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融合的大时代
早在春秋战国以前，汉族就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发达的农耕民族，他们居住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个地区以北的广大草原上，居住着许多游牧民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短兵轻骑，行动迅速，常常袭击定居农耕、行动迟缓的农耕民族。因此，从春秋列国开始，汉族就营造了许多长城，秦始皇又把这些长城连接起来，于是，长城就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界线。在这条界线上，民族之间不断地战争、反抗、融合。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民族融合的一种形式；之后，汉与匈奴之间的不断和亲，则是民族融合的另一种形式。汉族的力量毕竟相当强大，游牧民族虽然经常侵扰，却始终无法深入华北内地。同样，汉族虽也屡次进军草原，如汉朝的卫青、霍去病等，并且曾长驱直入，但在达到一定目的后，就立刻引军南还。因此，双方的战争并不持久，融合的规模也不大。这种情况到了晋朝才开始改变。
西晋末年，发生了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的西晋王室的内讧。汉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力量削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原居草原的游牧民族相继进入中原。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各族统治者纷纷割地称雄，相互攻伐不已。这种局面持续时间长达百年之久，整个北部中国陷入了“千里无烟”“苍生殄灭”“城邑丘墟”的悲境之中。这一时期北方的政权就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替，先后大约出现过十六个政权，历史上称之为十六国时期。晋朝被迫退居江南，称东晋，形成了十六国与东晋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420年刘裕篡夺东晋帝位建立宋为止。
刘宋是地处江南的南朝的第一个朝代。与此同时，北方的十六国，也先后为力量最大的拓跋魏所统一，这就形成了地处华北的北朝。北魏是北朝的第一个朝代。这样，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就从东晋、十六国时代，进入南北朝时期。南北朝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直到隋统一全国才结束。这是一个全国分裂、相互混战、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时代，但同时中国的许多民族相互接触、交流、融合，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
（二）北魏的兴衰
北魏是鲜卑族的一支，原是流徙在今蒙古高原南北及兴安岭南北一带的一个较大的游牧部落。在两晋南北朝时，鲜卑族有慕容、乞伏、秃发、宇文、拓跋等部落，先后建立政权，如慕容氏建立的前燕、西燕、后燕，乞伏氏建立的西秦，秃发氏建立的南凉以及宇文氏建立的北周等等。其中以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版图最大，国势最盛。
拓跋鲜卑到拓跋郁律（太祖平文帝）任部落酋长时，移居到东木根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东北）。之后，另一个部落酋长拓跋什翼犍（昭成帝）营建了他们的首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以北）。到了道武皇帝拓跋珪时，已是4世纪的后期，才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郊东北）。数次的迁都，使部落在不断南迁的过程中，与汉族的接触越来越多，受汉族的影响，使得这个游牧部落逐渐定居下来，并且改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游牧向农耕过渡。拓跋珪做了二十三年皇帝，国家安定，生产逐渐发展，为北魏的不断强大奠定了基础。
拓跋珪死后，明元帝拓跋嗣即位。他在位十五年，后期江南已经由刘宋取代了东晋，南北朝的形势正式形成。之后，北魏史上雄才大略的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他在位的二十八年中，文治武功，都很可观，使北魏进一步走向繁荣昌盛。武功方面，他东征西讨，不断扩张领土。东晋以来的十六国的领土，大都入了他的版图。此外，他北御柔然族（东胡族一支）入侵，南征刘宋，攻占洛阳和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氾水镇），并且亲率大军，长驱直入，进军到长江北岸的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使刘宋首都建康（今南京）惶恐万分。而他在大集群臣后，却下令班师，浩浩荡荡地返回北方。当时，西域诸国如龟兹、疏勒、乌孙、鄯善、焉耆、车师、粟特等都向北魏进贡，高句丽、波斯等国，也都遣使修好。武功之盛，声威之远，由此可见。
拓跋焘在文治方面也有出色的成绩。他任用了一批贤能廉洁的官吏，如侍中古弼、张黎、中书侍郎高允、司空崔浩、司徒长孙道生等，其中许多是汉族知识分子。拓跋焘为北魏扩展了广袤的版图，积聚了强大的实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拓跋魏与汉族杂处，相互融合，逐渐失去了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完成了从游牧部落到农耕民族的过渡。
拓跋焘去世，在经过了文成帝拓跋濬和献文帝拓跋弘两个为时短暂的皇帝以后，到了北魏延兴元年（471年），北魏历史上另一位有雄才大略的著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即位。他登基的时候只有5岁，先由太后临朝称制。太和十四年（490年），太后去世，拓跋宏就于次年亲政，当时年仅二十余岁。他亲政以后，励精图治，大力革新，广泛推行汉族的礼仪和习俗。他毅然废除部族遗留的发辫制，改行汉族束发为髻的形式。并且被服冠冕，一遵汉族体制。他又竭力推行汉族流行的所谓三代成法，开始祭尧、舜、禹、周公等汉族所崇敬的人物。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并在中书省悬设孔子像，亲自前往拜祭。南征还都后，他还在首都设立国子太学和四门小学，又遴选了几位耆老长者，把他们封为国老庶老。同时在国内普求古代遗书，按汉族体制制礼作乐，并按汉族通行的标准，修正度量衡制度。
除此以外，拓跋宏还实现了北魏首都的再次南迁。北魏自从道武帝拓跋珪把首都从盛乐迁到平城以后到拓跋宏迁都以前，平城已建都达一百年。平城是汉初就存在的古老都邑，经过百年的建设，正如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记载的，已经是个初具规模的国都了。但随着北魏版图的扩张，地理位置偏僻的平城已经很难适应幅员广阔、实力雄厚的北朝大国的需要。而此时，满朝王公大臣，都已和这个城市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迁都牵涉到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害关系。所以迁都主张遭到满朝官员的反对。拓跋宏设计说服满朝文武百官及倒退势力，终于在太和十八年（494年）底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中原古都洛阳，同年正式下诏：“禁士民胡服。”
太和二十年，拓跋宏宣布改变民族的姓氏，把鲜卑语的“拓跋”，改为汉语的“元”。从此，拓跋魏就称为元魏，拓跋宏也改为元宏。这是他“变夷为夏”的一种最坚决的措施，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最具体的证明。北魏至此已经达到了全盘的汉化。而其他在这一段时期进入华北的游牧民族也都或早或晚地发展着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
迁都以后，雄心勃勃的拓跋宏调集三十万大军，亲自统率，向寿阳（今安徽寿县）一带进军。军事上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由于朝廷内部出现了以穆泰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叛，加上宫闱之中又发生了后妃淫乱的家丑，使拓跋宏心力交瘁，竟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病死于谷塘源行军途中。
元宏之死，使北魏的局势急转直下。在军事上，多年来的优势迅速消失。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与南梁在淮水的一次战争中，适逢淮水暴涨，梁用小船火攻，使魏军蒙受了伏尸四十里、被掳五万人的惨败。北部边疆的所谓六镇，也先后发生叛乱，使北魏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之中。在内政上，昏庸淫逸的胡太后于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临朝，朝政腐败，日甚一日，终至不可收拾。强盛一时的北魏终于在梁中大通六年（534年）分裂为西魏和东魏，最后相继灭亡。
（三）地理创作的温床
郦道元是一位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北魏王朝的官员。他在南北朝这个干戈扰攘的时代里为官终身，毕生戎马，所以绝不是一个闭门读书、专心著述的人。但他居然写出了《水经注》这样一部不朽的地理名著。述及原因，则不能不提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所带来的地理大迁徙。
南北朝战争频仍，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牵涉到广大人群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上的深刻变异。为了躲避战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迁徙高潮。居住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人民（以汉族为主）大量向周围地区迁移，其中以向南迁移居多。他们放弃了世代定居的干旱缺水的小麦杂粮区，迁移到低洼潮湿的江南鱼米之乡。当时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能与北方相比，大量北方农民的迁移使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相融合，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到南朝时已经相当富庶。一少部分人民迁到河西走廊、辽东等地，与那里的少数民族一起开发边疆。而大批生活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此时也跨过万里长城，相继进入华北和中原，从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游牧民族虽落后于汉族的经济发展，但是相比之下思路更开阔，敢于接纳新鲜事物，富于创新意识。北方汉族吸收接纳了游牧民族的许多优秀文化内涵，更加勇于开拓进取。
如此规模的民族大迁徙，加速了民族融合，也极大地开阔了各族人民的眼界。这使得北方及南方的庞大人群，都面临着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新、旧地理环境构成了他们现实生活和思想上的强烈对比，空前地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和丰富了他们的地理知识。两地的风俗习惯逐渐交融在一起，其后代也从他们的父辈那里继承了有关两地的风土人情。这为许多地理学家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地理实践机会。资料和实践是地理研究的两大要素。与早期的地理著作包含了大量的假设和想象，缺乏亲身实践经验不同，这时的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不仅在地理资料上左右逢源，其中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地理大交流，反映了大量的实践结果，这是前代的地理学者和地理著作无法比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理书数量很多，据《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地理类载，南朝陆澄曾编《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注云：“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陆澄书虽早已不存，但我们知道战国秦汉地理著作很少，所以“一百六十家”中绝大多数都是出自魏晋南北朝。陆澄搜集的地理书还不全，刘知几说：“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以后任昉又编《地记》，“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二书合计达二百四十四家。可见这一时期数量之多。从书名看，《隋志》所载地理书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以下几类。山水类，如《山海经》《水经》《衡山记》《游名山志》；都城类，如《洛阳记》《邺中记》；地名类，如《春秋土地名》《古来国名》《九州郡县名》；宗教类，如《佛国记》《洛阳伽蓝记》《京师寺塔记》；少数民族类，如《诸蕃风俗记》《突厥所出风俗事》；从征记，如《西征记》《宋武北征记》；总志类，如《十三州志》《大魏诸州记》《隋区宇图志》《隋诸郡土俗物产》；州郡地志，如《吴郡记》《南徐州记》《南州异物志》《三巴记》《司州记》。地理书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正是这样一大批种类繁多的地理书，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
当时人们的地理学思想在其他非地理作品中也有体现。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用真切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北方草原的自然风光，不是身临其境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篇的。
这个时代所有知识丰富的地理学家中，最杰出的，无疑就是北魏的郦道元，而他所撰写的《水经注》，正是这个时代地理著作中的上乘之作。《水经注》一书中记载了他在野外考察中取得的大量成果，这就表明郦道元同其他地理学者一样，有大量的实践经验。《水经注》的记载遍及全国，但当时南北分治，郦道元从未踏足南方，于是他广泛收集他人地理著作作为间接的实践资料。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述他人的著述就近五百种。这些都是同一时期地理学家的著作。郦道元能取得如此高的造诣，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时代造就了他的地理学思想和实践经验，成为他地理创作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