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鸦片看似是一个帝国内部的简单的行政事务，实际却牵系着中外关系的大局。换言之，林则徐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自英使马戛尔尼1793年使华以来就已存在。追溯鸦片战争的原因，不能不考察中英关系的基本态势在1839年以前四十多年里逐渐发生的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英国在18世纪后期已经成为西方的新兴帝国。与古代帝国不同的是（或者与清帝国不同的是），英国是建立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浪潮和海上贸易基础之上的新兴帝国。“在向世上最古老、最辽阔和人口最多的帝国航行的路上，马戛尔尼不断地想着自己将要向中国证明一个新的真理： 英国是‘地球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乔治三世是‘海上的君主’，特使的信件、笔记和报告中充满了这类字眼。”〔法〕佩雷菲特：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4页。英国派出的使节旨在以他们的实力和利益为基础提出建立一个只许以自由贸易为行为准则的世界。然而，英国人如果认为他们如此合理的建议应该得到东方帝国的赞同，他们就太高估自己了。把自己估计得更高的乾隆皇帝在慷慨地向马戛尔尼及其随行赠送了足以显示帝国强盛和大度的礼物以后，断然拒绝了一次对中国而言毕竟不多的和平开放的机会，并在显然把乔治三世的目的当成归化称臣的回信中表示： “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同上书，第332—333页。天朝礼治体系严重地束缚了中国人对世界变化的应变能力。如果乾隆当时亲眼见到英国使团停在大沽口附近的、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战舰，他应该会稍微反思一下自己的态度。根据马戛尔尼自己的观察，对于中国的海防，他认为“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法〕佩雷菲特：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531页。英国人通过这次失败的交涉，不仅领教了中国的顽固和自傲，也敏锐地观察到了她那虚弱的武备。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又注意到扩大在华市场的问题。1816年英国政府再派阿美士德勋爵使华。因为礼仪之争——英使拒绝三拜九叩，他已经到了圆明园却被驱逐出国。嘉庆帝的诏书是这样说的： “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不治重罪。”同上书，第587页。阿美士德访华的失败，使英帝国感到了莫大的羞辱，他们不会有第三次谈判了。
乾隆和嘉庆的诏书，明白地告诉了英国人几个信息： 第一，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负的、坚持天下一统的帝国；第二，中国的对外体制不允许进行平等的对外贸易；第三，不遵从中国体制，一概驱逐。所谓“不治重罪”一词，显然更是把外国使节当成了臣民对待。
随后的中英贸易关系却奇特地通过鸦片走私来平衡。1832年，英国国会改革法通过后，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在英国政治中取得了重要地位，他们不满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于1833年8月废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并于1834年7月派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英国把英中之间的私营企业的贸易关系提升到英中官方关系，这是中国方面不曾觉察到的重大改变。同时，从英属印度走私到中国的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平衡了英国进口中国茶叶导致的贸易逆差。这一系列的变故，已经决定了如果中国执意不开放市场，并且严禁鸦片走私的话，英国人将把毒品走私、争取自由的战斗和国家荣誉混为一谈，发动一场打开清帝国国门的侵略战争。
英国商务监督默许和共谋下的鸦片走私对中国社会、吏治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嘉庆帝和道光帝都曾多次颁发禁令，严惩吸食。但鸦片走私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毒瘾本身以外，是鸦片贩子和地方官僚从中得到巨大的利润。1836年至1838年，清廷内部就鸦片问题爆发了一场关于鸦片“严禁”与“弛禁”的大论战，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各种利益集团的基本态度。论战把林则徐推上了中外关系的历史舞台。
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论战开始于1836年（道光十六年）6月初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的折子《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卷，第3—5页。又参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203页。
许乃济在奏折中表达了三个观点： 首先，鸦片确实该禁。所谓“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但是，他的重点是在下面： “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说。在天朝原不惜捐此百余万两之税饷。然西洋诸国通市舶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止英吉利耳，不能因绝英吉利并诸国而概绝之。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又将何以置之？且夷舶在洋外，随地可以择岛为廛，内洋商船皆得而至，又乌从而绝之？”“是虽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来。”他的意思是说不能以断绝通商方式阻断鸦片走私。显然他把正常贸易和走私混为一谈，并假定只有断绝通商才能治理鸦片走私。其理由是不充分的。
他又说： “或谓有司官查禁不力，致令鸦片来者日多。”可是，“查办非不认真，而此风终未能戢。盖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骛利，鬼蜮伎俩，法令实有时而穷”。
所以，在“闭关不可，徒法不行”的情况下，他公然主张“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纳税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也……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许乃济提出的“驰禁”办法，实际上是在寻求鸦片走私合法化，为鸦片打开内地市场而呈请中央出政策，其论大胆而荒谬。这是他的奏折的第二点。
此外，他在此折所附《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中公然请求，由于内地无人种鸦片，所以利益“全归外洋矣……今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则烟性平淡，既无大害，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特虑夺南亩之地力，荒农夫之耕作，则关系匪轻。但以臣所闻广东省情形言之，九月晚稻刈获既毕始种罂粟……而大有益于农夫”。
幸亏道光帝并不昏庸，将许的奏折发交粤督抚及粤关监督会同妥议具奏。许乃济的奏议果然得到从贩卖鸦片中得利的十三行洋商们的赞同，英国第二任商务监督义律也是喜出望外。而广东的官僚提出的具体办法更是吹捧许乃济“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蒙谕允，驰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卷，第5—10页。林则徐时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虽未参与此次论争，但他已经在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严禁鸦片的态度。
比如林则徐在军队中严禁营兵吸食鸦片。他上奏说： “嗣后营兵有犯，除该兵丁革退重办外，将该管千把一并斥革严惩；如千把、外委有犯，将该管将备严参重处。”《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 （日记、公牍分别于1962、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第440—441页。
道光帝还是同意严办的主张的，他下令驻广州的官员要更积极地执行反对中国人走私和贩卖的法律。到1837年1月，广东按察使王青莲四处查封烟店，使鸦片贸易几乎销声匿迹，在整个一年里有两千个烟版子被捕。虽然外国人仍然认为中国朝廷对此反正不会十分认真，并且会认识到实行解禁在财政上是正确的参见〔美〕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但随后又一轮鸦片问题的争论促使道光帝下决心根除烟毒。
鸦片走私船比中国同时期的水师船还要大
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初十日，林则徐的朋友、鸿胪寺卿黄爵滋在道光十五年《敬陈六事疏》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了自己关于鸦片烟害的论点，奏上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这是严禁论的主要代表文献，是禁烟运动的舆论先声。
他首先分析了鸦片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认为“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由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由于白银的大量外流。“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
接着，他对常用的查禁方法提出质疑。比如严查海口，他认为“利之所在，谁肯认真查办”。又如禁止通商，他认为鸦片走私贸易利润远大于正常的其他贸易，即使不准通商，“自有奸人搬运”来自停泊在大洋上烟船的鸦片。再如查拿兴贩，严治烟馆。由于贩运和吸食已经在商、官、民中形成了互相勾结的网络，商办难以奏效。还有开种罂粟之禁，听内地熬烟之法，他认为内地所熬之烟实际上会掺和在洋烟中同样贩卖。
如何惩治，他认为应该从严办吸食者入手。他说： “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提出给烟民一年的戒烟期，一年以后，仍然吸食则置之重刑。黄的奏折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54—257页。个别文字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卷中所载有出入。
清廷把黄爵滋的奏折发往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各省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表示意见的复奏有29件，其中反对严禁的占21件（满13人，汉8人），赞成的只有8件（满2人，汉6人）。参见来新夏： 《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东北三大将军、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大批贵族官僚极力反对严惩吸食者。
闰四月二十五日，清廷在上谕中开始提到鸦片流毒对国计民生的危害。说“自鸦片流毒中国，纹银出洋之数，逐年加增，以致银贵钱贱，地丁漕粮盐课因而交困。若不及早防维，力图筹复，将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卷，第11页。 显然，道光帝有意治烟，但于方法上甚为苦闷。
00林则徐在农历五月十九日（朱批日期）和八月初二日两次上奏折及折片。在此期间，湖北巡抚张岳崧、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河南巡抚桂良、两广总督陶澍等督抚已经复奏明确支持黄的意见。林则徐的意见最终得道光帝重视主要还是林本人对鸦片问题的深刻认识触动了他，同时，林在具奏第一个折以后在湖广厉行禁烟，成效也很好，此举也加强了林议的说服力。当年11月9日，道光帝接到琦善关于天津查获大宗烟土犯的奏报，才下决心宣召林则徐入京。另据茅海建的引证，此前10月25日，道光帝得知京城中庄亲王等吸食鸦片，受了很大刺激。参见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页。
那么，林则徐的奏折和折片是如何说动道光帝的呢？
在第一个奏折中，他提出六条具体建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严禁派的主张和弛禁派的主张都把政策目标限定在内治（内政）上，没有意识到鸦片贸易（走私）实际掺和了英国政府的巨大的殖民利益。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天朝大国思想的毒害所致。而林则徐后来到广州发现情况远比想象中的复杂的时候，就会在对策上缺乏应有的战略高度了。
林则徐的六条建议包括： 第一，“烟具先宜收缴净尽，以绝馋根也”。第二，“此议定后，各省应即出示劝令自新，仍将一年之期，划分四限，递加罪名，以免因循观望也”。第三，“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均应一体加重，并分别勒限缴具自首，以截其流也”。第四，“失察处分，宜先严于所近也”。第五，“地保牌头甲长，本有稽查奸宄之责，凡有烟土烟膏烟具，均应着令查起也”。第六，“审断之法宜豫讲也”奏折全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67—571页。
此外，他还呈上戒烟良方数种。这个奏折很具体，主要是针对“如何禁烟”的问题。
林的第二个奏折夹片把禁烟和财政、军事等国家大事结合起来，强调了禁烟的紧迫性，留下了众所周知的一些名句。
他说，“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而吸食者，方自呼朋引类，以诱人上瘾为能，陷溺愈深，愈无忌惮”，所以“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而政府各级部门情形更糟，他说： “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奏折全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00页。此奏折也收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58—361页。
既然烟毒已经侵蚀了统治机构，不用重刑是不行的了。接着此片还呼吁“诚使中外一心，誓除此害”，是为倡导朝廷内外齐心协力办成此事。
为何要严于立法呢？“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 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接着，林则徐写下了振聋发聩的名句： “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夫财者，亿兆养命之源，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敬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上，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借寇资盗，不亟为计？”林则徐在最后强调了白银外流如同资敌。可见在他的观念中存在着“中”—“洋”，“我”—“彼”的明确区分。虽然天下一家，但仍分你我。
道光帝在十八年（1838年）九月初八日（林奏后一个月）对庄亲王、辅国公二人在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甚为震怒，革去二人王、公爵。次日发布上谕查禁京城内吸食鸦片，“总期湔除积习，俾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共知儆畏，用副朕力挽颓风除恶务尽之至意”《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城各饬所属严查鸦片吸食者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90页。 决心“除恶务尽”的道光帝自然对林则徐的态度感兴趣了。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帝发布“林则徐着即来京陛见”。
十月十一日，林则徐离湖广总督任，启程晋京。友人张际亮自安襄归来，未及相晤，乃写诗感念，似预见林的入觐一定是有重任。其诗曰： “幕府重闻鼓角声，九重高望不胜情，重臣报国心原瘁，圣主忧时事可争……”参见《林则徐年谱》，第182页。
十一月初六日，林抵直隶安肃县，与由北京回保定的琦善相晤。这是个具有某种历史象征意义的巧合。琦善以“无启边衅”警告林，林“漫应之”同上书，第182页。以后的事实证实了二人处理鸦片问题的相反态度。有一点值得注意，林则徐显然是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对于是否会导致中外冲突，似乎是估计不足的。琦善是因为主张弛禁才提出“边衅”勿开的警告，其动机是成问题的，但他毕竟第一个明确地向林提醒了禁烟任务可能触及中外交涉，虽然他用的是“边衅”（边境地区与藩属地发生的军事冲突）这一传统帝国的常用政治术语。
十一月十一日，林抵京，从即日起到十八日止，共召见八次。第五次召见时，奉旨： “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24页。
上谕中没有提到鸦片，但林的任务却发生了和原来朝廷上下谈论鸦片问题时不同的变化： 朝廷上下一直在讨论如何惩治吸食者的问题，对于贩运、开馆也只是提及，并未作重点。但林却是去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显然是把查禁鸦片走私进口为禁烟之主要手段。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上谕改变了林则徐工作的重点，隐含了涉外的重大因素。林则徐和道光帝注意到这点了吗？
君臣二人的问答史无明载。但林则徐后来的奏折、书信说明当时确实把禁烟的重点转移到了断绝鸦片来源上。道光二十年、二十二年林在两封书信中据杨国桢： 《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说道： “侍戌冬在京被命……维时圣意亟除鸦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侍恐一经措手，而议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迭面陈，奉谕断不遥制。”又说： “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忽论，即到粤后，奏清敕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
可见林则徐和道光帝在决策时是考虑到可能发生的中英冲突（边衅）的。但他们局限于对鸦片走私问题及国际问题的了解，只想到最多发生“边衅”，没有预料到鸦片走私贸易和巨大的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有内在的联系，故不可能预料发生后来大规模的英侵华事变。可以说，林则徐受命以断绝鸦片来源为工作中心，一开始就注定了中英大规模冲突和林则徐被罢免处分之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