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角度而言，历史认识过程可以这样粗略表述：人类活动的原始经验通过主体的概念化、记忆等方式被带入历史，并以历史经验的形式获得表现。然而，由于主体认识目的的多样性，以及记忆中心理因素导致的遗忘与原始经验的变形，最终构成的历史表现本质上已经是一种主体的创造。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主体进行历史思维、表现历史时采用的一般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
一、记忆缺失与历史表现的欲望
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是历史认识或历史表现中经常被运用的思维方法。历史经验在获得表现之前，以分散、零碎的状态存在。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的功能就在于将这些分散、零碎的历史记忆联结成作为整体的历史经验。这种经验或许是某个历史问题的分析报告，或许是一篇历史故事，但它终究是一个能够被理解的历史单元。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的产生首先要归因于主体进行历史表现的欲望，同时也是主体要求进行历史认识的欲望。
倘若认为历史表现是一种欲望的产物，我们就不得不说明历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原初目的。即使以传统的历史认识论为依据，人们也不难认识到，历史学的诞生满足了求真与实用的要求。求真与实用分别作为历史学的生存基础与现实目的，二者始终左右着历史学的发展。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探寻历史学之实用性的具体运作，还可以考察历史叙述或历史表现过程。无疑，历史表现是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实践方式，表现之中包含着历史解释。我们认为，认识主体进行历史解释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取对个人行为与社会事件的解释权。鉴于人们习惯于依据历史行为的效果来筹划未来，掌握了对往事的解释权，实际上就把握住了对未来的决策权。据此，历史表现的欲望可以看成是一种历史认识主体参与现实社会实践的欲望。
进行历史表现，叙述者遭遇的最大难题就是记忆缺失。它不只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遗忘或作为记忆媒介的历史资料的匮乏，记忆缺失使人们无法复原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或历史事件。记忆缺失的凸现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认识模式相关。任何形式的历史表现都意味着历史叙述者预设了接受者的存在。要使这种历史表现获得意义，必须使之成为接受者可以理解的文本，换句话说，即要求文本具备可理解性。然而，决定可理解性的要素依赖于接受者的思维方式。人们往往将历史事件预设为环环相扣的连续性过程，记忆保存下来的历史片断如果不能在连续性的叙事序列中谋求一个位置，就无法在叙事整体中获得理解和意义。反之，一个叙事序列如果存在断裂，整体的意义也无法实现。在叙事序列存在断裂的地方，正是记忆缺失之处。相对于历史片断来说，连续性与整体性代表着历史叙述者与接受者构成历史认识模式的形式要求，人们如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作为“内容”的历史片断就不能具备获得意义的可能性。因此，认识模式的形式要求使记忆缺失成为历史表现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进行历史表现时，主体表现自身的个人历史与表现集体历史时所采用的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记忆缺失在其中所产生的各不相同的影响也反映了这种差异。
个人历史的建构以个人感受和经历为中心，生与死是其叙事序列的始与终。建构个人历史，就是在这两点的时间界限内，建立起对个人而言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历史认识模式。在保持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前提下，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生存境遇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叙事序列的走向，历史片断的意义据此还有被变更的可能，以便重新适应实践的需要。作为主体的个人，在为自身的历史建立起这种历史认识模式时，同时也为个人生活与实践提供了适当的历史性解释。这种解释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在不侵犯其他主体利益的前提下，主体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随时对个人历史进行新的理解和解释，而不必担心来自外部的对其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质疑。在这种状况之下，记忆缺失对个人历史建构的影响非常有限。个人的部分感受和经历因为对其现实生活的用处被注意并带入了记忆之中。那些不被注意，或者曾经进入记忆又被遗忘的经验，往往是在个人生活与实践的要求或压力之下，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筛落的结果。它们构成了记忆缺失的部分，也往往是认识模式无法容纳的部分，不再被组织到个人历史之中。当然，我们也认识到，个人历史可以被他人置于现实的或历史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更为深层的剖析，甚至受到职业历史学家的关注而被重构带入集体记忆。在这一过程中，个人记忆缺失的部分有可能被他人找回，并在他人创制的叙事序列中得到表现，与其他记忆一起构成外在于自身的个人历史。他人表现的个人历史也许因此具备了完全不同于自我表现的个人历史的意义，但无论如何，它对个人自我的生活与实践具有的实际价值，远远不能与自我表现的个人历史相比拟。因而，在自我表现的个人历史之中，记忆缺失并不表现为历史表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个人历史中记忆缺失的存在恰恰说明，主体已经根据其兴趣、爱好，以及现实中的利益关系确立起某种连续性与整体性的认识模式，那些缺失的记忆通常属于那些被视为无关紧要和缺乏价值的东西被记忆排除在外，根本不能与个人的历史认识模式融贯相通。
然而，集体历史的建构中，记忆缺失影响深远，远非它在个人历史建构中的作用可比拟。这种影响来自一种张力：一方面，主体在集体历史的建构及其表现过程中，较之个人历史，需要满足更多原本外在于主体的要求。例如，虽然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叙述的集体历史表现了历史的真实，但它仍然可能不被他人接受。人们或者指出它遗漏了某些重要事实，造成其文本意图表现的整体意义缺乏足够的证据；或者认为其认识模式根本就存在重大缺陷，有滥用历史经验之嫌。另一方面，任何集体历史的建构与表现都可以还原为个人的劳作，即主体试图将自身获得的有关集体历史的记忆，转变成一种集体成员能够共同拥有的记忆。我们建构集体历史所依据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的认识模式，很大程度上仍然运用了认识主体个人先行具有的认识模式。于是，主体外部的要求与内部的认识模式之间形成某种张力，二者之间势必谋求平衡，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既被个人叙述，又被集体接受的集体历史。
人们建构集体历史采撷的经验，其来源大大超越了叙述主体的个人感受与经验的范围。此时，主体事先已经依据连续性和整体性获得了阐释个人历史的认识模式，他将这种模式投影到集体历史之上，从而造成了创造连续性、整体性集体历史的需要。然而，要满足这种需要，主体必须广泛地面对他人的记忆。对某一特定主体而言，他人的记忆与自身具有的个人记忆不同，后者以个人生命及活动范围为界，其存在经过个人兴趣与注意力的筛选，而前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界限不是单个主体所能任意规定的，其选择机制与遗忘机制在总体上也不受单纯个人因素的左右。主体能够面对的他人的记忆，也仅仅只是集体活动的原始经验库中被人们关注而带入了历史经验中的极小一部分，即使如此，单个主体的认识能力仍然非常有限，这就决定了他在建构与表现集体历史之时，太多缺失的原始经验没有进入记忆，或者曾经进入记忆又被遗忘，终究不能进入历史文本。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主体已有的认识模式在某些时候根本无法容纳一些已知的、甚至被人们普遍认为对现实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现象。能够用来帮助说明这些现象发生和展开过程的记忆缺失了，致使主体希望进行的连续性与整体性的历史表现不能实现，它也就不可能为这些现象提供他人能够理解与接受的解释。这意味着，主体赋予集体历史的认识模式有可能丧失功能，而它一旦不再能够为他人提供便于理解的历史单元，主体释放历史表现欲望的机会也终将成为泡影。
鉴于不同主体认识角度、能力和现实需要的不同，人们给予历史事件的解释往往也是多样化的。无论人们如何积极地表现集体历史，主体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集体经验的无限性始终构成了一种认识与被认识的非对称状态。任何一个主体表现的集体历史除非不准备让集体成员接受，否则都不可能回避记忆缺失造成的障碍。理论上，连续、完整的集体历史不可能存在。然而，集体或社会在现实中需要为筹划未来提供历史性解释。为了使集体历史成为可能，主体必须使它具备连续性与整体性的形式，为此，他不得不克服记忆缺失的障碍。事实上，这样做，人们得到的也只是一种临时性与策略性的集体历史，但它恰恰符合了现实中筹划未来的需要会不断呈现、不断变化的特征。当记忆缺失导致集体历史出现断裂而不可弥合时，主体开始借助其他方法来表现连续、完整的集体历史，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正是在这种场合发挥作用。
二、逻辑推论与历史表现
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均是传统历史认识和表现中普遍运用的方法。不过，18世纪末以来，人们逐步要求历史学趋向科学化与职业化，这样，逻辑推论因为代表着因果解释、归纳演绎这些近代自然科学极力尊崇的认识方法，而易于被人们赋予理性、科学的色彩；与之相反，历史想象则表现出极大的主观性和虚构性特征，人们通常将它当作非理性方法，排除在专业的历史表现方法之外。倘若我们从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在历史表现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视角考察，就能发现，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历史思维中，逻辑推论就像历史的骨架，它规定历史想象运用的范围与限度；历史想象则如同血肉，在逻辑推论之上形成一副富有表情的外形，使历史意识有了传达的载体。再进一步，我们还能看到，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一同有着更为根本的基础，那就是认识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的那些想当然的认识“定理”与“规律”。鉴于历史表现中逻辑推论的运用普遍得到人们的认同，我们的分析便由此而入。
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对历史认识以及历史学的性质都有较为深入的论述。关于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的分析组成了其历史认识论不可或缺的部分。
柯林武德将历史学视为科学，这是因为他认为凡是有组织的知识总体都能被称为科学。柯林武德说：“历史学是某种有组织的或推理的知识。”科学的组织方式运用了逻辑中的两种推论，一种是演绎，一种是归纳。柯林武德认为，我们必须区分历史学与精确科学（如数学与自然科学），因为它们采用的推论不同，精确科学运用演绎法，历史学采用归纳法。当柯林武德将历史学当作一种推理的知识时，事实上是指它建立在归纳推理的基础之上。另外，历史学运用逻辑推论还必须结合时间与空间顺序。历史学的任务“乃是要研究为我们的观察所达不到的那些事件，而且是要从推理来研究这些事件；它根据的是另外某种为我们的观察所及的事物来论证它们，而这某种事物，历史学家就称之为他所感兴趣的那些事件的‘证据’。”柯林武德所说的论证正是运用归纳方法的逻辑推论。精确科学运用的演绎思维先假设了公理，强制性地推导出结论；历史学则从历史现象出发，运用归纳思维，非强制性地用证据论证结论的正确性，思想家有接受和不接受它的自由，至少它不给其结论带来终极的价值。
柯林武德对逻辑推论的论述，基本说明了人们在传统历史学中运用逻辑推论的方式与范围，人们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在于表现真实的历史。在分析中，柯林武德已经注意到，历史学由证据证明而得到的结论也可能带着强制性的特征，因为一些思想家并不认为自己有随心所欲进行推论与放弃推论的自由。但是，柯林武德很快将这种情况的出现归因于思想家对自然及其创造者上帝的宗教信仰之中，转而将有关逻辑推论的分析具体化到证词的采纳及其真实性的问题上去，继续将讨论限制在历史叙述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保持着逻辑推论与历史学功能或终极价值之间的分离。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一转向，使柯林武德错过了探讨历史学家在史学实践中普遍运用的演绎思维的机会。事实上，柯林武德在讨论逻辑推论时涉及的任何问题，不管是证词的真实性，还是推论的强制性或许可，都围绕着传统历史学关注的历史表现而进行，即它是否具有精确科学般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他成功地证明了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家在证词与真理问题上的盲目性，但他却没有提醒批判历史学家在运用逻辑推论时可能存在的盲区。
在历史认识论中，关注演绎思维的运用更能揭示历史认识的本质与历史表现的构成。演绎思维至少从两个方面被历史学利用。其一，历史学家以从现实生活经验中归纳而获得的结论为前提，演绎出合理的内容弥补历史表现中记忆缺失的环节，使历史表现的结构更加完整；其二，历史学家就不同历史现象所持有的结论也能以经验的形式出现，而运用归纳思维从中得到的结论，将被用来充当人们筹划未来的前提，在现实不断展开的实践中得到演绎。演绎思维的运用，使历史学获得了联系过去、现在、未来的纽带，它与归纳思维一起，为实现历史表现的目的建立起它与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
演绎思维利用人们在现实生活经验中的一般结论或者想当然的观念，作为弥补记忆缺失的前提，对此，身在现实之中的认识主体很容易丧失其自觉性，从而隐蔽了主体实践为历史表现带来的现实性内容。
在历史研究的实际过程中，认识主体经常遭遇的状况是，记忆缺失导致他对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某些现象无法理解，于是主体试图深入到尚存的历史记忆之中寻找原因，跨越记忆缺失的障碍。历史表现必须遵循时间的顺序，前因后果，因果解释内含了这一点。然而，对认识主体而言，历史表现中因果解释的形成过程却总是先知果，后有因。只有确定了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因果解释才能完善。此时，主体将先前的一些现象解释成后续特定结果的原因。不过，他确定原因所进行的判断往往暗自服从另外一些原则，它们有可能源自影响主体认识能力形成的现实生活之中。
狄尔泰的移情说、柯林武德的历史重演论、亨佩尔的覆盖律模型等等，近代以来的历史认识方法，都能用来弥补记忆缺失形成的理解障碍，按照连续性与整体性的形式来建构历史。这些认识方法正是利用主体从现实中获得的“类型”、“秩序”、“规则”为前提，在历史现象中进行演绎，而将记忆的碎片组织起来。
以狄尔泰的移情说为例，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本身要求认识主体具有近似于历史行为者的理解力。为了证明人们相互理解是可能的，狄尔泰提出了一个客观精神世界作为中介。他说道：“这种客观精神世界是一个中介，我们通过它理解了他人及其生命表现。因为在精神客观化于其中的所有东西中包含着对我和你来说是共同的东西。”客观精神世界的存在超越时空，因此能够成为不同时空之中人们共同拥有的东西。作为中介，它使理解成为可能，这便是狄尔泰移情说的根基。在此处，客观精神世界的存在是一切理解可能的前提。既然它超越时空而存在，那么，如果我们在现实之中有办法确定哪些东西隶属于客观精神世界，就能相信它也会出现在历史中。这意味着，我们能够按照客观精神世界的规则、结构来理解历史。无疑，这种理解不再是一种归纳思维，而是以归纳思维的成果为基础的演绎思维。有了这种演绎思维，历史过程中的碎片将因为认识者的再体验而被联系成连续性的整体。
客观精神世界在主体生存着的现实中存在，除此之外，主体具有的理解能力也首先来自现实之中。狄尔泰认为：“理解最初是对实际生命的兴趣中发展起来的。这里，人们依赖于相互间的交往，他们必须相互理解，一个人必须知道别人的意愿。理解的基本形式就这样产生了。”正是以现实中有着实用性的理解的基本形式为基础，人们才可能进而考虑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产生理解的较高级形式，即历史的理解。狄尔泰又说：“正如客观精神包含着被分为类型的秩序一样，人类仿佛也包含着一种秩序系统，这个系统由规则性和普遍人性的结构进展到类型，理解通过类型把握个体。”人类的秩序系统及其中的规则性、普遍人性的结构，以及理解的类型，这些主体通过归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感悟和体验而获得的抽象物，一旦被利用在构成历史表现的理解之中，自然成为演绎的前提。历史理解于是成了以这些主体已经认识到的规则、普遍人性结构和某些类型为大前提，以尚存于记忆之中的历史经验为小前提，最终推出结论的三段论式的认识模式。
由于现实中不同的个人理解各种规则、普遍人性等事物时可能具有的多样性，将它们充当历史理解前提，必然会导致历史表现的多样性。任何一个认识主体都能依赖他所具有的认识模式，选择一系列适合于这种模式的历史经验，依此构成一部连续的历史，为读者提供一个历史理解的单元。在认识模式及依此进行的逻辑推论之下，记忆缺失造成的深渊被人们用理论的桥梁跨越了。例如，历史学家可以运用精神分析说来说明希特勒和纳粹当局制定“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原因，以弥补该问题相关材料无法提供常规化合理解释的缺陷。事实上，无论是柯林武德的历史重演论，还是亨佩尔的覆盖律模型，或者其他种种历史解释理论，它们无一不以与移情说类似的逻辑推论方式来构成历史表现。
的确，人们经常将现实解释为历史的产物，但不可否认的是，主体也是从其现实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归纳出规则、结构、学说、理论，或者说演绎思维中的前提，并将它们运用于历史理解与解释之中。有了这些源自现实的前提，人们便能为历史之果找到合乎理性与逻辑的原因。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与其说是历史证明了现实，不如说是现实借用遗存的历史记忆为自身提供了合乎逻辑的历史解释。既然这些规则或理论之物源自现实，又为现实提供说明，它就难免使现实与规则、理论自身都具有循环论证之嫌。规则与理论在为现实提供合理的、人们乐意接受的历史解释之时，自然也证明了自身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于是，人们通常以它们为原则来演绎未来，而被它们联结起来的历史记忆再次成为主体按现实中的意愿筹划未来的依据。
值得引起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论历史表现之中的逻辑推论，即被用来充当历史解释前提的规则、结构、学说、理论是如何生成的，其自身的建构在认识论的范围内也有着可靠的逻辑前提吗？倘若一种逻辑推论的前提自身就是某种想象的产物，依靠它得出的推论难道不是一种想象的结果吗？据此，历史表现难道不也是一种历史想象的描述吗？通过分析历史解释理论构成的认识论基础，我们应该能够在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之间找到某种共同之处。
三、历史想象与演绎思维
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学与历史认识论中，想象受到人们普遍的排斥。人们习惯于将想象与幻想、虚构联系在一起，认为历史学的本质就是追求真实，回避虚构。18世纪末，西方文学与历史学的分离，以及当时文学家乐意将自己的作品称为历史作品，其意都在于表明他们叙述的是事实，能经受逻辑的推演与证据的验证，以此满足科学理性影响下人们对历史真实的渴望。在大多数人看来，历史想象与逻辑推论的对立，实则是一种非理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对立，由他们构成的历史表现则形成了想象与实在的对立。
想象在历史表现中存在，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种观念，在柯林武德之前，没有人比他更为认真而细致地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思考。柯林武德阐述了想象进入历史认识的途径，从而丰富其历史认识论思想。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表现是历史学家的构造物，历史学家接受权威的叙述之后，总是经过选择、简化、系统化。柯林武德指出：“历史学家的权威们告诉了他一个过程的这种或那种形态，却留下了中间的形态没有加以描述；于是他就为他自己插进了这些形态。他关于他的主题的图画，虽则可能部分地是直接由他的权威们那里所引征的陈述组成的，但也是从那些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自己方法的准则和他自己对于相关性的信条里面推论出来的陈述所组成的。”此处，柯林武德所说的历史学家的标准、准则、信条本质上是我们前文提及的演绎思维的诸前提，依赖这些前提，历史学家成了自己的权威，一切历史表现由此都具有了认识主体赋予的主观色彩。在构成历史表现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用与他具有的标准、准则、信条相融贯的历史真理标准来检验、挑选历史记忆，从而摆脱了传统历史学那种对记忆的纯粹依赖，将传统历史学引向批判的历史学。柯林武德扬弃了布莱德雷的结论，后者认为检验历史陈述的标准来自现实，即“我们这个世界的经验教导我们说某些种类的事情会发生，而其他的则不会发生；于是这种经验就成为历史学所用于对待他的权威们的陈述的标准。”在柯林武德看来，布莱德雷的认识已经基本完成了历史知识理论中的哥白尼革命，他自己的研究旨在完善它。
柯林武德强调历史学描述中的构造性，想象正是出于构造的需要而进入历史认识。柯林武德认为，历史想象是一种先验的想象，是结构性的，它与任意、纯粹的幻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作用在于“沟通了我们的权威们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之间的裂隙，赋予历史叙述或描述以连续性”。历史想象以先验的形式存在，它首先必须满足叙述结构的要求。这种叙述结构实则规定了历史想象力发挥的边界，超越边界，想象便与纯粹的幻想无异；而在边界之内，历史想象却是历史学不可缺少的思维。
历史表现的结构，或者说历史想象织就的那张网，依托于由批判的思维而获得的假定的固定点。不过，这些固定点是否具有真实性，它们依据的资料是否正确，反过来又要通过他们引导历史学家构成的过去的图画是否是一幅连续一贯的和有意义的图画来确定。柯林武德在此也摆脱不了循环论证的因素，因此，他说道：“小说和历史学这二者都是自我解释的、自我证明为合理的，是一种自律的或自我授权的活动的产物；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活动都是先验的想象。”虽然柯林武德还是在历史的想象与小说的想象之间进行了区分，认为历史的画面必须在时空中定位，历史想象必须与它自己相一致，以及被描绘的图画与证据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等等，但这些区分对于说明历史想象如何作用于历史表现而言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规定历史想象的边界如何形成。柯林武德也认识到，“每个现在都有它自己的过去，而任何对过去的想象中的重建，其目的都在于重建这个现在的过去”。历史想象用于建构现在的过去，柯林武德看到了历史想象与现在之间存在的联系，但显然，使历史想象区别于纯粹幻想的边界并不是他关注的焦点。
在我看来，柯林武德所谈及先验的历史想象，与前文讨论的逻辑推论之中的演绎思维具有结构上的同质性，它正是一种基于现实原则的演绎推论，这种推论的边界，即历史想象力的施展范围，很大程度上受到认识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水平高低的制约，甚至受他对现实中读者的总体认识能力的制约。
现实中，人们的常识将想象与真实截然对立。但有一点无须再多加证明的是，我们知道现实主义小说中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一些人将这种虚构的小说叙事视为反映社会的镜子，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小说中的事件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其原因要么是小说中模拟了现实的生存环境；要么是小说家按照现实中人们的思维模式编织出了某种能够产生共鸣的叙事逻辑。越是能够深入社会生活，小说家越是能更深刻地理解社会，从现实庞杂的经验世界中抽象出本质的内容，从而使其作品围绕这种抽象的本质来反映现实，满足读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愿望与要求，形成共鸣。小说的情节虽然是想象的结果，但它以抽象的社会本质作为演绎的原则，从而在读者心目中取得真实事件所能引发的反响。
转向历史表现，过去关于小说真实性的思考同样能使有关历史想象的分析获益。历史叙事中真实的内容，一定是现实的读者能够理解并接受的东西。它们受制于现实的人们所具有的知识。如果某位历史学家在写作18世纪的历史时写道，某次战争的消息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从欧洲传到了美洲，那么读者肯定会认为那是虚构，因为现在知识支持他相信，当时没有人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能横渡大西洋。不能获得现实中知识体系支持的历史表现即便有所谓的证据证实，人们也会认为它是幻想，证据本身的可靠性将受到质疑。现实中，读者往往用有关科学、心理、人性等等诸多方面的常识，来充当检验历史表现真实性的标准。反过来，如果历史学家在其历史表现之中满足了读者的这种标准，以这些常识为原则而演绎或想象历史发生过程、弥补记忆缺失，那么，它也将较少地受到读者的质疑。常识构成了现实中人们的知识体系。它既是人们接受、理解历史的框架，也是历史想象的边界。人们能够允许科幻小说的存在，但绝不会以历史学的方式来认同这样一些历史想象，如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如果短一点，历史将如何如何展现。历史想象由此可以被视为以现实的知识体系为原则的演绎思维，只要在这种理解的框架之内，现实就决定了历史想象同样具有的真实性。
由此可见，在历史表现之中，历史想象与演绎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一位颇具历史想象力的优秀历史学家，意味着他深谙现实生活的本质，能够熟练地驾驭历史经验，在现实知识体系的范围内用想象来构造便于现实理解的历史单元。在古往今来的历史写作之中，历史想象与逻辑推论一直在共同构成人们接受的历史。
§§第二章 西方现代历史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