身。有两种做法：一是把报复的欲望当作一种激励手段，促使自己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或者，让它蚕食自己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