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诗坛上升起的一颗灿烂的明星。他的旷世才华，一直伴随着他对于新诗现代性的不倦的探索，为新诗国土带来了如彗星划过天空的耀眼的闪亮。要走近穆旦的诗，就必须走近穆旦的诗学理想与创造个性。于是有这样思考穆旦的可能的对话。
——穆旦不但创造着诗，也在不多的批评文字里，思考着诗的现代性的生命与道路。比如他在关于艾青、卞之琳诗的批评文字中，提出的“新的抒情”的理念，展现了一个现代诗人努力将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深层的艺术表现结合起来的美学理想。他的“新的抒情”究竟是怎样提出来的，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里倾听诗人自己的一些真实叙述。
——过程是这样的：穆旦在1940年3月3日《大公报·综合》（香港版）上，发表了题为《《他死在第二次》》的书评，评论了艾青的同名诗集；接着，又在1940年4月28日《大公报·综合》（香港版）上，发表了另一篇评论卞之琳诗的文章，题目是《《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在这两篇珍贵的文章里面，穆旦阐述了他的诗歌观念与理想。
——穆旦是艾青诗的真诚的赞美者。他是从怎样的视角来评述艾青诗的呢？
——这时的穆旦只有22岁。他刚刚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他在批评文章中，很敏锐地感觉到艾青诗歌深厚的现实精神、他的诗与中国的农民及土地之间的深广联系，看到了他诗歌“博大深厚”的现实精神与坚实的生命。
他说：“做为一个土地的爱好者，诗人艾青所着意的，全是茁生于我们本土上的一切呻吟，痛苦，斗争和希望。他的笔触范围很大，然而在他的任何一种生活的刻画里，我们都可以嗅到同一种‘土地的气息’。这一种气息正散发着香和温暖在他的诗里。从这种气息当中我们可以毫不错误地辨认出来，这些诗行正是我们本土上的，而没有一个新诗人是比艾青更‘中国的’了……这里，我们可以窥见那是怎样一种博大深厚的感情，怎样一颗火热的心在消溶着牺牲和痛苦的经验，而维系着诗人的向上的力量。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比着惠特曼那种中产阶级的盲目自足的情绪，诗人艾青是更进步更深沉的。”他称赞“艾青正是新生的中国里一员健壮的歌手”，他的诗“会摇起你年青的精力，鼓舞你更快地朝着工作，朝着斗争，朝着光明”。
——穆旦由艾青的诗，谈到艾青在《顶点》上发表的《诗的散文美》，谈到了诗的语言问题，并由此而谈到他自己对于诗的道路的深度思考。
——是的。他注意到艾青提倡的“诗的散文美”这篇杰出的论文。艾青说：“语言在我们的脑际萦绕最久的，也还是那些朴素的口语”，“而当我们熟视了散文的不修饰美，不经过脂粉的涂抹颜色，充满了生的气息的健康，它就肉体地诱惑了我们”；引述了这些思想之后，穆旦在艾青的诗里看到了探索真正新诗道路的曙光。他说：“光就作者在诗里所采用的这种语言来说，他已经值得我们注意了。因为我们终于在枯燥呆板的标语口号和贫血的堆砌的辞藻当中，看到了第三条路创试的成功，而这是此后新诗唯一可以凭藉的路子。”
——这种“第三条道路创试成功”的构想，到了批评卞之琳的文章里，进一步由诗的语言层面转到诗的“智性”这个层面，使得他的诗歌的现代性意识得到了更深度的阐释。可以这样理解穆旦的思路吗？
——穆旦思考与实践中国新诗的现代性道路，始终是自觉地以整个世界诗的现代化进程为大背景的。他评论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的时候，就以一种开放的思路、比较审视的眼光，将这首被他称为是“美丽的史诗”的作品，与世界最先锋的文学艺术探索联系起来。“在心理刻划上，使我们联想到了Herry James和Marcel proust在小说中所用的手法，——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出了更贴近真实的，主人公的浮雕来。很明显地，这种手法是比一切别的心理描写法都更忠实于生活的。”到了关于卞之琳诗的批评中，穆旦一开始就进入世界性的诗学视野。他说：“在20世纪的英美诗坛上，自从为艾略特（T。s。Eliot）所带来的，一阵18、19世纪的风吹掠过以后，仿佛以机智（Wit）来写诗的风气就特别盛行起来。脑神经的运用代替了血液的激荡，拜伦和雪莱的诗今日不但没有人模仿着写，而且没有人再肯以他们的诗当鉴赏的标准了。这一变动并非偶然，它是有着英美的社会背景做基地的……因为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物质享受的疯狂的激进，已经逼使着那些中产阶级掉进一个没有精神理想的深渊里了。在这种情形下，诗人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加速自己血液的激荡，自然不得不以锋利的机智，在一片‘荒原’上苦苦地垦殖。把同样的种子移植到中国来，第一个值得提起的，自然就是《鱼目集》的作者卞之琳先生。”
——穆旦是在卞之琳《鱼目集》的诗里，看到了中国新诗“抒情”性质由情感到智性的转变，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抒情”的诗学思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穆旦的这种“新的抒情”的理念的内涵又是怎样的呢？
——是可以这样说的。穆旦在第二篇文章里说，1938年徐迟先生提出了“抒情的放逐”的思想，表现了抗战时期新诗对于“五四以来抒情成分”超越的愿望。但是，他认为，假如“抒情”就等于“牧歌情绪”加“自然风景”的话，那么，卞之琳早在徐迟先生提出口号以前就把“抒情”放逐了。问题在于“抒情放逐”的内涵远不只如此。“抒情放逐”的灵魂是忠实于现实生活，包括外在的与内在的生活。如果那时的放逐了抒情在当时是最忠实于生活的表现，那么现在，“随了生活的丰富，我们就应有更多的东西。一方面，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城市里，关心着或从事着斗争，当然旧的抒情（自然风景加牧歌情绪）是仍该放逐着；但另一方面，为了表现社会或个人在历史一定发展下普遍地朝着光明面的转进，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大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穆旦认为：“这‘新的抒情’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我着重在‘有理性地’一词，因为在我们今日的诗坛上，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时的歇斯底里，不但不能够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来，反而会使一般人觉得，诗人对事物的反映毕竟是和他们相左的。”
——穆旦在对于卞之琳诗的不满和对于艾青诗的认同中，使他的“新的抒情”的诗歌美学理想得到更加坚实的阐发，也将他的思考引向深入。这是穆旦的一次重要诗学选择，也是理解穆旦诗歌道路走向的一个契机吧？
——穆旦肯定卞之琳的诗集《慰劳信集》，在《鱼目集》之后，确实“创试了新的题材”，昭示了他的诗“所要发展的路向”；但同时他也尖锐地批评，在这些诗里面，“新的抒情’成分太贫乏了”。“在《慰劳信集》里，‘新的抒情’是比较太贫乏了。”“这是一个失败。”在这里我们看出许多“机智”的诗行。但这种“机智”仅仅停留在“脑神经的运用”的范围里，而没有从中跳出来，“再指向一条感情的洪流里，激荡起人们的血液来”。穆旦认为，这种“新的抒情”，在艾青的诗里，却获得了充分的表现。他说：艾青的《吹号者》一诗，“是我们所谓‘新的抒情’在现在所可找到的较好的代表，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觉出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的糅合。从这首诗中我们知道，自然风景仍然是可以写的，只要把它化进战士生活的背景里，离开了唯美主义以及善感的观点，这时候自然景物也就会以它的清新和丰富激起我们朝向生命和斗争的热望来。所以，‘新的抒情’应该遵守的，不是几个意象的范围，而是诗人生活所给的范围。他可以应用任何他所熟悉的事物，田野、码头、机器，或者花草；而着重点在：从这些意象中，是否充足地表现出了战斗的中国，充足地表现出了她在新生中的蓬勃、痛苦和欢快的激动来了呢？对于每一首刻画了光明的诗，我们所希望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抒情’”。
——穆旦所讲的与情感相并列的“智性”或“机智”，当是袁可嘉所说的“现实·玄学·象征”中的“玄学”的意思吧，但比较模糊与简约。因此他提倡的“新的抒情”，渴望它带给我们“朝向光明的激动”，则更多的是一种诗的美学理想的“热望”，而不是具有丰富现代性内涵的诗的美学理想；更多的是对于公共抒情的一种追求，而不是自身诗歌美学原则的确认。它用来说明了别人的却不能说明自己。好在穆旦的创作实践大大超越了他的理论思索。在诗的世界里，它不仅拥有了艾青的“新的抒情”，而且超越了艾青的“新的抒情”。理解穆旦，容易理解艾青，但理解艾青，却不一定能够理解穆旦，原因就在于：穆旦走向了艺术更深更高的探求。他在时代现实外在的关注中，更多地走向内在世界丰富与复杂的开掘和表现；走进艾青诗的深处，则可能走近理解穆旦诗的起点。穆旦的诗歌理想，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诗本身来诠释的。
——那是一些同时代的诗人和评论家们，他们与穆旦走在同一条探索的路上。他们在40年代发出的声音，揭示了穆旦诗的世界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复杂，和复杂的矛盾”和内部世界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为我们走近穆旦的诗，提供了无数思考的可能。
诗人袁可嘉说：穆旦的搏斗的雄姿，拼命地思索，拼命地感觉，而又不顾一切要诉之表现的镜头是北方读者所熟悉的……我个人觉得他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
诗人唐湜说：穆旦也许是中国能作自我思想、自我感受，给万物以生命的同化作用（Identification）的抒情诗人之一。他的气质是内敛又凝重的，所要表现与贯彻的只是自己的个性，也许有意把自己夸大，他们多多少少是现代的哈姆雷特，永远在对自我与世界的平衡的寻求与破毁中熬煮。他的诗常常有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一个由外而内、由广而深、由泛而实的过程；而他的思想与诗的意象里也最多生命的辩证的对立、冲击和跃动，他也许是中国诗人里较少绝对意识又较多辩证观念的一个，而可贵的还是他的自觉性的敏锐。他只忠诚于自我的生活感觉，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良心，正如有人主张过的：不求生活的胜利，只求生活的忠诚。他有着朴素的唯物论的精神，以肉体的感觉体现万物，用自我的生活感觉与内在情感同化了又贯穿了外在的一切，使蜕化成为一种雄健的生命：真挚，虔敬，坚忍，一种“坚贞的爱”，爱与恨的凝结与跃进使他有了肉搏者的刚勇的生命力。
诗人唐湜又说：读完了穆旦的诗，一种难得的丰富，丰富到痛苦的印象久久在我的心目里徘徊。我想，诗人是经过了一番内心的焦灼后不得不下笔写的，甚至在笔下还有一些挣扎的痛苦的印记。他有一份不平衡的心，一份思想者的坚忍的风格，集中的固持，在别人懦弱得不敢正视的地方他却有足够的勇气去突破。
诗人王佐良说：他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他以感官与肉体思想一切，使思想与感情、灵与肉浑然一致，回返到原始的浑朴的自然状态。但是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
诗人李瑛说：打开穆旦的诗，“好像走进了一片丰饶的林薮，里面的句子如同一张张叶片摇颤着温暖的阳光”。他的诗“代表了整个中国小知识分子在苦闷的时代普遍的感伤，冷酷，从他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年轻人思想经历的过程，在怎样的爱惜里走着弯曲不平的道路，怎样陷在焦忧泥沼中拔不出脚，怎样感到自己的动摇的苦痛，而迫切渴望援手”。“穆旦的诗，比一个大的快乐还要丰富，它给我们蕴蓄着的爱情，快乐，和荣耀，以适当的方式表现我们不成熟的思想，我们隐蔽的心情，我们被压抑的欲望和需要，将一切从他作品中启示出来，赋予和谐和完整，这种给我们过重的情感，给我们高度的激情的解放的，就是我们欠给一切伟大抒情诗的珍贵的债务，但另一方面，他又给我们一个沉重的负担。”穆旦等西南联大一些勇敢的年轻人，对于生活、工作与诗的创造，是“对于诗和社会的革命”。
（孙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