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在裕王府邸三年，“王甚贤之”，裕王特别欣赏看重他。此时，还有一个相当意味深长的细节，“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王府中的宦官们没有不喜欢张居正的。这个情节极其耐人寻味，似乎预示了他今后一生的基调。
值此充满变数的时刻，在拟定嘉靖皇帝遗诏前后，张居正和前两年的高拱一样，在徐阶的栽培下，飞快地晋升。从侍讲学士领院事，到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再到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成员，最后，到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荣衔。从正五品，即相当于今日司局级的学士，晋级到从一品的副宰相，此人只用了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优美的三级跳了，根本就是在六七级之间身轻如燕地飞身而过。更其厉害的是，如此神速之晋升，并未引起朝野内外、官场上下明显之恶感。其内外双修之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张居正与徐阶的做派完全不同。
当时，在内阁中，张居正资历最浅，不但最后一个进入内阁，在名位上也是排在最后。但唯独他一个人，完全不来礼贤下士那一套，总是庄重俨然地拿出宰相的派头，很傲慢地对待朝中那些高级官员们，对任何人都不假以辞色。谈论问题时，说话不多，但只要张口，便一定切中要害，极其到位。是故，人们对他“严惮之”——特别心存畏惧，超过了对其他所有的宰辅们。这时，张居正的年龄只有四十二岁。
到目前为止，张居正表现得相当清高孤傲，才能卓越，并且有为有守，决不苟且。在他步入帝国官场，严嵩势焰熏天的十五年期间，尽管严嵩也器重他，他却谨守着这道底线，看不到他做过趋炎附势、苟且下贱的举动。这应该是徐阶特别推重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特别为人敬重的品质。
张居正为人行事中的这种孤高冷峭，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
“仆固疑兄太冷耳”——我真的怀疑仁兄的性情实在太冷了。
张居正“此兄养邃而识精，弟心所师资者，第其性太简，不奈与人群”——张兄居正学养深邃、识见精湛，我在内心深处是把他当老师看的。只是他性格太傲，不屑与人周旋，很不合群。说这话的人名叫耿定向，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官僚型学者。张居正死后，此人以伪善闻名，与李贽二人间相互猛烈抨击，后来官居礼部尚书。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应该属于那种既是深受倚重的下属，又是相当亲密的同志与战友。他对张居正的评论，可能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当张居正将高拱打翻在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时，在整个帝国出现的反响是：“中外想望丰采”——朝野内外的人们普遍地景仰他，对他的丰采心驰神往。
然而，当此时，事情已然埋下了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转变的伏笔。其意味深长之处，甚至令四百年以后讨论这一情势的我们，仍然备感心灵上的折磨。
高拱返回朝廷重当大任，是张居正谋划的结果。当时，徐阶离开后，张居正的处境很不舒服，原因是其他几位内阁成员与张居正的关系并不融洽，有的人甚至很小看他。为此，张居正与一位当年在裕王府邸相友善的宦官联手，说服隆庆皇帝，召回了高拱。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569年，即隆庆三年冬天。
复出后的高拱，权势极大，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不久，更以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我们知道，按照帝国制度，吏部乃六部之首，负责天下官员的考选封授，权责特重。因此，由吏部尚书而晋为内阁大学士者，所在多有。然而，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者，高拱却是到此时为止的第一个；而以首辅之尊又兼任者，更被视为一代之旷典，是大明帝国历史上，皇家对臣子从未有过的崇高信任与授权。
由此，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蜜月期。这里面，可能有高拱对张居正感谢的成分在，但更主要的，应该是二人在治国理念上的高度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所致。史书记载了高拱极为赞赏张居正的才干，在形容二人的关系时，使用的说法是，“拱至，益与居正善”，“两人益相密”。在此期间，两人配合默契，携手并肩，在不长的时间内，做了几件极漂亮的工作，使整个隆庆一朝骤然变得生动起来，局势粲然可观。
改善北部、西北部边疆与蒙古部落间的关系，是此二人的一个大手笔杰作。
大明帝国开国以后，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就是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一直缠绕了帝国将近两百年。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帝国皇帝被俘、南宫复辟和于谦被杀等一系列大事件都是由此导致的。兵锋直薄帝国首都的“庚戌之变”，就是由蒙古部落首领俺达导演的作品。而帝国首辅夏言被杀，也与蒙古部族干系甚重。到隆庆年间，由俺答率领的剽悍的蒙古族骑兵，已经使帝国在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精疲力竭。
另外一个历史因素也在时间中发酵，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以是之故，在大明帝国，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普遍的激情里。这是为什么天顺皇帝复辟后，人们传说被冤杀的于谦于少保，是岳飞岳少保转世化身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采用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已经形成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我们在大明帝国的许多高级别论争中，时常能够看到这种情形，用现代心理治疗技术判断，明显表现出心理变态和智商指数偏低的症状。其最后结果，则是“华夷交困，兵连祸结”。（《明经世文编》卷317，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双方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称得上灾难深重。
这时，事情突然发生了意外的转机。
勇猛剽悍的俺答，在自家内部做了一件蛮不讲理的事情。他的一门亲戚是鄂尔多斯地区的首领，家里准备迎娶一个女子，俺答发现这位女子极为美丽聪颖，便不由分说地抢来做了自己的妻子，这就是后来极有名的三娘子。然后，为了弥补人家的损失，他又把自己孙子准备迎娶的姑娘送给了人家。结果，导致他的孙子前来投降大明帝国。大同总督王崇古不顾人们的反对，接纳了这位满腹委屈和牢骚的小伙子，并建议中央政府善待之，利用好这个机会，改善边境上的局面。
为此，帝国官场大哗，立即分成两派。相当多的人认为，万万不可接纳这个敌人的子孙。更有正义凛然者坚定呼吁，终于有了报仇雪耻的机会，主张按照帝国旧制杀之，或者将其安置于远离草原的海滨之地，或者发配为奴。以此报复并打击俺答的嚣张气焰，至少在心理和士气上获得满足。
高拱与张居正则力排众议，明确支持边境地区那位聪明的地方长官王崇古，他们一致说服隆庆皇帝，并下令严厉处分了几个重要的反对者。然后，授予俺答的孙子指挥使职位，并尽力优待之。
最后，出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双方开通边境贸易，互通有无，俺答接受了明帝国“顺义王”的称号。从此，大明帝国多年梦想的和平环境突然降临，并且一直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
据说，那位美丽的三娘子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史家认为，这种和平的局面，“半系娘子”。由此，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后来被册封为“忠顺夫人”，受到蒙汉两个民族的爱戴。至今，赞美这位夫人的画像、诗词和传奇故事仍在广为流传。
对于大明帝国来说，一个特别现实的好处就是：仅宣府即今日之宣化、大同、山西三镇的军费开支，每年就节省下来六十余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了当时帝国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此外，高拱在张居正的协助下，于辽东地区的军事布置上大获成功。在一些地区性骚乱的平息上，在一系列国内事务的安排上，均显示出高水平的洞察力与应变能力。比如，贵州报告说，当地的一个土司想造反。高拱在派人去时，明明白白地告诉他：“那个土司肯定不会反。你到之后，一定不要刺激他。”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他料中。
一时间，在二人的默契配合下，帝国原本晦暗不堪的地平线上，仿佛展现出一派诱人的霞光曙色。
当时，高拱主持了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其风格与后来张居正的行事几乎一模一样，以至于被人认为此事是张居正操办的。
当时，广西的一个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时抚时反，屡抚屡反，并劫杀朝廷命官，具有了明显的叛乱性质。高拱举荐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为巡抚，就是由主管司法的副省长提升为省长，前去主持剿灭行动。这位殷正茂素有能员之名，却也素有贪婪之名。因此，高拱的提议受到反对。高拱极果断地排除阻力，敦促皇帝下达了任命。后来，此人果然平息了叛乱，证明高拱没错。高拱的说法是：“这家伙贪虽贪，却能成事。”他是从这样几个角度思考问题的：假如有又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当然最好。不然，宁取能干，不取清廉。否则，派一个清廉但不能干的官员去，花费一百万两银子，事情也平息不下来。那就不如派一个能干的人去，说不定给他一百万两白银，哪怕让他贪了一半，可能他很快就把事情给你办好了。然后，高拱的一个配套措施是，在这个家伙的地盘上，大力表彰清廉的官员，以抑制此人可能带来的恶劣影响。
从张居正主政之后的情形看，这也是典型的张居正式思维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此二人何以会很长时间彼此欣赏，气味相投了。
可惜，事态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到最后，变化得一塌糊涂。其演变的方向则是人们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综合诸多史家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印象：高拱能力极强，个性也极强；对皇帝忠心耿耿，为人直率而高傲；但似乎不是一个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雅量的人。或者说，他肯定不是一个肚子里能撑船的宰相。
他重返政坛执掌大权之后，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对徐阶采取了一连串的报复措施，称得上不遗余力。
在政治上，只要是徐阶当年赞成的，如今他就反对；只要是徐阶当年反对的，如今他就赞成。他在隆庆皇帝面前，用一种有欠磊落与良知的方式，将徐阶当年清理嘉靖朝弊政、从而深受朝野欢迎的措施，说成是对先帝的诽谤与居心不良，试图挑起皇帝对徐阶的不满与怨恨。
在个人处境上，他起用对徐阶怀有怨恨的人来对付徐阶。史书上说，只要能够整治徐阶，则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还记得：当初，百官感激并拥戴在位的徐阶，曾经连珠炮一般地抨击高拱；如今，徐阶已经离职，地方官和有关部门的官员们为了给现任首辅高拱留下良好印象，则争先恐后地想办法修理徐阶；监察部门的官员则纷纷上书揭发、弹劾徐阶的罪恶。最后，终于将徐阶的儿子全部判罪充军，并“尽夺其田”——把徐阶家的田产全部剥夺干净。这些记载可能略有一些夸大，但大体上说的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终于，这把火烧到了张居正的身上。
此时此刻，张居正的尴尬难受可以想见，徐阶于他有知遇提携之大恩。但凡正派一点儿的中国人，都讲究滴水之恩，则当涌泉相报。他不但没有能够报答徐阶，反而间接令他大受磨难，这算怎么说的？
于是，张居正委婉地劝说高拱，大约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类的意思吧。高拱本来已经有些动心。谁知，恰在此时，高拱听手下人讲，说是张居正收了徐阶儿子三万两银子的好处，所以要为徐阶转圜开脱。听得高拱一肚子火儿，便要寻张居正的晦气。结果，高拱兴问罪之师，以此责难张居正。史书记载说，张居正脸色大变，指着苍天发誓，“辞甚苦”——可能就是发出了断子绝孙、天打雷劈之类毒誓的意思。高拱觉出不对，请张居正原谅自己的道听途说。然而，对于张居正来说，这哪里是可以原谅的事情？就此，“两人交遂离”——多年的交情算是掰到家了。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张居正就是在此之后下决心与高拱决裂的。但可以肯定，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之后，张居正后来以相当决绝的手段对付高拱时，他大约是可以保持住自己的心理平衡了。
平心静气地观察，即便没有这件事情，高拱和张居正这样性格、意志、能力、抱负同样强烈不凡的两个政治强人能够合作多久，也的确大可怀疑。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张居正表面为人孤傲冷峭，但他实际上所作的一些事情，与他所给人的外在印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差距，理解成他早就在为未来的政治斗争积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