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力量
每个人年少时，都希望父亲能成为自己的精神指引者，这一点对我来说，是缺失的。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有很多让我备感痛苦和困惑的地方。这些负面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压在我心底，沉甸甸的。我知道，如果处理不好，对我整个人生来说，就会成为一个永远的沉重包袱。就像我妹妹，父母在她最重要的成长时期离异，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心理烙印，而且这种烙印是印在骨子里的，让她至今无法摆脱，无法去面对和处理好与父母的关系。
值得庆幸的是，在后来漫长的教育和自我教育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反思自省，这些负面的东西最终没有让我消沉。现在的我也没有过多记恨或者埋怨父母，反而能用很好的心态来善待他们。多年过后回头看，我很感谢岁月让这一切沉淀成了一笔财富。
生存面前必须强悍
我生长在一个破碎家庭。从小我父母的感情就不太好，可以说，我们家庭的氛围和我们家庭的很多事情，都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很大。这些问题对我之后的成长经历影响也特别大。
先来讲讲我父母那辈的家庭组成：我妈妈家在陕西，祖籍在甘肃。我姥姥是一位小学校长，姥爷在一个大工厂做总会计师，在当时这都是很不错的工作。
妈妈在家排行老大，虽然整个家庭里孩子很多，但是男孩特别少，姥姥一直生到第五个孩子，家里才终于有了男孩。所以在我妈妈的整个家庭里，女性占主导地位，是一个母权的家庭。这点对我妈妈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我姥姥对妈妈的影响尤为深重。不过因为姥姥是小学校长，所以家里总体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氛围。
而我父亲家的情况和母亲家截然不同，我的爷爷是一名普通的铁道工人，虽然在当时爷爷的职务是负责管理铁路扳道工，不用亲自干重活儿，但也还是工人阶级。在一个看重家庭成分的时代，这对一个家庭来说特别重要。我的奶奶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爷爷奶奶总共生了三个孩子，全是儿子。老大因为参军打日本人牺牲了，剩下哥俩，我爸在家中排行最小。
老郭家特别有意思，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儿子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家人在逃难中走散了。爷爷一直往西边走，这一跑就跑到了西北。我奶奶带着这三个孩子，逃来逃去还是选择留在了北京附近，因为老郭家的祖籍在那边呀，所以就没跑太远。老大作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员，不敢暴露身份，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就再也没回来。奶奶说，是打日本鬼子牺牲了，之后就剩下我爸爸和我二大爷，他们哥俩与奶奶相依为命。
现在想想，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没文化的女人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实在不易。特别是当时两个孩子的年纪都不是很大，爸爸当年六七岁，而我二大爷也就十岁，还都是孩子，全靠我奶奶一人抚养。
在那样的家庭里，每个孩子都得有自己的分工。我二大爷年长一些，所以多承担了一些体力活。
而在那个没有女孩的家庭里，爸爸就承担起了女性家庭成员的职责，比如一些家庭工作，像洗菜、洗碗、收拾衣服，包括缝纫，这些本来应该是女孩子做的活儿，都落在了爸爸身上，因为家里唯一的女性——我的奶奶，要出去糊口，去讨一口饭吃。
我一直觉得，这种家庭分工对我爸爸个性的影响很大。虽然有一些东西我也没真实看见，但我可以理解他的成长道路中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那时候兵荒马乱，家里没有钱，爷爷也下落不明，奶奶的生活压力很大，所以脾气变得非常暴躁。甚至奶奶老了之后，我二大爷和我爸去伺候她养老，包括她见到我们晚辈的时候，脾气依然很暴躁。但我理解她，那种情况下的农村，如果她不强悍的话，一家人恐怕连生存都是问题。
小时候，我曾经失去过精神港湾
人在青春期、在年少困惑阶段，都在寻找一个精神上可以指引我们的人，而最有可能成为这个角色的就是父亲。然而爸爸从小没能在他父亲身边生活，这种家庭环境在他身上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烙印，例如性情比较暴躁和带有女性化的处事方式，但这种时代原因造就的家庭缺失，谁有能力改变呢？
解放以后，走散的这家人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寻找家人，我们整个家的主心骨都围绕着：爷爷跑到哪里去了？还活着没有？
通过当时在铁路的各种关系，终于找到我爷爷了。原来爷爷顺着陇海铁道线，一直往西边走，就到西北那边发展了。1942年河南闹大饥荒，爷爷从河南又逃到了西安附近，还是没有离开铁路这方面的工作关系。但在那个时候，一方面逃荒逃得他心力交瘁，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家人的生死，并且是一点消息也无从得知，所以在我们找到我爷爷的时候，他已经又娶了另外一位奶奶生活。从1937年到1949年，这中间经历了12年。
之前，一个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但在解放以后，只允许一夫一妻。爷爷不能丢下两个奶奶不管，但也不能三个人住在一起生活，最后爷爷选择和我的二奶奶生活在一起，回北京后就回到老郭家的祖籍卢沟桥那边。而我的亲奶奶，选择跟我的二大爷——她的二儿子，生活在一起。
在当时尴尬的情况下，唯有这样，没有别的办法。亲奶奶为什么不跟我爸爸生活在一起呢？因为当时爸爸离开北京了，那也是后话。
有时候我想，所谓一个家族的传承，就是父亲的父亲传给父亲，父亲传给我的，现在都变成了我打算传给自己孩子的。我老跟我妈开玩笑说，自己现在就是家里的指导思想，我说往哪边走，大家就往哪边走。
除了在家把握大方向，在外我还经常为石头展现父亲的力量。比方说参加《爸爸去哪儿》，在这个过程中我跟孩子一起打造的快乐不是每个家庭、每个爸爸都能得到的。这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财富，我有机会借助这样一个节目为石头展示父亲的力量。
说得更深一点儿，我们现在和孩子的那种亲密与互动，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父辈所不曾体会的，这也是一种缺失的弥补吧，在和孩子的相处中我们被修复与治愈。每回我在采访中说起参加节目这件事情，都感觉很幸福。这过程中，当然会带来一些经济利益，对名声和宣传都有好处，但是说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就是幸福，这个是不可替代的。
不被时代祝福的父母爱情
父母从小就青梅竹马，那时，他们都在铁路系统里上中学，爸爸年龄大一些在高年级，妈妈年龄小一点在低年级，两个人在中学里都是文艺骨干，于是他们相识了。当时情投意合，两个人就“早恋”走到了一起，虽然那个时候他们的父母都强烈反对。
爸爸在考大学的时候，没有留在本地，他从西安考到了上海戏剧学院，必须离开西安的时候到了。可妈妈当时还留在西安上学，怎么办呢？于是他们俩约好，到了妈妈该考大学的时候，也考到上海戏剧学院，这样两个人就能走在一起了。但是转来转去，妈妈后来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去了北京。
上大学的时候，两个人也没能在一起，于是当时爸爸又和妈妈商量，规划了未来的道路：“我比你提前两年毕业，你在中央戏剧学院，我为了照顾你，毕业以后得回到北京发展。第一，我们家就在北京；第二，我得找你来啊。”
过去大学毕业生受政府组织派遣和分配，这些组织制度非常严格，想回北京发展没有别的办法，在当时只有一个机会，让爸爸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当表演老师教表演，然后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回到了北京。两年以后妈妈毕业了，他们顺理成章地结婚了。
妈妈毕业时，正好赶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组织上让他们到大西北支援边疆，当时她们一个班的人全部去往青海。同时北京、上海很多知识分子和青年都去支边了，有的高中毕业就分走了，有的高中没毕业也分走了。我妈妈他们这拨儿大学生在当时属于什么呢？优秀人才到边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
我妈妈也是学表演的，他们一个班全部分到了青海省话剧团。这时我爸爸没办法了，他刚调过来工作，妈妈又被分走了，两个人刚结婚也不能生活在一起。那个时代比较乱，“文化大革命”文斗武斗弄得大家也没心思工作，当时我父母心想：我们不能把孩子生在青海呀，因为我们的根儿还在北京啊，将来有朝一日必须得回来。所以他们匆匆忙忙结婚，匆匆忙忙生了我。
我在北京出生以后，他们也顾不上照顾我，就将我交给了住在长辛店的亲爷爷和二奶奶。
两年后，我爸所在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停办了，爸爸心想：“怎么办呢？爱人已经到青海支边去了，不能剩我一个人在北京待着呀。”那时候人们心里，北京到青海之间的距离真是远隔千里的，不像现在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爸爸一想到两地分居心里就不是滋味，干脆自己也到青海去吧，将来想办法再调回来，最起码两个人先在一起了。
在我爸妈年轻的那个时代，个人的生活完全被时代洪流裹挟，作为个体完全无力与时代和制度抗衡，只能在夹缝中委曲求全。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我们是非常幸福的。
野孩子欢乐多
我6岁以前的日子，都是与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到现在，那五六年的时光在我的印象里充满了阳光和温馨。我在天然的环境中，与爷爷奶奶真实地生活，找到了现在许多小孩子少有的快乐：就像一个野孩子一样，在时光里奔跑。
说我是一个野孩子，是因为那时候跟爷爷奶奶一起住，自由惯了，每天在胡同里横冲直撞、登高爬低的，也闯了不少祸。我的二奶奶对我特别好，她是河南三门峡人，和我爷爷在内蒙古相识。从小我跟爷爷奶奶的感情就很深，很多童年的回忆，到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很幸福。
我记得那时，爷爷每天送我去幼儿园，我哭着不愿意去，到了幼儿园自己找着路就走回来了，把爷爷奶奶吓得够呛。当时家里很穷，爷爷奶奶为了哄我高兴，就到药店给我买大山楂丸吃。
山楂丸又酸又甜，我每次吃完都特别高兴。直到现在山楂丸还是我家常备药，没事儿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嚼一颗，吃完开胃，但留给我更多的是小时候的美好记忆。
还记得一个夏天，我只穿条大裤衩，光着脚跟小朋友们去玩儿。我们去水塘里和泥，去铁道边上的红薯地上翻地，翻完以后，拿着小筐子，捡挖剩下的小红薯，特别满足。还有小时候光着脚丫踢足球，和邻居四奶奶家的小四一起，对着墙踢球。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足球，只有又轻又软又便宜的球胆，充上气儿就能玩，就那么肆无忌惮地疯玩一下午，玩得又饿又渴。
小四说：“走！回家！今天我奶奶蒸窝头。”
我立马激动道：“好呀！”
回家路上，我们光脚走在被太阳晒得黏糊糊的柏油马路上，经太阳晒过以后的柏油马路是软的，小脚丫踩上去，一走一个脚印，特别好玩。我们就这样光着上身，带着汗水和泥土的味道，奔向回家的方向，阳光下的童年那么灿烂，灿烂的还有四奶奶蒸的窝头。
四奶奶是农村人，和我们是邻居。我对四奶奶的印象特别深，夏天四奶奶蒸窝头，因为热，总喜欢赤裸着上身，那时候也没觉得奇怪，可能周围都是小孩子，四奶奶也无所谓。到现在我回想起来，窝头的味道那么的香，是咸的，带一点葱花，大窝窝头还包着野菜，真是巨好吃。
转眼我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虽然我的户口和一切关系都在北京，但我爸妈觉着，爷爷奶奶也没什么文化，孩子到上学还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万一耽误了学习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转来青海自己还能看着。就这样，他们决定把我接到青海，一起生活。
我当时不愿意跟妈妈过去，我印象特别深，妈妈从青海坐火车回来，骗我说跟她走，就给我好吃的，还许了好多愿给我。我当时知道妈妈骗我，让我到她那边去，可我就是不想去。因为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习惯了，别看只有几年的时间，感情已经十分深厚，在我心里是非常依恋他们的。
我记得当时听完，拔腿就跑，妈妈在后面一直追我追到一个小学操场。我一直跑，一圈一圈的，她一直追，但始终追不上，那场景让我想起现在的小石头，他生气跑了，我去追，历史场景会再次上演。
但是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我也不能一直跑下去啊，后来还是被强拉硬拽地去了青海。
我无忧无虑的、天然的童年生活，就这么结束了。
无法忘记的“被逃票”
在爸妈带我去火车站搭火车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难忘的事。时隔30多年，每次想起，诸多细节仍历历在目。
那个年代，在北京火车站买儿童票是有优惠的。那时的政策是儿童身高不超过一米，就能免票；身高在一米到一米三之间，就允许享受半价票的优惠（后来，听说随着我国儿童体质的改良，这一标准逐步提高到儿童身高一米二以下免票，一米二到一米五可买半价票）。
20世纪80年代的钱多值钱啊，虽然一张票额才几块，顶多十几块，但省下的钱可以买多少东西啊！况且，那时的人们也较少坐火车出行，能省则省呗。
那是一个中午，爸爸妈妈收拾了很多行李，准备领我离开北京，坐火车去青海。出门不久，远未到火车站，妈妈开始交代了：“一会儿如果有人问你几岁了，你千万不要说是7岁，你就说你不到5岁。如果问你有多高，你就说肯定没超过一米三，一定要记住啊！”
我虽小，但当时也明白，不就是为了“逃票”吗？于是，我嘴上答应，心里一直觉得忐忑不安，坐火车的兴奋劲儿顿时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