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我到哈佛大学的第一天，行李刚放下，就被芭芭拉·勒华尔斯基教授拉着去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
先说一点闲话。美国各大学除了图书馆之外，吸引人的还有这些频繁举行的学术演讲。不是上课，而是对公众演讲。这类演讲的费用都是由私人或基金会捐的，或为纪念某人而设立，所以往往标以一些人的名字，如普林斯顿的高斯批评讨论会就是为了纪念过去对大学出过力的克里斯钦·高斯教授的。
这类演讲无不是郑重其事地很早就约定专人来讲，广贴海报，而讲者也无不事先认真准备，一般都是写出讲稿来念的，因此固然要有学问又能写文章，念的本领也很重要。听的人师生都有，市民也可参加，一般是来者不拒。讲完总有提问，讲者往往都有应付问题的本领，往往能做到要言不繁，或警辟，或幽默，对于反对的意见即使反驳也往往是尖锐而不伤和气。讲完总有酒会招待讲者，使听众和讲者的朋友们能在融洽的气氛里再多谈一会儿。
我认为这类应是中国留学生常去的场合，可学的东西太多了。我国的大学里也有这类的公开学术报告，但还不够“制度化”，举行得不经常，题目之类无计划，还没有哪家讲座已成为全国知名的学术活动。
芭芭拉拉我去听的，是欧文·霍讲爱默生思想。他一共讲三次，这是最后一次。
霍不是哈佛的老师，他是别的大学的教授，而且是一个没有高级学位的教授，因为他是靠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成名的，也就是完全凭自己奋斗出来的。我读他的文章很少，所以这次听讲也就是我对他的才学的初次品尝。
果然不凡。他有深度，又有文采。虽然那一天我因旅途劳顿，头脑昏昏沉沉，几度想打瞌睡，但大体听懂了他的要点——越到后来，越听得分明，因为那时睡意已无，完全清醒了。他所探讨的问题是，爱默生思想的精粹是什么？还存不存在于今天的美国社会？他认为爱默生写《美国学者》一文，是论知识分子在美洲新社会里的作用的。新社会要摆脱欧洲旧传统，要平等、自由，但又要开明、宽容，特别是对于“思索的人”，即知识分子。而后来美国的发展，却是物质主义占了上风，相应地而出现了一种反知识分子的倾向，若干作家——如海明威——就有这样倾向。几次总统选举，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是事情的另一面却是：爱默生思想仍然有影响，知识分子也仍然有力量。他认为眼前美国社会的保守风气是会过去的，已经有些迹象表明爱默生思想的复苏。
霍论点鲜明，口齿清楚，只有这里那里的抽象大词表明他是曾经浪迹纽约的文化人。
等到提问开始，我看到霍使出了另一手招数：挖苦。他对于第一个起来质问他为什么要讽刺极左分子的发言者——一个衣衫褴褛、满脸胡子的高个子——毫不客气，嘲讽之外加以挖苦。也许是我还不熟悉美国文化界的辩论的通常做法，总觉得霍比一般教授要刻薄些。毫无疑问，他是千百次激辩的过来人，在这样的场合是完全懂得该怎样对付论敌的。
他这次演讲的作用之一，是使我想好好地重读爱默生，特别是那篇《美国学者》。
事有凑巧。紧接此后，在哈佛研究的北大教师张隆溪和他的爱人唐薇林两位陪我出游，去到腊克星顿和康考特，看了爱默生和霍桑住过的房子，凭吊了梭罗住过的小屋的废墟，并在瓦尔登湖周围走了一阵。
湖不大，却极清幽，四周的小山和山上的大树隔住了外面世界的尘嚣。管理处设想得周到：大体维持原状，不搞现代化，坡上林间不修水泥路。我在湖边的小径上漫步，想着梭罗的为人。
梭罗是奇人，但不是我们所谓的“隐士”。他以自然界的动植物为伴，自耕自食，把他的随感写进了《瓦尔登湖》一书；然而同时，他在思索着社会里的大问题，又写了《论公民之不服从》一文，公然提出公民有权不服从政府。这是1774年美国革命精神的真正体现，也是从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以来的启蒙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它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印度的甘地是读过梭罗此文的，美国社会里各种各样的离经叛道的人更无疑是从各种渠道受过梭罗思想的熏陶的。
梭罗、爱默生、霍桑出现在同一时代、同一地方，都是对美国建国以后的社会怀抱着理想但又有深刻忧虑的有心人，都写下了巨著。他们帮着形成了新英格兰精神。这里面有民主思想，叫人勤奋、勇敢而诚实，敢于抗击任何不公正的东西；为了充实新社会的精神生活，这些有心人还在清教徒主义之上补充了神话、象征和同大自然的亲切关系。新英格兰精神也有阴冷、无情的一面，表现在商业上的精明，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无所忌惮地向外扩张，也表现在把赛兰姆的女巫以及类似的无辜者私刑处死。
梭罗是早已对这阴冷的一面深有所感，才写下了他的名文吗？我站在他那小屋的废墟上，看着山底下清澈的瓦尔登湖，想了半天。
新英格兰确实是寒冷的，6月里的天气还需要穿呢子衣服。我从波士顿继续前行，坐公共汽车到了安茂斯特城，在马萨诸塞大学的校园中心暂时歇脚。
到那里是为了谈校际交流、合作编书等事。见到了校长、副校长、系主任和若干位教授，一连串的约请，几乎没有一点空闲。
但我还是找了一个下午，由两位在那里进修的女教师陪着，去到安茂斯特镇上，看了艾密莉·狄金森一家的旧居。
这又是一个奇人。几乎是一生足不出户，也没有结婚，却暗中写了一千七百余首小诗，经过长时期的默默无闻之后，到现在全部出版，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继惠特曼之后的另一大诗人。
房子不大，一座普通的两层楼建筑，外面有绿草鲜花，室内却是朴素无华。女诗人的卧室墙上挂着几张旧相片。有一张是一个她可能爱过而终于没有与之结合的男人的像；另处一张照了她的父亲——一个牧师，据说热心教育事业，但相片上的神情却是异乎寻常的严厉。
这严厉使我停步。窗外是艳阳天，室内的女人却只能在这严厉眼光的注视下偷偷地写文字简单而内容奥秘的小诗，直到在这白色床单、灰色披肩的素净的环境里死寂——在这里，我不是看到了新英格兰精神又一侧面吗？
最后仍是回到了哈佛方场。经过此番旅行，它的红砖建筑变得温暖起来。
有些人觉得哈佛方场太小了，那些红砖建筑也不够堂皇。我倒无取于别的东部有名大学的宽广的校园和各种仿古的石头建筑，即所谓假哥德式建筑，因为至少哈佛的建筑是真实的，不故意追求古雅，而且18世纪后半叶的乔治式红砖房子有其本身的情趣，而屋子连着屋子只露一个方场也显得亲切。我住在哈佛教师俱乐部，就在校园的边上，到图书馆、博物馆、讲演厅去都只需几分钟步行，方便得很，心情也就恬适起来。
哈佛的创立早于美利坚合众国。我看见有一个汲水的旧铁架，是最初哈佛学生打水的地方，而最初的学生是读神学的。这一点同欧洲的老大学相似：巴黎、牛津等校起初都是教士们聚居读经之处。今天哈佛仍保有它的神学院，没有切断它同欧洲新教主义之间的脐带。
哈佛也将欧洲文化的其他方面传进了新英格兰，像是想用欧洲的“甜蜜与光明”来调剂新英格兰精神的严峻。同欧洲古大学一样，它十分注意希腊罗马的古代文学、史学和哲学。一直到20世纪初年，哈佛英文系尊崇德国学派的研究作风，承袭了它的严谨，也承袭了它的烦琐。今天的情况如何？
同欧洲的联系仍然是密切的。三个图书馆、五六个博物馆里仍然以欧洲文物为主，师生仍然在编《罗艾勃古典文库》里的新项目，哈佛出版社仍然在出着有关亚里士多德的新论著、新译本，很可能哈佛认为它在欧洲古典文史的研究上一点不比巴黎和牛津差。然而哈佛的门开得更大了，早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方涌进了新思潮、新学说。
学问的国际化是在哈佛明显可见的。校园里走着有各种外国名字的教授和研究生，土生土长的美国学者里也有众多向往世界文化的人。
我似乎在几位教授身上看见了这样的向往之火在闪耀。
哈利·勒文是老一代的学者了，事实上也已经退休。然而他还在研究。就在我停留的时候，他还做了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题目是关于弗兰西斯·培根的，显然是对于英国文艺复兴的思想气候再来一次探测。我错过了这次演讲，但在他家的一次午宴席上我有机会问他对于新派文学理论的看法。他的回答是：过去英美的文学批评只着重作品而不讲写作过程，其弊在不够理论化；而今天则相反，其弊在过分理论化。
这样的“一言以蔽之”有无道理？至少，他是一个深知此中奥妙的过来人。他以研究16世纪英国剧作家马洛成名，后来却变成乔伊斯作品在美国的最早评论者和推广者；他又是经常关心当代创作的人，同埃特蒙·威尔逊等作家的友谊是人所共知的。哈佛的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教授是他；他的关于多种文学的多种著作表明他对于欧洲古今重要语言的掌握，而他关于现代主义的专著又表明他对于文学理论问题和当代思潮的关注。然而他又是谦逊的。当他在餐桌对面同我缓缓地轻声地谈着的时候，没有一点矜持的神气。
接着，我见了堂纳尔德·范格教授。他只有四十多岁，说一口好俄语，是哈佛的斯拉夫文学教授。他也是我在北京比较文学讨论会上见过的，所以是老朋友了。这一次，我们坐在一家咖啡店的露天座上谈了一下午。他也是关心新理论的，但他所介绍的不是法国的先锋派，而是已故的苏联文艺学家米哈依尔·巴赫金，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对于社会历史因素的重视既是新颖的现代理论，又足以纠正形式主义的缺点。范格也精通法文，写过对比拉伯雷与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专著。
这是另一个沟通哈佛与欧洲文化的学者，也很关心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状。在那个下午的谈话里，我们逐渐从大的文化背景谈到了每人自己，出现了自传式的倾吐……
然而尽管有这么多风流人物，爱默生心目中的“美国学者”又何在？
在一个意义上，勒文、范格和我在前文说过的才女们都是。
但我还要在一个特殊的美国的领域里再找，这个领域就是美国文学。
这是个新领域。所谓“新”，是指二三十年前，就在美国，也颇有些有影响的教授不承认它是一个独立领域。大学里只有少数几门美国文学的课程，特别是难以见到现代文学的课程，犹如解放前中国大学的中文系不会开课来专门研究鲁迅和茅盾一样。
当然，有例外。40年代在哈佛，就有一位研究美国文学卓有成绩的青年教授，他就是F。O。麦息生。他的厚厚一大册专著《美国文艺复兴》，就是研究爱默生、霍桑、梭罗、惠特曼、麦尔维尔那些巨人的，至今仍是出色的巨制。
现在，麦息生的工作由别的哈佛教授承担起来，美国文学在哈佛已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独立专业。
这当中，有两个人做出了特别贡献，他们是丹尼尔·阿伦和萨克梵·勃柯维奇。
阿伦来过中国。他的著作《站在左边的作家们》是我国研究者知道的。他请我到沉重宿舍去吃午饭，每人自端盘子，各要各的菜，然后放在一个专门留给教师的桌子上吃起来。一同吃饭的人里面有名教授兼作家乔治·斯泰纳的儿子，在哈佛当助教。阿伦给了我一篇他的论文的油印本，题为《给一个中国朋友的信》，是讨论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的。同霍一样，他立论的出发点也是爱默生的《美国学者》一文。他已经退休，但还保留着他在英文系的办公室，因为还在进行着一项规模很大的研究，像是整理出版某些美国作家的书信。
“美国文学研究正是方兴未艾。”他说，“保守派无能为力了。”
他不喜欢保守派，特别是当前美国政府里的那些人。同欧文·霍一样，他希望能看到他们倒台的一天。
“你退休了，那么谁继任了你的讲座？”我问。
“萨克梵——他是我从多少人里选出，由我自己向学校推荐的。一个非常好的人，有眼光，有能力。”
这位萨克梵·勃柯维奇是剑桥版五卷本《美国文学史》的主编。年纪不大（可能是三十九，可能是四十出头），和气，对生人说话不多，但是很诚恳、很实在。我已经在不同场合见过他，但他还一定要在俱乐部里请我吃晚饭。
我们谈的，自然是文学史的写法问题。他知道普林斯顿的艾莫莱·艾略特已经同我谈过许多问题，所以主要只谈一点，即他的文学史里将不为大作家辟专章，而把他们的活动分到有关的章节里去叙述。
这将是文学史写法上的大革命。试想能写中国文学史而无李白、杜甫的专章吗？
然而当时无法细谈。我倒是在那次晚饭席上证实了一件事，知道了一个消息。
证实的是：他的名字之所以称为萨克梵，是因为他的父母替20年代被美国法庭处死的两个意大利穷移民——萨克和梵塞蒂——鸣不平，所以把两人的名字合起来，给新生的儿子作为名字。这事我先已听人说过，现在萨克梵本人证实了它。
消息是：萨克梵就要去中国。他将像我一样，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根据高级学者交流计划邀请，只不过行程是由美去华。
这就太好了。我期待在北京接待这位将不负爱默生所望的“美国学者”。
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