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到“七月”的公债消化情形及其条件
根据统计，我们知道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日本银行所承受的公债为三十二亿八千二百万元，未消化而存在日本银行手里的约有八亿元（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故已消化四分之三以上。从过去的几年看来，这样多的公债，普通都不在一般金融市场发行，差不多全部一度由日本银行承受，政府获得大批现款后，因财政上的必要，将此项现款付与各种工商业者。这样，在此项资金回流到金融市场时，日本银行即售出其承受的公债。日本政府利用此种银行承售的方法，在过去数年发行了数十亿的军事公债，而未惹起恶性的通货膨胀。那末，这是什么道理呢？从理论上看来，如有下列各种条件，则发行的公债后资金的流通也得以元滑进行，而无惹起恶性通货膨胀的忧虑。
（1）政府每年所需的军需品价额是同样的，换言之，即每年所需的军需品，没有渐次增加的倾向。
（2）军需工业以外的民间事业的生产规模，每年决不扩张。即利用投放在生产扩张与资本家的浪费之资本，能够维持政府所需要的军需品的生产。
如能满足上述二项条件，则资金的循环如下：
（1）政府向军需工业家定做军需品。
（2）军需工业家，为适应政府对军需品的需要，扩大其生产，由军需工业以外的各种工业购入原料及其他必需品。军需工业家所购入的这部分，等于军需工业以外各种事业的生产规模的扩张部分，或者等于充当资本家所浪费的部分。
（3）这样，政府把发行公债所获得的资金支付与军需工业家，军需工业家再将此项资金作为原料及其他必需品的代价而支付与其他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如以此资金购买公债，则资金再回流到日本银行库里去。
这些条件，如果能够满足，则资金的循环可以元滑进行，政府所发行的公债，也无碍于消化。但若政府每年渐需更多的军需品，则军需工业必须更加扩大规模。因此，为供给军需工业对原料等的需要，军需工业以外的诸工业必须更加扩大规模。这样，由军需工业流来的资金的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扩张，这使购买公债的能力为之丧失其一部分，因而日本银行所引受的公债，一部分不能消化。若有其他理由，民间事业的生产规模必须扩张，则其结果亦然。
这是从理论上观察的结论。但实际如何呢？我们知道在此次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日本政府对军需品的需要渐次增加，原料及其他必需品的需要也跟着增加。但此生产增加，是利用从来休息未用的生产设备，故毋须扩大生产规模即足应付，即毋须为民间事业规模扩大而重新投资。于当时海外贩路较广，输出利润也较多，这可以不减公债消化力而能扩张生产规模。故在此次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间，庞大的数十亿军事公债，能利用日本银行的公开市场政策（Open Market Operation），不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得以自然消化下去。
（二）“七月”战争爆发前夕的金融梗塞及公债消化的停顿
但此变态的畸形景气，继续不久，到了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即已陷入沉沦的阶段，公债的消化，也突呈停顿状态。因军备扩充，输出增加及通货膨胀，而惹起的最近日本景气之变态的上升，从一九三六的下半年起，渐入转换的阶段，即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为供应庞大的军需，日本政局已痛感其国内生产力的不足，因此，在当局的积极援助下，盛行其生产力扩充的政策，赶造各种军需用品，但因日本资源贫弱，军需资料大半仰给于人，为达到生产力扩充的目标，不能不输入巨额的外国商品。加以一九三六年末至一九三七年初世界物价的昂贵，日本商人之投机的大量输入，竟使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八月中旬入超达七亿七千七百余万元，造成日本贸易入超的空前纪录。为填补此项入超，维持日本对英一先令二辨士的汇价，日本政府终于不能不痛心疾首地输出许多黄金以资弥补。这样因：物价腾贵而引起的资金需要的增加；于“生产力扩充”资金的需要激增；盂增税的影响；榆入超增加所惹起的金融梗塞等原因，使公债的自然消化趋于停顿，金利也跟着日益上升。
根据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津岛日本银行副总裁在日本地方银行协会成立祝贺会上的演说，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五月，日本银行售出的公债，共仅一亿三千万元，这较之一九三六年同一期间中所售出的四亿九千万元，要减少三亿六千万元之多。因此，存在日本银行不能卖出的公债，也跟着累积了起来，这使通货急激膨胀，恶性通货膨胀的危机也愈加接近其爆发点。其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此售出的公债一亿三千万元中，半数系由地方银行购入。这个事实，说明了拥有巨额资本的都市大银行的公债消化力渐渐衰退，而地方的弱小银行，在公债的消化上，相对地看来，反而日渐重要，足以证明公债消化的前途，是非常不安的。
其次，以金利而言，东京Call Market的利息的平均数，在一月为七厘二毫，二月增至七厘四毫，三月增至七厘七毫，四月更升到七厘八毫。在此金融梗塞，金利上升，公债不能消化等之恶劣经济情形下，七月七日日本法西斯军阀突发动侵华战争，决定自七月至一九三七年度末战费为二十五亿，其中战时增税可得一亿元，其余的二十四亿元，则全由发行公债来支付。再加上一九三七年度经常预算不足须发行赤字公债约十亿元，则在一九三七年度日本须发行公债约三十四亿元。
曾忆一九三六年广田内阁时代，马场藏相在议会上声明，以日本之经济力，每年发行十亿元前后的公债，没有什么不安，但若达十亿元以上，除去其他原因外，因心理作用作祟，对公债的消化力要发生疑问。那末，在一年以内，总计已达三十四亿的公债，其能消化与否，当然要发生更重大的疑问。所以，在日本法西斯军部发动侵华战争，决定数十亿元的庞大战费后，日本经济界突然出现恐怖状态，公债市价猛跌，物价暴腾，财政金融及一般经济上的不安与恐怖，真不可名状。这样“出师未捷”，转瞬间财政经济已大受打击，出现恐怖与混乱的状态，则日本对华军事行动，前途实难乐观。
（三）战时金融统制政策
故日本当局，在此经济危机中，慌忙火急地，拼命探求救济办法，决定了两个战时经济法案，即（1）临时资金调整法，（2）输出入品临时措置法。
临时资金调整法的内容繁杂，其要点是：
（1）凡企业公司的新设、合并、增加资本、征收股本等，须全部经政府的许可。
（2）凡金融机关或证券承受业者，欲作事业的新设、扩设或改良而贷出资金，或欲作有价证券的应募、承受、募集时，须经政府的许可。
（3）为审议调整资金的使用的重要事项，特设临时资金调整委员会。
其次，临时资金调整法的主要目的，是抑制资金不使它流到不急不要的事业，专集注在国防产业，促进公债的消化，并使金融机关的现存资金丰富，金利不往上升，使“金”与“物”维持平衡。
输出入品临时措置法的主要内容：
（1）关于“中国事变”，政府认为在国防上，或在国民经济的运营上，有必要时，能依敕令的规定，指定物品，限制或禁止其输入或输出。
（2）政府在上述的场合，特别认为有必要时，关于因输入的限制或其他理由，必需调整其供求关系的商品，能采用下列的处置：
依命令所规定，关于以该物品为原料的生产品的制造，能加以限制或关于必要事项的命令。
于关于该物品或以该物品为原料的生产品的配给、转让、使用或消费，加以必要的命令。
其次，输出入品临时措置法的主要目的，一面是在促进军需品以外的输出，一面是限制或禁止不急不要的商品的输入，使军需品得以如意输入，以供应战时资源的需要，并求贸易平衡。日本当局所施行的这两个经济法案，从金融与商品两方面，将日本经济加以战时的高度统制，以达到金融平稳，公债自然消化，军需生产自给自足，贸易平衡等经济目的，因而她想不甚费力地完成其大陆政策。
（四）销售战费公债的种种困难与矛盾
然而，日本的政治经济机构及其国际环境，是否能使她的政策实现呢？这个问题的解答，让我们先从日本的战时公债能否不惹起恶性的通货膨胀、经济破产，而平稳地消化了下去的问题作一分析。因为这正是日本战时经济的轮轴，也是我们急需明白的一大问题。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一九三七年度日本政府预定发行十亿元的经常赤字公债及二十四亿元的战费公债。在此三十四亿元的公债中，到今年三月，仅仅发行了约十三亿元。到了今年三月，因日本“个别击破”及“速战速决”的战略，遭遇了中国的“全民抗战”及“长期抗战”的意外大打击，在三月中旬又通过了一九三八年度经常赤字公债五亿元，及战费公债四十五亿元（共为五十二亿元）的庞大战时预算。这样惊人的巨额公债，照日本当局的方针，仍拟由日本银行承受而发行出去。故已动员该国一切金融机关，努力于此项公债的消化。但是，不论日本当局如何绞尽脑汁，拼命努力，但此项公债的消化，却有下述种种困难与矛盾。
第一，我们退一步，试先假设此次五十二亿元的公债得以平稳发行，则其对财政的影响如何？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在此次战争前，日本财政每年已有三分之一以上靠借债维持，所发公债已超过百三十亿元以上，再加此次战时公债，则日本公债已将二百亿元了。这样多的公债，每年只是偿还公债利息至少亦需六七亿元。日本财政每年的自然增收，不仅不能达到此数，且每年照例尚有七八亿元的亏空，须待发行赤字公债来弥补。这样，借债还钱，势必日渐债台高筑，终于要使日本财政破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二，五十二亿元的战时公债能否平稳地消化下去，还是极大的问题。
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间，日本能够勉强地消化三十余亿元的公债，但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扩张，可利用从来停止未用的生产设备，不须重新投资，所以贸易状态良好，对公债的消化有极大的帮助，但此等条件，现刻已不存在。
（1）日本的军需生产设备，现刻已痛感不足，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势必要从新投资以补救“生产力”的不足，其所需资金愈多，则剩下来供消化公债的资金也愈少，公债的发行也要受其妨碍。然而，更令我们注目的是，日本政府一开始公债消化的促进工作时，金融资本家方面就在哀告生产力扩充资金的不足。这种资金的不足，大半是由于金融资本家对军需生产力扩张资金的供给，抱一种非常警戒的态度而导致的结果。这是因为他们顾虑到反动到来时要受打击的缘故。这种事实，只看近年来银行存款与贷出的比率逐年低下的事实，也可以观察得出。请看：
由于这种警戒的态度，各银行都避免以本行的资金（或在本行信用的负担下）供给军需生产力扩张的资金，在可能范围内用方法使政府关系的金融机关来负担。兴业银行顶替普通银行对军需产业的资金贷出，就是说明这种事实的好证据。这样，由公债消化的促进工作而发生的军需产业扩张资金的不足，结局不能不由日本银行来供给。一面，为公债的消化从民间吸收了资金去，一面因此而发生的资金不足，如需日本银行来供给。那末，不论怎样努力于促进公债消化的工作也好，也不能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确实地，这对于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然而，我们却不能够认为：一面由公债消化而吸收民间资金，一面日本银行撒布资金于民间的操作，是毫无意义的。这不但不是没有意义，而且日本银行介于这两种操作之间，对于金融资本家却有极大的意义。因为金融资本家，能利用这种操作，在景气反动时受打击最烈的军需产业的借款，使国家顶替了去，使国家代受其损失。即金融资本家，虽不愿借款与军需产业而援助公债的消化，结局是因为他们想把债权集中在国家的缘故。在紧急的时候，债务者是国家最安全不过的。在恶性通货膨胀爆发了出来，公债暴跌，金融机关虽受大打击，但这是由于国家的信用破产，金融机关对存款者的责任，可以转嫁给国家。不错，这种想法，较之借款与军需产业公司更为贤明，而且这还可以夸称为援助公债的消化，博得俗人的赞誉。其结果，日本银行不能不供给生产力扩张的资金，即日本银行对国家的债权（公债），卖给民间金融资本家，而代替民间金融资本家保持对军需产业公司的债权。这些操作，他们还有脸自称为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操作。像这样，金融资本家，正在做一发千钧的大买卖。
（2）自日本经济转入战时统制经济以来，仅构成输出之重心的纺织业等和平产业受其牺牲，而沦入衰微的阶段，即占贸易外收入之要位的海运业，亦被军部征用，加以海外市场日形狭小，入超激增，以致促成巨额的黄金输出，金融梗塞，使公债的消化困难突加数倍。
（3）“九一八”事件的费用及对满洲投资，日本方面已经动员二十二亿元的巨款。现刻，为对抗苏联的第一次、第二次五年计划，以决定预算以十五亿元“开发满洲”。同时“开发华北”，又需巨款。这样多的资本，当然只有从日本内地的市场吸收去，因此这不能不更惹起公债消化的困难。但是，如果要顾虑到公债的消化，则“大陆政策”势必因而要受阻碍。所以，公债的消化与大陆政策资金之筹备，处于不能并立的矛盾地位。
（4）战费愈多，则公债愈增加；公债愈增加，则通货膨胀愈快，物价亦愈贵。加以海外物价腾贵，及庞大的战时物资需要与输入限制，更使日本国内物价高涨不已。据三月二十日《广州民族日报》载：“日前日本银行，曾召集顾问会议，协商增加保证准备发行额办法，闻已决定于日内拟就法案，提交议会，议决，其内容系将现在日本银行所有之保证准备发行纸币额十万万日元，增至十七万万日元。即日本银行，增加七万万元之纸币，可资通融，此事可为日本通货膨胀之一确证。在中日战事发动前，日本银行发行额，恒在十万万与十二万万日元之间；战事发动后，逐渐增高，现在十四万万与十八万万日元之间，其中八万万日元，为现金准备。十万万日元为保证准备。今年趋势，十八万万日元纸币，尚不足以应需要，故拟增至二十五万万日元。但日本现金极感缺乏，增加现金准备，为事实所不许，乃设法扩大保证准备发行额。即以有价证券，为发行纸币之准备金，间接即等于不兑换纸币，此为恶性通货膨胀之第一步，所影响于彼方金融经济甚为深大，物价高涨国民生活益增痛苦，自为必然结果。其财政经济金融之危机，日趋深刻化，如战期延长，其崩溃仅时间问题耳。”
这样，一举而增发七亿元，真是日本金融史上未有的创例。本来，日本银行的纸币发行准备金，可分为两种：一为现金准备（现在约有八亿元），二为保证准备。日本现刻黄金枯涸，增加现金准备，为事实所不许，唯一方法，只有扩大保证准备发行额。至于所谓保证准备，即以有价证券（如政府发行之公债及各公司所有之股票等）以为发行纸币之准备金。保证准备，在平时本可等于现金，在战时则几乎等于无准备。换言之，即依据保证准备所发行之纸币，实等于不兑换券。而日本现时已迫至不能不扩大其保证准备之纸币发行额，渐次演成恶性通货膨胀的悲剧，其困苦于此可见一斑。
（5）从理论上来说，公债的消化，有赖于低利政策者极多。施行低利政策，不仅可以供给低廉的资金与工商业者，抬高有价证券的价格，使金融资本家也享受恩惠，而且能够使政府负担较少的公债利息，促进公债的发行。但战时的资金需要却非常之多，这不能不促进金利上升，妨碍公债的消化。
（6）通货愈膨胀，则货币的对外价值（汇价）愈跌落。这不仅使输出输入均受损失，且易使各国不信用日本通货，而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五）维持对英一先令二辨士的必要及方法
国内市场狭隘，资源贫乏的日本，要在短期中扩张其庞大的军备，许多的必要的物资，不能不从海外迅速地输入。加以侵华战争，愈演愈烈，耗费了大量的物资，去岁入超约七亿元，今年的头几个月贸易，也全是入超。这样，日本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集中地表现在对外方面，即表现在对外汇价的方面，是当然的归结。
日本的经济实力，如果不能维持对英一先令二辨士的汇率，很显明地，恶性通货膨胀会立刻出现吧！所以，现在日本的一切经济政策，完全为维持这个汇率而动员了。例如：增税、公债消化促进策、生产力扩张、投资统制、汇兑管理、贸易管理、产金法案、消费节约运动、献金运动，莫不是这样的。这样，我们在此将汇价维持策加以分析，决不是不重要的工作。
曾经有人说过，英汇一先令二辨士是与日本的经济力相适应的汇价。这个汇价，自一九三二年以来，虽然有点勉强，但没有遇着极大的困难，得以维持到现在。例如，一九三三年度贸易入超约有八千万元，但贸易外的收入超过却有九千万元，可资弥补。诚然，一九三三年度是日本国际收支较好的年度，然在此状态下，对英一先令二辨士的汇价似乎可以说是与“九一八”后的日本经济力相适应。但在入超已达七亿六以上的去年上半年，仍然固执着对英一先令二辨士的汇价，不用说，这早已不是与日本经济力相适应的汇价，却已变为“国策汇价”了。因此，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在这个“国策汇价”能否维持下去，以及为维持这个汇价，不能不受些什么牺牲。死守一先令二辨士的汇价的政策，经过准战时代的两个藏相，到现刻近卫内阁的贺屋藏相时，其全貌日益显露了出来。但是，他们维持汇价的办法，总不外乎下述两种：输出黄金的政策；于汇兑管理政策。因为对外支付，不用黄金，即须用商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六）黄金输出策
现刻，让我们先考察输出黄金，借以安定汇价，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办法。
从日本的现状看来，不惹起恶性通货膨胀，而能极迅速地扩张军需生产力，只有一面节省国内用于非军事方面的物资，而转用于军事方面；一面只有输出黄金，从海外输入大量的军需生产手段。那末，输出黄金，要通过怎样的过程，才能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呢？这问题极有研究的价值。
在广田内阁的马场藏相时代，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是公债消化促进策与增税。一面采用不输出黄金的办法，一面又要扩张军需生产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是什么道理呢？为组织准战时的经济体制而惹起的巨额物资需要，要不使它演成恶性通货膨胀而维持下去，在国内物资不足的时候，只有输入物资与节约国民的消费的两个办法。在马场时代，差不多全用后者的方法以筹措准战时体制用的物资。这在资金方面，即表现为不输出黄金，公债消化与增税。但在今日，已并用前者方法，拟筹备准战时体制用的物资。从根本上说起来，物品的不足，是恶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因此，物品的不足，如由国民的消费节约或输入来补偿，则可回避通货膨胀。但由输入来弥补物资不足的时候，如国际的支付手段（金银）不够，一定会使汇价跌落而惹起恶性通货膨胀。故由输入来筹措准战时期的物资，必须输出黄金，在这个时候，有能力输出黄金来清算国际收支，因而能够坚持汇价的时候，则一面能回避恶性通货膨胀，而一面又能筹备准战时期的物资。因此，黄金的蓄积如渐趋减少，黄金输出愈加困难时，若不施行猛烈的消费节约，即不能筹措准战时期的物资。如果没有输出黄金，则猛烈的消费节约早已实行了吧。广田内阁的马场藏相，表示了强力的统制及大增税案，而惹起金融资本家的反感。次代的结城藏相，将马场的政策加以缓和，而博得资本家的称誉。他能够缓和马场式的强力统制，是因为他再开始输出黄金的缘故。换言之，即由黄金输出，他博得了资本家的好感。如果马场藏相也实行输出黄金的政策，则无表示那样强力的统制的必要，因而更不会惹起资本家的反感。
总之，黄金输出，具有使马场式的强力统制延期出现的作用。虽因黄金输出而演成公债的消化停顿，但也防止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化。总而言之，黄金输出，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压和公债的消化，有同样的意义。这样，在马场藏相时代，是由公债的直接消化，而防止通货膨胀的恶化性。此后，一直到现在，都是由黄金输出来预防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
日本政府，为黄金输出政策，已采用了种种方法。为增加黄金的生产，以及将日本国内黄金集中在日本银行，政府已将黄金的价格一再提高，并公布了《产金管理法》，但不管怎样努力增加也好，日本的黄金供给，每年难超出两亿元。（过去数年的黄金产额，每年仅有一亿元前后。）据世上所传说的商工省的产金计划，在五年后拟将日本产金每年增至五亿八百九十五万元。诚然，如果不顾成本，只求增加，对于极贫乏的金矿也给它许多补助金，或许可以增加到预期的程度。但由此种方法增产黄金后的结果如何呢？其结果，日本政府所购买的黄金的价格，因支出巨额补助金的关系，在实际上，不会比世界的金价更昂贵吗？！这样，在国内是用非常高价的黄金而输入海外物资。由于输入这样高价的物资，其结果，不会是抬高国内物价，而促成恶性通货膨胀的发展吗？！
这样，由政府支出补助金而渐次开采质量极坏的贫矿，终于要使黄金的价格，与此相适应地日益昂贵，而使纸币对黄金的价值，日趋减少。总之，如果耗费了社会的必要劳动以上的劳动量，则黄金的产额虽是增加，但这不能像过去的蓄积金，把它输出海外，而防止通货膨胀的发展。其结果，不但不能防止通货膨胀，反而还要促进通货膨胀的发展。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日本之军事的产金政策的苦恼。
其次，在去年九月前，日本输出黄金，前后已有六次，共计已超过四亿元，所存黄金也跟着减少。这样，日本政府恐国内不安，与对外丧失信用，在第六次以后，已经声明此后决不再发表黄金输出额。再由所谓金准备评价法，将日本银行的黄金准备额，从新评价，增加其名义上的数额，用烟幕隐蔽了日本银行的黄金准备额。因此，日本政府以后决不再发表其黄金准备额的谣言，甚嚣尘上。
然而，不管日本政府怎样努力或隐蔽欺瞒也好，这些黄金政策的效果如何，须视日本的黄金生产力而定。但若每年生产不能超过两个亿，那末，输出黄金的政策，其前途不能不令日本政府抱极大的悲观态度。
黄金准备再评值后的黄金保有额为十二亿一千三百万元，再加每年黄金购买额约二亿元，这就是日本的黄金输出政策之明确的数量的极限。而且在上述十二亿余万元中，尚须扣除八亿元作为日本银行发行纸币的黄金准备额。这样，黄金输出政策的效果，在入超七八亿元的压迫下，当然，微乎其微的了。
（七）汇兑管理策
黄金输出政策的效果，既然这样微弱，则为维持对英一先令二辨士的汇价所剩下的唯一手段，就不能不专靠汇兑管理政策。
不用说，汇兑政策的重心，不外乎在增加外国货币的汇票（以下简称“外币汇票”）的供给或限制其需要。输出黄金的政策，在实际上，也是增加外币汇票的供给的政策之一。但在此已属问题外，故欲增加外币汇票，除了仰给外债或输出增加以外，别无他法。在现阶段，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这样，由黄金输出，贸易及贸易外收入而构成的外币汇票的供给，在现刻可以认为没有增加的希望。因此，极成问题的，是在用很有限的汇兑资金，怎样能够清偿激增的输入代价，而种种矛盾，也不能不从这里发展出来。
在这里，或许有人以为日本如利用该国在外国的民间资金，即可大量地增加汇兑资金。但据日本政府在第七十一届议会所发表的数字，日本的外币资金，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末有十四亿七千六百万元，其中约达七亿六千万元的外币日债中，有四亿一千八百万元在日本内地，难于处分，故能用于国际收支的清算的在外资金，却非常之少。
诚然，会有人以为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入超能达到七亿元以上的惊人的数字，一部分是因为预想到将来对外汇兑的困难而急于输入造成的结果，故应加以若干折扣。但是，军需品方面的输入，我们决不能认为是这个原因。此后，随去年的二十五亿元，及今年的四十七亿元的战费预算的通过，日本经济踏进了战时经济的阶段，而问题的困难，也跟着更加深刻了。
其次，从理论上说来，对外支付所需要的外币汇票愈多，则与此相照应地，日元应当要往下跌。在此情形下，如仍以一先令二辨士为“国策汇价”，一定要产生下述结果：汇价既已不能司外国货币供求的调节，则代替它的调节手段，是不能缺少的。所以，当作“资本逃避防止法”而实施的汇兑管理法，经过几次的强化，在现刻已代替汇价而变以调节外国货币的供求关系的手段。这样，输出的代价，外国货币的资金，一切全归商工省管理；汇兑业务，则在普通银行道德的援助的名义下，几尽归正金银行的独占。
其次，为将管理下所集中了的汇兑资金，易于分配与输入业者，已经由贸易组合法，强制设立输入组合及输出入组合联合组合，再依贸易调整法的规定，把限制与禁止输入的权限委给当局。这一连串的政策，其进行方向，不用说是向着输入贸易的管理。限制输入，正是维持一先令二辨士的代价。
（八）金融政策与产业贸易政策的矛盾
在这里，值得我们研究的是，究竟为什么非维持一先令二辨士不可呢。普通人都说是为避免汇价跌落而惹起物价腾贵，例如，贺屋藏相在今春七十三届议会的财政演说与答辩，完全是这样的见解。然而，这种说法，却有点滑稽。因为：为维持一先令二辨士所不可避免的输入限制，对于物价的昂贵，却有极大的促进的作用，汇价跌落也好，输入限制也好，都能使棉花的价格腾贵。那末，以一先令二辨士为必须死守的“国策汇价”的理由是在什么地方呢？不用说，这是为不使无限制输入的军需品发生输入价格腾贵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一先令二辨士的汇价，是军需产业所必须死守的，这对于平和产业却毋须死守的。因此我们从另一方面，已经听到必须放弃这个汇价的论调。例如一月二十八日，在日本众议院预算总会上，政友会议员津云国利对贺屋藏相的质问，就是这种论调的代表者之一。（见一月二十九日东京朝日新闻）
维持一先令二辨士的重压，既然落在和平的输出产业（例如纺织业）上，则改善贸易状况之一要件的输出产业，反而因此受其牺牲，加重负担，在次年度却变为弱化汇兑资金的原因，这种矛盾，是极容易指出的。
其次，关于国内产业，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限制输入，一定会惹起投机与价格腾贵。这虽有“暴利取缔令”来抑压，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结果。例如棉纱的价格，虽有恶条件作祟，但也腾贵起来了。不用说，在物价腾贵的某阶段，或许可以用强大的统制力量来抑制吧。但在这个时候，由输入限制而发生的商品不足，或生产费提高了的商品，要怎样才能够应付需要，真是难于解决的重要问题。想到这些问题时，一先令二辨士的汇价维持政策，不能不通过“限制消费”的荆棘之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