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从被启用到被革职经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1838年12月—1840年10月）。这是一段轰轰烈烈的时期。不但林则徐本人经历了巨大的变故，中外关系也开始了千古变局。而他在如此重大的变迁历史中，是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的。决定他的命运的是道光帝。道光帝对“夷”的态度从盲目自大至恼羞成怒，最终为了帝王和帝国的面子不惜割地赔款，处分林则徐只是他下台阶的一个步骤而已。
道光帝决定禁烟的态度一开始是坚决的。他和林则徐的共同问题是把禁烟仅仅当成内政，而不知有外交，以致发生外交纠纷时不知所措。在道光帝看来，此次禁烟的任务就是把“奸夷”、“夷匪”或“奸贩”拿办或驱逐，至于这些人背后有什么国家支持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如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刚到广州两天，道光的谕旨就发出，要他对查顿等奸夷“即著严行驱逐，据实复奏，务使奸夷尽去，痼弊患除，方为不负委任”《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00页。
随着禁烟运动的开展，道光帝的态度也在变化。道光对林则徐销烟成功，批示“可称大快人心一事”，应该是他全力支持林的心迹的表露。但当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发生（义律）挑衅的九龙海岸冲突后，道光帝注意到问题开始复杂化，他给林则徐的指令也变得模糊不清，林则徐的任务也由禁烟转向和洋人交涉。如果按照道光帝的想法去做，林则徐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道光帝于当年九月初五日（10月11日）见到林则徐关于九龙战况的奏报。他批示道： “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相机悉心筹度。勉之！慎之！”这是要林则徐再强硬一些。但又要求他“计出万全，一劳永逸，断不致轻率偾事，亦不致畏葸无能”《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第八卷，第17—18页。
需要指出的是，林则徐和道光帝都不知道，给几个“夷匪”撑腰的英国政府已在10月1日决定对华作战。
11月21日，林则徐上折说明穿鼻、官涌各役战况，提出区别对待的政策，遭到道光帝的拒绝（前文已述），既表明道光帝对外交的无知，也表明他对林则徐的态度在发生变化。
一个月后，道光帝在批复穿鼻战报时变得更加强硬，命令停止对英贸易，并放弃追查凶手和要求具结。上谕说： “著林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并著出示各国，列其罪状，宣布各夷。俾知英夷自绝天朝，与尔各国无与，尔各国照常恭顺，仍准通商。”《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第八卷，第36页。
一句话，道光帝生气了，不想和英夷交往了。这种鸵鸟政策无疑全盘否定了林则徐正在追求的区别对待禁烟和正常贸易的政策。道光帝在蛮干。不过，他又令人惊讶地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1840年1月5日）。这是在把所有责任逐渐向林则徐转移吗？上谕中特别指明： “林则徐已实授两广总督，文武皆所统属，责无旁贷。倘查拿不能净绝根株，唯林则徐是问。”同上书，第15—19页。英国远征军正在组建、集结，“净绝根株”不但不可能，天朝就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了。林则徐在1840年上半年主要在加强海防，攻固炮台，反对“封关禁海”。他意识到可能发生“边衅”。这已经不是当初所设想的局面了。
英军于7月6日侵占定海。接着北上大沽口，直接对统治中枢施压。由于通讯和交通方面的原因，在7月到8月这段关键的时间内，道光帝陆续收到自林则徐（广东）、乌尔恭额（浙江）、琦善（天津）等方面的奏报，由于英军行动迅速，道光帝收到的奏报内容也不断变化，开始还嘉奖林则徐，在得知定海失陷后不免大怒，下令调闽浙、两江兵力“合剿”。但8月9日收到琦善关于天津防务的奏折后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表示可以接受夷人的禀帖。8月17日，琦善接受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表明清廷的主剿信念动摇，转而论“抚”了。
道光帝对林则徐的恼怒体现在他8月21日收到林则徐《续获人烟枪具折》的批示上。林是一个月以前具奏的，当时情形和道光帝收到奏折后的情形已大不一样。道光帝用朱批形式斥责林则徐： “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后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54页。道光帝刚收到巴麦尊的照会三天，其对林则徐的恼怒程度，可想而知。因为道光帝天真地、自大地把英国人的要求真的当成了“要求皇帝昭雪申冤”——即处分林则徐。
道光帝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完全失去了天朝帝王的风度，乱了阵脚，只要能把英舰退去（哪怕只是回南方），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何况撤换林则徐。8月20日，道光帝就已向琦善发了两道谕旨，一是指示如何满足英方申冤，二是向英方宣布：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鸦片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91—392页。
林则徐此时还不知道清廷将派琦善南下取而代之。在8月16日，他还上奏《敌船在粤寻衅续筹剿堵折》，表示要命令所练各兵勇“择日整队，令其全出大洋，并力剿办”《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2页。道光帝是9月中旬收到此折，大加斥责说： “夷人习熟水战。该督折内，既称不值与海上交锋，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剿办，前后自相矛盾。显因夷兵滋扰福建、浙江，又北驶至天津，恐以粤东办理不善，归咎于此督，故作此举，先占地步，所谓欲盖弥彰可称偾兵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0卷，第44—45页。
没过几天，9月24日，林则徐收到了道光帝“看汝以何词对朕”的朱批，知道自己要被处分，乃上《奉旨革斥自请处分折》，要求对自己“从重治罪，以儆无能”《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2—883页。林在奏折中为自己的禁烟政策作了辩护，他认为自己是以国家为重： “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鸦片必须禁绝： “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他坚持认为禁烟不是导致战争的原因： “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
道光帝于一个月后收到此折，批驳了林的若干意见。如林说： “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朱批： “汝云英夷试其恫吓，是汝亦欲效英夷恫吓于朕也。无理！可恶！”又如林说： “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又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朱批： “一片胡言。”
林则徐失宠了。道光帝不仅归咎于林，而且还极端厌恶林这个人了。因为他在答应了英国人的基本要求后，9月15日，英军即同意南下，9月17日，琦善即被命为新的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一个月后，道光帝自诩“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1840年9月28日），清廷加林则徐、邓廷桢“办理不善”的罪名，交部“严加议处”，派琦善接署粤督。上谕中称“惟该督等以特派会办大员，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是以特别惩处，并非因该夷禀诉遽予严议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十五卷，第11—12页。实在是可耻。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清军士兵
五天后，清廷谕责林、邓二人“在广东查办鸦片，乃时逾两年，不但未绝根株，转致该夷赴近畿呈诉冤抑，成何事体？”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照部议革职，并命林折回广东，邓由福建前往广东，“以备查委”《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十五卷，第19页。由此可见，林则徐被查处的根本原因，就是道光帝害怕英国军队直接在京畿登陆。所谓“成何事体”之论，不过是借口而已。
林则徐是九月二十五日（10月20日）收到第一个处分命令，当日离开督任拟赴京，十月初一日又收到第二个处分命令，乃定次日移出督署。
广州绅民连日纷纷挽留林则徐。赠送的颂牌上书“民沾其惠”、“夷畏其威”、“烟销瘴海”、“威慑重洋”等字样。《林则徐集》，日记，第372—374页。说明林的禁烟运动在广州仍然深得民心。
接下来，英国侵略者的要求及其武力将使道光帝大吃一惊。他的幻想在英舰的炮轰下炸得粉碎。再次恼羞成怒的道光帝在1841年初又令琦善“相机进剿”。1月27日（正月初五）向英宣战。2月16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消息传到朝廷，琦善也被革职，交部严办。英军进攻更加猛烈。6月28日，林则徐被从重发往伊犁戍边赎罪。1842年8月29日，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中国惨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