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全文仅1193字，但围绕《禹贡》衍生出来的注疏、研究文献，早已汗牛充栋。古之学者，大多视之为一篇讲“贡赋之法”的文字。所谓“禹贡”，即为“禹制九州贡法”之意。这种解释，主要突出了《禹贡》在税负、贡物方面的规定。但是，晚近学者更注重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禹贡》，把它看做是一篇地理志。理由之一是，“贡赋之法”并非全篇的主体，篇中谈论贡赋的内容仅299字，仅占全文篇幅的四分之一。不过，《禹贡》的主旨，恐怕不宜完全以相关内容的字数多少来衡量。作为“书经”的组成部分，《禹贡》的政治哲学或法理学意义不仅应当置于其地理学意义之上，也许还应当置于其“贡赋制度”的意义之上。因此，我更愿意把《禹贡》看做是一篇政治哲学论文或法理学论文，它的政治哲学的意味更值得咀嚼。
虽然，从表面上看，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介绍九州的山水、土壤、物产之类的地理要素，且句法单调，平铺直叙，意象重复：从冀州到兖州，从青州到徐州，从扬州到荆州，从豫州到梁州，最后再到雍州，九州的山水逐一得到治理，九州的贡赋逐一得到确定。这些内容，看似充当了文章的主体部分，其实都不过是漫长的铺垫与序幕而已，直至最后一段宣称：天子的声威教化，遍及于四海之内，于是舜赐给禹玄色的美玉，以示大功告成——这才算达到了《禹贡》篇的高潮。所以，读《禹贡》的过程，就类似于很多人偏爱的旅游，辛辛苦苦地跋涉数百里、甚至数千里之后，目的地终于到了，一片美景终于展现在旅游者的眼前，旅程在此戛然而止。
《禹贡》最终的目的，就是天子的声威教化遍于四海，实现天子对于普天之下的支配，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实现。因此，理解《禹贡》的一把钥匙，就是“政治共同体”或“天下政治”的观念。禹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把普天之下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加以治理，把普天之下整合成为一个整体性的政治场域。按照《禹贡》的逻辑，“政治共同体”或“天下体系”的形成和实现过程，包含了两条相互平行的路径：一是九州的划分及其贡赋制度，二是五服的划分及其差序格局。
先说九州的划分。九州的概念与划分虽然不一定始于禹，但是，禹或许是第一个走遍九州的政治领袖，禹在九州范围之内，都打上了自己的痕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活动。见之于《禹贡》，首先就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把天下这个抽象的概念“坐实”。天下虽然不能限于九州，但天下首先表现为九州，或者说，九州充当了天下的主体部分。九州的确立、坐实，使天下成了一个饱满的、可以触摸的政治空间。天子作为天下的主宰，就可以在九州这个实实在在的政治空间之内体现出来并发挥作用。试想，如果天下不能见之于九州，天下就将是一个游弋不定的概念。但是，九州的划分、坐实，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态。它把想象中的天下变成了面对面的、历历在目的、有山有水的九州。
对于这个目标，在《禹贡》的开篇即有暗示：“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短短的12个字，已经透露了《禹贡》的意图：禹在九州范围之内，整治水土，随行山林，斩木开道，为各地的高山大川规定尊卑秩序，以便按照不同的礼仪予以祭祀。禹的这番劳作，本质上是开疆拓土。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当年的探险家“发现新大陆”具有相似的政治效果：把所到之处，都明白无误地纳入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之内。禹在某个地方修一条路、建一座庙，就相当于西、葡、英的探险家在某个“新大陆”插上一面旗帜，用现在的政治观念来说，就是一种主权性质的宣告。在中华文明初始时期，当然没有现代性的主权概念，甚至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九州更不可能是禹的殖民地。但是，禹的行动，确实有助于把九州都纳入自己所主导的政治体系之中。因此，禹划定的九州山水，最终的结果，是确立了自己对于这些地区的政治支配与政治控制。换言之，九州的划分，绝不是一个水利、交通、土地调查、资源勘探之类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种十足的政治行为。它的政治目标，就在于把天下整合成一个政治共同体。通过划分九州，通过对九州山水的治理，天子的权力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存在，而是一种遍及于九州的权力。
不过，仅仅划分了九州还不够，因为这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安排。为了让九州的设置“动”起来，为了让这种划分具有持久的政治生命力，还需要把九州之内的所有人都动员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禹建立、完善了贡赋制度，以之作为天子支配九州的制度平台。这里的贡赋，既是各州向天子交纳物质财富的方式，同时也是各州向天子表达政治忠诚、政治服从的方式。通过贡赋制度，以天子为中心、以九州为范围的政治共同体不仅在制度上得以形成，而且还可以不停地运转。正是为了这个目标，禹在巡视各州的路途上，总是要为各州确定贡物的种类、税负的等级。譬如，冀州的贡物是皮服，赋税是一等或二等；兖州的贡物是漆、丝、绸，赋税是九等；青州的贡物有盐、细葛布、柞蚕丝，赋税是四等；徐州的贡物有五色土、大山鸡、桐木等，赋税是五等；扬州的贡物包括金、银、铜、玉等，赋税是七等；荆州的贡物有羽毛、象牙、金、银等，赋税是三等；豫州的贡物有漆、麻、细葛等，赋税是二等；梁州的贡物有美玉、铁、银等，赋税是八等；雍州的贡物有玉、石、珠宝，赋税是六等……
为各州确定贡物的种类、赋税的等级——禹享有的这种权力，是典型的主权性质的权力。在现代社会，国家权力的核心，就是税负的征收权与财政的支出权。譬如，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其载体就是税制革命：革命之前，征税权和财政支出的权力都由君主拥有，是为君主主权政体；革命之后，征税权和财政支出的权力转移到议会，是为人民主权政体。可见，不同的税制决定着不同的政治体制。在《禹贡》中，禹为各州确定赋税、贡物，其实就是在行使天子所享有的政治主权者的权力，其言外之意是：我可以为你确定赋税，就表明，你臣服于我，我君临于你。在这里，赋税的等级表明了税率的高低，但对于禹来说，高一点或低一点，多收一点或少收一点，都是相对次要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可以确定你纳税的等级。正是在贡赋的缴纳过程中，天子与九州之间的上下关系、尊卑关系、君臣关系在制度上得以形成，一个有序的政治共同体开始有效地运转。
再看五服的划分。在《禹贡》的最后一节，还确立了一种名为“五服”的正式制度。表面上看，这是在九州体系之外另行设置的一种地理区划，但是，五服的真实意义是政治区划。按照五服制度，不同的地理区域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首先是天子的领地，它以国都为圆点，以500里为半径划一个圆，圆圈内部的区域，即为天子的领地，显然，这是地位最尊的政治区域。其次是甸服，它环绕着天子领地，是一个圆环状的区域，圆环宽度为500里。在甸服之外，依次是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它们和甸服一样，都以天子领地为圆心，都是圆环状的区域，一环套一环，每一圆环的宽度都是500里。换言之，五服就是以天子领地为中心的五个同心圆环。
这样的政治区划，就像一块石头丢进水里溅起的一圈又一圈的波澜。每一个环状区域，都以天子为中心。因此，天子居住的“中央”不仅是最高权力的中枢，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处于真正的圆心。为了让这样的政治区划能够坐实，禹还为每一“服”设置了不同的义务。譬如，在甸服之内，离国都最近的100里区域，向天子缴纳带秆的禾；200里区域，缴纳禾穗；300里区域，缴纳谷；400里区域，缴纳粗米；500里区域，缴纳精米。概而言之，甸服区域，主要向天子缴纳农产品。甸服之外的侯服区域，主要服差役。侯服之外的绥服区域，主要推行天子的政教，维护天子的安全。侯服之外的要服区域，应当与其他区域和平相处，遵守相互之间的约定。至于要服之外的荒服区域，主要是维持臣服关系，甚至是否向天子进贡，都还处于流动不定的状态。
五服之内的每一“服”，都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义务。不同的义务既意味着地理上的远近，也意味着政治上的远近。越是靠近中央的区域，意味着来自中央的政治控制力越强；反之，越往边缘，则意味着中央的政治控制力越弱。到了最远的荒服的边缘，中央的实际控制力已经趋近于零。这种政治控制的式微，意味着天子权力的边界。五服之内，也许是当时的中国人能够想象的最宽广的空间了。在这个空间之内，则呈现出一个地理上由近及远、政治上由高及低、文化上由文及野、情感上由亲及疏的政治格局，套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所说的差序格局，那么，五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就促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差序格局。
通过九州贡赋与五服格局的建构，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权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九州之内，构成了这个政权的疆域。各州通过不同的贡物与赋税，与中央建立了制度化的交往关系。这是最早的“央地”关系。在“央地”关系之外，还有制度化的“五服”。五服虽然也是在地图上绘制的政治区域，但它与九州的划分互不隶属。一方面，在五服之内，与中央的远近，等同于与中央的亲疏；在九州之内，中央与各州的关系没有严格的亲疏远近之别。另一方面，九州中的各州，在政治上具有均质化的特征；但五服中的各服，其政治地位是参差不齐的。九州区划与五服区划的并行，可以解释中国早期国家的两种属性：法律属性与伦理属性。九州贡物与赋税制度的确立，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已经出现了法律化、客观化的趋势，甚至使最初的“央地关系”呈现出法定化的特征，一个客观化、法律化的政权，已经呼之欲出。与之不同的是，五服制度虽然也确定了各“服”的不同义务，但是，五服的划分主要是以亲疏关系作为标准，天子与各服之间的亲疏关系，仿佛拟制的血缘关系；这样的差序格局，具有鲜明的伦理属性。如果说，九州对应于政治上的地缘关系，那么，五服就对应于政治上的血缘关系。两者分别表达中国早期国家的法律性与伦理性。
九州的划分及其贡赋制度的确立，五服的划分及其差序格局的规定，标志着一种相对成熟的政治形态与文明秩序已经浮出水面。这样的功绩，虽然在《禹贡》篇中，被正式算到了禹的头上，但却不大可能是禹一个人完成的；即使把这些制度称为尧的旧制，禹只不过恢复或重建了这些制度，恐怕也只是一种臆想。我们也许只能说，这两套制度表达了中国早期的政治观念，表达了早期中国人对于理想的政治秩序、文明秩序的想象与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