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瓶梅》与世情小说
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说来，《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尤为伟大……它是一部纯粹写实主义的小说。《红楼梦》的什么金呀、玉呀、和尚呀、道士呀，尚未能脱尽一切旧套。唯《金瓶梅》则是赤裸裸的绝对人性描写。在我们的小说界，也许仅有这一部而已。”
从中我们足以看出，《金瓶梅》这部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在明代万历年间，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冯梦龙在苏州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名“欣欣子”，与“笑笑生”相应和，他写在《金瓶梅词话》的“序”中的第一句话是：
窃为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这句话非常明显地指出《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描写当时的“时俗”，也就是社会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即“世情”，以此来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鲁迅先生也说过：“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
许多学者都指出：《金瓶梅》不仅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尤其是明代社会中期的政治腐朽、世风日下的状况，与此同时，小说也生动鲜活地反映了明代社会市民这一类人群的生活和思想，特别注重写平凡人家的平凡事，从这一点上来说，正符合所谓“世情小说”的内容需要。
《金瓶梅》写俗人、说俗事，处处时时都写得无比生动与逼真，甚至是对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细节、日常话语都如镜子一样平实地表现出来，而这一点恰恰是世情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在小说的第一回中，描写9岁的潘金莲：“描眉画眼，敷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矫模作样。”这一细节描写了幼年潘金莲的容貌、打扮、衣着、动作，只是寥寥数语，就已经将生活在明代的一个最普通的小女子形象跃然纸上了。再比如“比甲”，这是明清时代才有的服饰，特指在青年妇女中流行的一种长外衣。例如在小说的第十五回写到元宵节，大家一齐到街上看灯，西门庆的各房妻妾也都去了，“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还有“卧兔儿”，这也是明清时代在妇女中流行的一种类似于帽子的首饰，大多是毛皮做成的，只在冬天戴在头上，因为样子像一只小白兔趴在头上，所以叫“卧兔儿”，在小说的第二十一回中：“西门庆灯前看见他（吴月娘）……头上戴着貂鼠卧兔，全满池娇娇心，越显出他粉妆玉琢争盆脸，蝉髻鸦鬟楚岫云，那西门庆如何不爱？”
《金瓶梅》还出现了一种食物名字叫“乳饼”，这是在宋明时代很流行的一种做菜的奶酪饼，小说的第二十回中写李瓶儿在陪西门吃饭时有“一瓯黄韭乳饼”，我们今天猜想这也许是用黄韭拌着乳饼做成的菜；第六十二回里有“然后拿上李瓶儿粥来……一碟蒸的黄霜乳饼”。还有“鞋杯”在宋元时代的士大夫中，常常用缠脚的妇女的鞋斟满酒来喝，到了明代的中晚期，统治者越来越堕落，所以“鞋杯”这个现象就更加盛行。小说的第六回里写道：“少顷，西门庆又脱下他（潘金莲）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
关于礼节，《金瓶梅》里也有提及。比如说“唱喏”，这是在宋明时代男子之间的一种礼节，即给人作揖的同时，出声致敬。比如小说的第二回中，西门庆被潘金莲的叉竿打中头巾，刚要发怒，却猛然看见一个美貌妖娆的妇人，便立刻把那怒气变成了“笑吟吟脸儿”，连忙对着妇人“把腰屈着地还喏”，而那妇人要他不要见怪，他又“在大的唱个喏”。还有一种礼节叫“万福”，这是在宋明时代的女子用的礼节，行礼的时候合手放在身体前面，口称“万福”，表示一种问好。小说的第三回写：“这西门庆连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妇人（潘金莲）随即放下生活，还了万福。”
另外在明代，还有一种社会风俗，当时的人们一般称呼富贵人家的奴仆为“大官儿”。《金瓶梅》的第五十二回里，西门庆让琴童去叫谢希大，一会儿，谢希大满头大汗地来了，道：“大官儿去迟了一步儿，我不在家了。我刚出门，可他大娘使了大官儿到庵里，我才晓得的。”
另外，世情小说主要是描摹社会生活、社会环境、社会观念等人情世态，以此来反映市民的日常生活，这自然要求作品的内容必须要具备极强的真实感。虽然我们说《金瓶梅》始终只是一部小说，而小说最主要的特点则是虚构，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和描写社会现实状况的内容相比，《金瓶梅》虚构的部分要少得多了。
在《金瓶梅》中，作者用很多事例来描写当时社会对妇女的种种态度，特别是对女子的贞操观念，完全如实地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观念。
通过诸多的事例和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封建社会里，对妇女的婚嫁历来是有着相当严苛的标准和规范的，那就是所谓的“从一而终”。假如说真的有女子死了丈夫之后，产生了再婚的想法，那是一定会为其他人的言语所诟病的，还可能会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甚至会失去富贵的生命。到了明代，尽管上层的统治阶级荒淫无度，但他们最终还是要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所以仍然要在思想上继续束缚民众，其中的一个手段就是继续大力宣传封建礼教，“烈女不事二夫”的思想更加强烈地禁锢着人们尤其是女子的头脑。不过，只要我们随便地翻阅一下《金瓶梅》，就会发现，“女子守节”这一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在小说中根本就不存在，书中的女子完全是堂而皇之地、毫无顾忌地在满足着自己的欲望，而且更为反常的是，这些女子的改嫁、偷情等行为，根本就没有人来指责她们。
以西门庆的几个妾为例。首先还是看一下潘金莲，她最早是被张大户“收用”了，后来又嫁给了武大，再然后才成了西门庆的妾。西门庆对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不同的男人生活这一点，一点也不在乎，反而是“且说西门庆娶潘金莲一来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头面，又相趁二人女貌男才，正在妙年之际，凡事如胶似漆，百依百顺”。我们可以看出，西门庆对潘金莲是百般宠爱。李瓶儿也是如此，先是蔡太师的女婿梁中书的小妾，梁中书死了之后嫁给了花子虚，花子虚死后又和蒋竹山搅在一处，当蒋竹山被西门庆赶走后，又嫁给了西门庆。而她进入西门府后，西门庆对她依然宠爱有加。甚至在李瓶儿死后，西门庆还要为她写“诏封锦衣西门庆恭人李工柩”，这“恭人”的意思是正夫人，直到别人极力劝阻，他才将“恭人”改为“室人”，即妾。不过所有的安葬过程和仪式，仍然是完全按照正妻的式样执行的。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金瓶梅》中对女子的再婚是允许的，对女子的贞操问题也是宽容的。虽然作者没有明确表示要反对女子的“从一而终”，但字里行间仍然透露出作者对封建礼教在这一问题上的否定态度。同时也应该说，在反映出当时社会现实的同时，《金瓶梅》也因此具有了进步的历史意义。
（二）《金瓶梅》对于世情小说的影响
所说的“世情小说”，就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也就是以描写日常生活为主的小说。究其起源，可以追溯到魏晋以前。但我们今天所称的“世情小说”，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出现的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
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被鲁迅称赞为是“最有名”的《金瓶梅》，就常常被看做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其之后的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是写爱情与婚姻，或是写家庭纠纷，或是描绘广阔的社会生活，或是专注于讥讽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而明清的世情小说有很多，比如说《醒世姻缘传》《玉娇梨》《好逑传》等。其中的代表作品，就是《金瓶梅》。
《金瓶梅》描绘了大量市井生活的生动画面，但它绝不仅仅是一般的描摹，而重点在于暴露、凸显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商业、爱情、婚姻等多方面的矛盾，进而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中国素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本书却将商人西门庆作为主人公来描写，而且时不时地还显示他的精明强干，西门庆的发迹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在书名中所提到的三个女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亦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众多女性的代表，在爱情中的痴狂，在婚姻中的悲惨，都不只是其个人的遭遇，而是所有女性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要过的所谓的“正常生活”。
由写一家而写尽天下世情，从暴露小家的矛盾进而剖析扭曲的人性，这都是《金瓶梅》这部小说的闪光点。可以说，《金瓶梅》为“世情小说”的写作开拓了新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