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长达十年，在帝国历史上璀璨夺目的万历初政，竟然是在这种波诡云谲的重重黑暗中拉开的序幕。这实在算不上是个好的开头，其诡异乖戾之处，令人无法想象后面的结局会是皆大欢喜。
对于张居正来说，不幸的是：这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其丰采”的杰出政治家，只能以这种阴暗的开端，涂抹着自己的脸谱。仿佛挥舞了一支过于粗暴的墨笔，黑墨淋漓之际，使他后来那些对帝国真正伟大的贡献，也变成令人不忍卒睹的花脸。
这还不算，最大的不幸则是——
从张居正一生行状判断，他或许真的不在乎自己的生前身后名。然而，诚如帝国政治所一再展现的那样，此种作为，在多数情况下，伤害的常常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声，甚至主要不是名声。与二十五年前投身帝国官场的“储相”庶吉士相比，今年四十八岁、年届知命的张居正，已然是帝国首辅。当年那些无限的可能性，如今，已经明确而具体地铺展在他面前。然而，他却很有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置身其中的棋局，如今，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盘死棋。
就像没有人能够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到正确的目标一样，也没有人能够盘活这一局已经死透了的棋。从此以后，张居正真心实意、雄心勃勃地为帝国所做的一切，客观上，可能只是让这盘大棋死得更快而已。
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看，的确很难得出其他的结论。
除了与冯保之间的知音默契，小皇帝朱翊钧及其母亲慈圣李太后的“倾心委倚”，则是张居正能够大展拳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按照《明史》所载，李太后出身于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漷县治所在今天北京通州东南的漷县镇。此地在元代为漷州，下辖今日河北省的武清、香河两县。明初太祖时漷州为县，到清代并入通州。太后家境贫寒，其父李伟为避兵祸，逃难来到北京。初进裕王府时，李太后只是一个低级侍女，后来受宠，生下皇长子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隆庆元年晋封为贵妃。而正宫陈皇后体弱多病，且没有生育，一度被“移居别宫”。种种迹象表明，她与李贵妃和做皇帝之前的皇太子相处融洽。
按照皇家制度，新天子即位，应尊先帝时的正宫皇后为皇太后，有亲生母亲须称为太后者，要另外再加徽号作为区别，就是地位略低于正宫皇太后的意思。这种情形，显然无法令万历皇帝和他的亲生母亲满意。另外无法满意的，则是冯保与张居正。于是，冯保以两宫太后并尊暗示张居正。最后，张居正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尊陈皇后曰仁圣皇太后，尊李贵妃曰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并驾齐驱，没有了区别，遂成帝国定制。有一次，小皇帝玩得高兴，对自己的首辅大臣说：“昨天，大内百花盛开，我奉陪母后赏花盛宴，开心极了。”他说的母后，指的当然是自己的生母李太后。张居正奏曰：“仁圣陈太后那儿长期寂寞，恭请皇上能够放在心里。”小皇帝颇以为然，回宫报告自己的母亲后，亲自驾往陈太后所居宫殿，将其接到鲜花盛开处，再设盛宴赏花，尽欢而散。
张居正心思细密，应该令两宫太后深感欣慰。
官修正史《明史》在谈到李太后时说：太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治理国家，臻于富强，太后“之力居多”。表明这位皇太后确实曾经给予了张居正相当大的支持。
许多年以后，在给帝国晚期政治带来重大影响的所谓“国本之争”中，万历皇帝对册立自己不喜欢的皇长子为太子一事迁延乖张，太后问他是什么理由，万历皇帝回答说：“因为他是都人之子。”太后大怒，曰：“你也是都人之子！”已年届中年的万历皇帝惶恐万状，跪俯在老太太面前不敢起来。“都人”是当时宫廷内对低级宫女的称呼。后来，几乎受到皇帝终身宠爱的郑贵妃，想以为太后祝寿的名义，让自己亲生并备受皇帝喜爱的福王留在北京，太后很不客气地反问：“我的儿子潞王是不是也要到北京来为我祝寿？”帝国制度，凡成年的皇家亲王，必须到各自的封地去，非皇帝宣召，不许在北京逗留。这位不好惹的老太太，可能是那位倒霉的皇长子，最终能够成为皇太子并登上皇位的重要原因。
慈圣李太后对儿子的管教之严，在历代帝后中是有名的。长时间罚跪是她惩处万历皇帝错误的常用手段。经常是小皇帝哭泣着保证改过，才被允许站起来。每次小皇帝读书下课回宫，太后都会让他模仿讲官，在自己面前复述讲习内容，以考查并巩固其学习成果。每临早朝，太后则必会在五更时分，大约是早晨四点多钟，亲自去叫醒小皇帝，命宦官们将睡意正浓的皇帝强制扶起来，洗漱装束，看着他登轿而去。对于十几岁十分贪睡的孩子来说，其痛苦可以想见。
丈夫死后，这位来自平民家庭、如今富贵已极的皇太后，一个最大的心愿，可能就是儿子能够成为名垂青史的圣贤之君。驱逐高拱之后，她对张居正寄托了无限希望与信任，“大柄悉以委之”，就是将军国大政全部委托给张居正处理，称得上全心全意。据说，她训斥万历皇帝时特别喜欢用的一句话是：“要是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这种情形，很像那些拿“狼来了”制止小孩子啼哭的民间妇女。可以看出，其间并无恶意，充满敬意。
后来，甚至到小皇帝已经长到十八岁，娶妻生子，按照帝国惯例早已到了亲政——主持国家大政的年龄，张居正“乞休”、“归政”，就是请求退休，将大政归还皇帝时，皇太后仍然命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断然回答：“请张先生辅导皇帝到三十岁，那时再商量由人接班也不迟。”这位皇太后一口气活到了万历四十二年，仅仅比自己的儿子万历皇帝早死六年。假如张居正能够像严嵩或徐阶那样，寿命足够长的话，后来的情势发展可能会变得特别有意思。
从人的心理发育规律看，假如真的用狼吓唬孩子的话，大概可以在这孩子的心中有效地培养出对狼的终生恐惧；而若不是狼而是人的话，那么，这种恫吓一遍遍重复的结果，则可能会在小皇帝心中，既培养起对张居正的敬畏之心，却也完全有可能为皇帝未来的逆反心理，埋下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幸的是，情形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以国人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力，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正值盛年守寡的李太后信任与支持张居正，有着其他方面的微妙考虑，譬如男女之情一类。
公元1572年，即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驱逐高拱的第四天，小皇帝单独召见了张居正。这次平台召见很有名，是张居正位居帝国首辅之后，与皇帝之间的第一次奏对，大体确定了十年万历初政的基调——
小皇帝对张居正慰劳备至，说：“先帝活着时多次告诉我，先生您是忠臣。今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先生尽心尽力地辅佐。”
张居正泪流满面，跪俯在地上，顿首泣谢，曰：“臣承蒙先帝厚恩，不敢不竭忠尽力，以图报效。方今国家大事，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讲学亲贤，节用爱民，是为君之道所最首要的，恳请皇帝圣明留意。”
小皇帝回答道：“善。”第二天，张居正于心潮难平之中，向小皇帝呈献了十年辅政生涯中的第一份奏疏。其中谈道：“为臣之道，必须出以公心，不谋私利，才能称得上一个忠字。臣子我从小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对这个字烂熟于心。走上官场之后，兢兢业业，没有做过什么堕落、从而玷污这个字的事情。”
“如今，承蒙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人非草木，我怎能不激励自己奋发有为！”
“我要谨守祖宗旧制，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心好恶取舍。”
“我要以区区之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居正希望皇帝“念念不忘祖宗缔造国家的艰难，念念不忘先帝托付的重任，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悠悠之治”。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心潮激荡，必欲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以至于四百多年后读来，仍令人不免感慨万千。
从纷纭驳杂、汗牛充栋的各种记载中，很难得出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进行过大规模变法的结论。尽管后来——直到今天的人们时常把这两个人的作为，并称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变法”，认为此二人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改革家。甚至在张居正如日中天、大权在握时，就曾经有人将张居正类比为王安石，而对其进行猛烈抨击。
这种说法十分可疑。
姑且不论成败，王安石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其财政、金融等经济思想与观念，系统、高明而且超前，并确实曾经在大宋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里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制度变革。
张居正则在帝国官场长期熏陶下，缺少深入系统的思想理念，他更多凭借的是申不害韩非子古老术家与法家那一套权谋智术。因此，在制度层面上，我们找不到或很少能够找到张居正进行或试图进行变法的证据；在理论层面上，也很难看出他有什么富有创意的贡献。他所做的一切，大体是在现有制度、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诚如张居正自己所说，他要做的，“惟在遵守祖制”，“为祖宗谨守成宪”。
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张居正所追求的目标，可能就是用谋略、强力手段，恢复祖宗——朱元璋时代的帝国制度活力，从而，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达到民富国强。举凡张居正十年施政举措，譬如：尊主权——可以理解成尊重君主权力；
课吏职——对官吏职责高标准严要求；
信赏罚——赏罚严明奖勤罚懒；
一号令——统一思想统一号令统一行动；
以及裁汰冗员、整顿驿站管理、节俭开支、整饬边防与军队、实行一条鞭法，乃至清丈土地等等，无一不可以作如是观。
张居正著名的《陈六事疏》，被认为是“系统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实际上，仔细推究起来，这所谓“六大改革纲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实在没有一件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倒真实地反映出了张居正试图恢复祖宗旧制的努力。
即便如此，仔细检视当日之情形，应该说，张居正的这种努力，进行得相当艰苦卓绝，其程度还真的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改革。
原因是此时大明帝国已经走过了二百年漫长岁月，就像我们在以前的描述中所不断看到的那样，当年太祖创立的制度，如今大多演变得面目全非。而困扰中华帝国近两千年的制度弊端，也在此时一一出现，其交织缠绵的结果，令种种弊害，更加积重难返。譬如，豪强富户，“多依势恃强，视佃民为弱肉”，表明新一轮的弱肉强食早已展开。而土地兼并也已经具有了浓厚的大明帝国特色——“有地无立锥而籍田逾顷亩者，有田连阡陌而版籍无担石者。”意思是，有的百姓穷得无立锥之地，却在官府的赋税名册上记载着百亩以上的纳税额度；而土地极多的大地主，反而在官府没有记载，也就是说不需要纳税。于是，许多农民“抛荒田产，避移四方”。
在我国历史上，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便大体上意味着社会动荡不安，官吏渎职自肥，而国家财政状况则窘迫日深。
这种病态的情形，在张居正执政之初的各种文字中反映极多——“生民之骨血已罄，国用之广出无径，臣等日夜忧惶，计无所出。”张居正的忧虑十分真实，民脂民膏已经被榨干了，若没有更好的办法，则“元末之事可为殷鉴”，元朝覆灭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那么，怎么办？张居正认为：“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显然，张居正是以这种“磊落奇伟之士”来自我期许的。
平心而论，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张居正的作为远非无可挑剔。但若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段中考察，譬如观察其十年释放权力的过程，又让人很难怀疑张居正忧国忧民、竭心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真诚。在他的目的与手段之间，于其同时代人来说，无法容忍的地方恐怕不在少数。而对于今日之读者，则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吊诡之处。未来，张居正令人扼腕的命运，可能就是这样导出的。
为了“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张居正采取的手段很绝，相当独特而出人意料。他没有像太祖朱元璋那样大刀阔斧地清算贪官污吏、豪门富户，而是在执政不久，力道很强地推出了一个“考成法”。如果说十年万历初政有什么富有创意的新鲜做法的话，大概这个“考成法”可以算在其中。
公元1573年，即万历元年，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他认为：“天下大事，困难之处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有法必行；不在于说些什么，而在于说出来就一定要有效果。”遂制定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帝国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将所有应办之事，按照道路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出完成期限，然后分别在三套账簿上记录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监察部门以备注销，一套报呈内阁查考。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于所有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完成一件则注销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监察部门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内阁则稽查六科，并对违限与欺瞒者予以惩处。
粗粗看去，这套官吏考核制度很像今天广为人知的“绩效考核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