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8年，时为嘉靖二十七年，张居正进京为官的第二年。
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扑朔迷离地发展到最后，以内阁首辅夏言被杀而告终。这是大明帝国自朱元璋之后，一百多年间，第一位相当于宰相级别的人物被杀。朝野内外为之震撼。
这应该是帝国官场给青年张居正上的第一课。
夏言被杀之前，曾经在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内阁首相的位置上四上四下。
今天人们时常谈到的所谓内阁制度，在我国，其形成时间，大体上是始于大明帝国初期，成型于大明帝国的中期。最后，应该是在张居正走上帝国官场时的嘉靖一朝，方告最终完成。在此之前，似乎并没有内阁这个制度与概念。其演变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帝国创立者朱元璋时代的洪武十三年。
这一年，是为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奸党一案，杀宰相胡惟庸，前后牵连至死者，凡两万余人。与此同时，朱元璋对帝国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组。在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此次改组的内容：“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
从此，将在我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宰相制度正式废除。
朱元璋基本按照宋代“三权分立”和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理念管理军队。将原来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一个大都督府，拆分成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互不统属，各自负责一部分地区和部队的管理，各自直接对皇帝负责。他们只有对军队的日常管理权，没有调兵与指挥权；该权限由六部之一的兵部，经皇帝核准后行使；统兵权则在军事任务发生时，由皇帝临时任命官员担纲；战事结束后，统兵官交出兵权，返回各自职司，士兵则各回各自的营地。这种纵横交错的管理体制，应该是帝国二百多年间，只在天顺年间发生过一次不成功的兵变，基本无需担心军事政变的原因。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其最高首长尚书的官阶由正三品提高到正二品，由以往中书省的下属机构和对宰相负责，改为平行的帝国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均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
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监察究劾，直接对皇帝负责。其所有御史均可直接上书皇帝。
通政司是负责帝国各种文书接收传递的机关。
大理寺则类似今天的最高法院，负责复审司法案件，与刑部、都察院共同负责司法审判之责任，习惯上统称“三法司”。
由此，与以往世代比较起来，帝国政治制度与机构设置均变得极其简单明了，其最大特点，就是所有权力最终毋庸置疑地全部归到了皇帝手上，即所谓“大权一归朝廷”。此后，该举措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闪展腾挪，演变得面目全非，大明帝国所有特异景象、重大事件和乱象，几乎全部或与此干系甚深，或在此时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其影响，堪称至深且巨，令人一言难尽。
而其直接后果，则是一目了然，皇帝的威权变得空前之巨大。同时，其负担当然也变得空前巨大。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五中记载说：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全国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各种文书报告送到朱元璋案头，其中涉及各类事项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计算，该人每天需要批阅文件字数约二十万字，处理事务四百二十三件。就是说，即便此人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一个小时也要阅读八千字以上，并在二十多件国家事务上作出决断。这种情形称得上令人畏惧。就算我们的皇帝是真龙天子，就算他的体力、精力、智力、能力都超群绝伦，就算他无限热爱此种工作，这样的工作量应该也是形同苦役。
为此，朱元璋曾经从民间征召过几位饱读诗书的老先生，来做自己的国事顾问，称春、夏、秋、冬四辅官。其间效果如何，记载相当委婉而暧昧。推想起来，这些来自乡村的老学究，若真能做到不是越帮越忙，真能顾好这个问，倒确实是政治史上的奇观。
于是，朱元璋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等大学士，挑选那些品级较低、年纪较大、政绩平平的文史官充任，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并不能参与政事。
到永乐年间，燕王朱棣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之后，开始让这些大学士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置。虽然其官阶仍然只有五品，没有部下，没有统辖机构，甚至没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既无宰相之名，又无宰相之实，但这些人全部是皇帝的亲信近臣，每日侍奉于皇帝身边，奔走于殿阁之下，特别是可以参与机务，看起来很像宰相。为了避开宰相这个已经变得不祥的字眼，加之其名称为“入值文渊阁”，在内廷办事，于是人们含混地称之为“内阁”，算是有了内阁制的大模样。
此后近百年间，大学士们开始兼任各部尚书、侍郎之职——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长、副部长职位，有的还具有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或从一品的少师、少傅、少保等崇高荣衔，权力地位不断提高。他们虽然不能到兼职的各自部门里去实地任职，也不能干预各部事务，名义上仍然只是皇帝身边的侍从顾问之臣，但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他们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权威。如人事推荐与任免建议、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等等。而他们真正的权威，则来自宣德年间所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票拟”之权。
这位以生产了宣德炉和酷爱斗蟋蟀闻名于我国历史的皇帝，也是一位丹青辞文造诣很高的皇帝。票拟之发明权当属此人。
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里面暗含了帝国官场运作的大部分奥秘。
这里涉及帝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方式与程序——
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汇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登记在案，录下副本，然后将所有文书象征性地报告给皇帝，随后转到内阁，由大学士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的封面上，送呈给皇帝最后批示核准，这就是票拟。实际上，等于是为皇帝草拟御批的底稿。皇帝的御批使用朱笔，所以，又叫“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记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分发各地、各有关部门执行。
由此可知，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已经很难不在掌握了票拟之权的大学士面前俯首帖耳。
而且，包括了票拟和批红在内的这种国家机器运转方式与程序，还给帝国官场政治留下了两个绝大的漏洞。
其一，当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正式成为首席大学士时，“首辅”之称谓便随之产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认同。这种情形大约是在宪宗皇帝时期发生的，就是以成化窑瓷器著名的那位皇帝。首辅没有宰相之名，也没有宰相行政号令、任免官吏之实。但当他深受皇帝信任时，却可以垄断票拟之权，并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将属于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相当大程度地转移到自己手上。此时，其令人畏惧的威力，甚至远远超过了以往真正的宰相，这可能是朱元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其二，可能会令朱元璋更加沮丧和苦闷的是，当他的子孙们不像他那么酷爱这些行政事务，或者由于精力、体力、智力、爱好等因素丧失了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和兴趣，或者那些朝夕相处地陪伴着皇帝的太监们更加令皇帝喜爱和信任时，那专属皇帝的“批红”大权，便会落到这些曾经深受朱元璋蔑视的宦官们手中，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皇帝。届时，首辅手中的票拟之权将同时失去效用。于是，既失去宰相之名、又失去宰相之实的满朝文武，便在宦官们的拨弄下，死去活来，痛苦万状。
事实上，到张居正看到首辅夏言被杀的时刻，这两大漏洞，早已经全部变成帝国的现实。
夏言出任帝国首辅之时，我国的内阁制度才最终完善形成。这种情形，可能确实和嘉靖皇帝的身体不太好有关。
从湖广安陆州兴王府，即今天的湖北省钟祥县来到北京的嘉靖皇帝，相当长时间都不能适应北京的气候水土，因此，患有“咳疫”和“痰疾”，曾经发作后连绵数月不能治愈，且发病次数相当频繁而猛烈。从症状上判断，可能是西医所说的严重慢性气管炎或支气管炎。导致皇帝无法临朝面见群臣并处理国政。至少，嘉靖皇帝是这样多次解释自己的作为的。于是，忧虑中的皇帝采取了两个措施，希望改善此种局面。
一个是在宫中大力崇道修玄，斋醮祈福；另一个则是推动内阁制度的迅速完善。前者是希望道教的神灵上帝保佑自己养生长寿，后者则是为了帮助自己控制政局。
在此之前，大学士们虽然具有了较高地位和通过票拟建立的威权，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内阁制度。比如，内阁长时间没有自己的办事机构，没有正式的办公场地，曾经一直与翰林院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内合署办公。到正统十年，即公元1442年，翰林院有了自己的衙署，文渊阁才成为内阁专用的办公处所。又过了不到十年，即景泰中期，内阁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即由中书舍人——机要秘书们组成的诰敕房，内阁制度方告初具规模。
到嘉靖皇帝时，大体采取了三个步骤，使内阁制度最终形成。
一是将大学士全部换成顺从自己的人，并令他们部分地开始干预六部事务，导致《明史》卷一百九十记载说：此后，皇帝身边之臣“无进逆耳之言者矣”。
二是明确大学士为文臣之首，如《明史》“职官志”所记载：阁臣们在“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其三，则是将文渊阁正式修缮改建为内阁的办公地点，地点在午门之内的东面，文华殿南边的一排十间砖房。阁内一间恭设御座，其余为阁臣治公之所。阁东的诰敕房里加装为小楼，仍为储藏图书的皇家图书馆；阁西制敕房旁添造三间各官书办——就是秘书兼随从人员的写字间。从此，《明史》“职官志”记载说，人们在谈到内阁时，才不再含混地与翰林院和文渊阁搅在一起。
这件事情在嘉靖十六年完成，标志着帝国内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但已经具有宰相之实。夏言则在次年，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成为帝国内阁首辅。此后，龙争虎斗，直到嘉靖二十七年被杀。
夏言曾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嘉靖皇帝即位初年的岁月里，这位机敏干练、锐意进取的官员曾经在裁汰冗员、清理皇庄等相当棘手的政务中，表现不凡，脱颖而出。此后，嘉靖皇帝在改革帝国礼乐祭祀制度上倾注了极大心血。将天、地、日、月分开祭祀就是在此时开始的，从此，北京城的东、南、西、北四方才有了天、地、日、月四坛。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当时的人们何以要在礼仪祭祀上投入如此巨大的努力。但在那个时代，诚如典籍所载，国家最大的事情是两个，一个是祭祀天地祖先神灵，一个就是动刀兵打仗。以是之故，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大礼议”会成为真正的轩然大波，嘉靖皇帝非要乱棍打死十几位大臣才行。如今，皇帝对礼仪祭祀的变革，虽没有形成大风波，却也引起了官场不小的骚动。此时，夏言坚定地支持皇帝，又没有引起反对派的过多恶感，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或许是在官场太过一帆风顺的缘故，进入晚年的夏言少了许多理智，多了不少随意，终于，死在他可能帮过大忙的同乡严嵩手中，以悲惨的结局告终。
严嵩和夏言一样，都是江西人。论年龄，严嵩比夏言大两岁；论科第资历，严嵩比夏言早了十二年；论书法文才，严嵩应该也在夏言之上。但是，若论起权位来，严嵩与夏言却根本无法同日而语。部分原因是，严嵩曾经长期离职，在江西分宜老家养病，时间长达八年多。人走茶凉，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是足够被官场彻底遗忘了。然而，在此期间，严嵩饱读诗书，修身养性，使自己的诗词文名和书法造诣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说，他的书法作品以柔美妩媚见长，其诗词则清丽婉约，深得风人之致。一时间，史书形容他“颇著清誉”，就是说有很高的文名雅望。
严嵩身材高大清瘦，眉目疏淡，嗓音洪亮。于三十六岁重返官场，二十年后，官居南京吏部尚书。我们知道，帝国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便号称“留都”，保留了全套的中央政府机构和编制、官员。只是，那里的官员权限小，且远离以皇帝为核心的帝国中心，时常用来安置一些类似“鸡肋”的官员。比如，酷皇帝朱厚照，当身边的大臣劝谏得令他心烦时，他就喜欢把这种人的官职提升后，送到南京去。是故，那里的官员常自嘲或被形容成是独守空房的弃妇。因此，严嵩虽然升迁得不算缓慢，但心情难免郁闷。
嘉靖十五年，即公元1536年，严嵩以为皇帝祝寿之名来到北京，就此，以五十六岁高龄，走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留在京师。由偏房侍妾，一变而为正室夫人。
在严嵩的诗文集里，可以看到他献给夏言的数首诗。《寿呈桂公少傅》一诗曰：“少傅知予久，交承分愈亲。”全然是后进晚辈的姿态，其谦恭柔媚，套近乎拍马屁的味道颇重。其他大致类似。当时，夏言已经官居内阁大学士，是为次辅。但由于精明干练，深受皇帝信任，权力影响均已超过首辅。由此判断，说夏言在老乡严嵩这次意味深长的命运转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大约是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