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钥匙
天荒地老，岁月悠悠。
从亚述文明、苏米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到“第三次浪潮”的勃兴，倘若人类能够寻找到一把钥匙——一把人类自己失落的钥匙，打开的将是一座富矿……
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的丰富与历史的沉重，既让我们发出太多太多的叹息，更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惊诧不已。
历史永远是一部教科书——当我们循着岁月的驿道去拾掇历史的碎片时，你会发现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存留着商业文化最初的胎记……
毫无疑问，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商品，随之亦产生了商业文化——商业活动本身往往融注入极其丰厚的文化内涵。
2200年前，当这支驮载着东方丝绸的浩大商旅从黄土高原的渭河起步，出西域，叩中亚，穿越大漠洪荒，直抵地中海东岸时，既向西方都市注入了赖以生存的活命之水“商业”，同时又将中国的灿烂文化远播于古巴比伦文明的发祥地。
据说法国路易十四皇帝曾经不惜变卖掉宫廷的金银饰品，用以购进从东方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瓷器——因为，这些瓷器凝聚着神奇而精美绝伦的东方文化——因它极高的文化附加值而变得价值连城。
遗憾的是，我们的祖先并没意识到这一点！
悠悠五千年，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古代文明史上一座座最辉煌的文化博物馆：大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开辟海上、陆地的丝绸之路；小到在米粒大小的象牙上创作牙雕精品，甚至连叫卖——这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推销手段也蕴含着浓郁的艺术韵味。——在这个星球上，也许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在商业活动中倾注如此炽热的文化情愫了。
同样，在这个星球，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具有如此悠久的轻商、抑商、贱商传统：文化总是以蔑视的眼光，看待对社会进步发挥着巨大驱动力的商业活动。最典型的观念，莫过于千百年来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头禅：“无商不奸”。
历史留下了一道费解的难题……
审视本民族的历史是需要勇气的。
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就出现了一种商业害国论，认为“商众则国贫”。横扫六合的秦始皇把商人和罪犯看作同一类人，发配去边关；唱《大风歌》的刘邦和崛起于草莽的朱元璋，都曾制定一系列侮辱性的法规来贬抑商人，诸如不许乘轿、不许骑马、不许做官、不许穿绸纱、不许购买土地等等。如此朝朝相因代代沿袭，遂使商业骨轻根浅，严重阻碍和摧残了商业这一新经济因素最终形成社会变革的能力。
中国的文化人囿于传统思想的禁锢，始终执有轻商观念，自诩为书香，贬商业为铜臭，羞与商人为伍；反过来又推波助澜，长期作一边倒的错误舆论导向，于是便积淀成一种永固的民族心态和社会心理造影。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首先是观念上的差距，特别是商业文化观念的差距。
从16世纪到当代，西方与中国，一个重商主义，一个抑商观念；一个拓海贸易意识，一个禁海锁国思想，使之原来与西方列强同处一条起跑线上的东方大帝国，出现了大落差。
解放初期，我国第一大商会的上海，拥有商业网点共计18万个；到1978年，仅剩商业网点2.3万个，30年间锐减87%。
进入90年代后，我国商业饮食服务业的产值，也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3%。这样一个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准。
历史早已判明：商业富国论能真正富国；商业害国论、抑商或轻商，恰恰会真正害国。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土壤的轻视商业文化意识，必然导致经济落后、文化衰败。
当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面临世纪交替的前夜，毅然抓住历史契机发动现代化进程的今天，会唱出怎样的“命运交响曲”呢？
面对这幢灰色大楼，我们有资格产生一种自豪感：三年前，是由中国人第一个提出了“商业文化”的理论概念，全面论述商业活动靠文化作支柱和动力，人类文明车轮的运行，则靠商业在转动——这一全新的理论，犹如朝一潭湖水投入巨石掀起狂波大澜，立即引起了日本人、美国人、法国人、新加坡人……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人，就是颇具儒雅风度的现任商业部部长胡平。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同样会有新奇的发现——一年一度全球瞩目、群星荟萃的奥斯卡颁奖庆典，多少俊男靓女用欢笑、眼泪、疯狂去体尝人生最悲伤或最幸运的时刻——无疑，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人类精神活动的一次盛大节日。
细心的观众马上会窥见一个小小的奥秘：每一届奥斯卡角逐最激烈的最佳影片奖，都颁给了制片人。
制片人亦称作制片商或电影商——简言之，在如此富于艺术魅力的高规格的文化沙龙上，商人和影星所获取的荣光是同样令人炫目的。
似乎给予人们一个深刻的启迪：在经济已成为社会大舞台上最活跃因子的今天，商业和文化更加密不可分了！
倾倒了几亿中国电视观众的《正大综艺》节目，原来是由泰国一家著名的经销饲料业务的正大跨国公司所提供的。
每逢周末，当欲罢不能的电视观众追随赵忠祥先生和杨澜小姐的导游解说，漂洋过海去饱餐世界旖旎风光，感叹“世界真奇妙”时，正大财团的老板们既巧妙地扩大了其公司的外部形象，又美滋滋地收获着商业与文化联姻的巨额经济利润。
确切地说，商业是一种以文明交往方式进行的服务，文明服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历史和现实就这样一再证明：谁具备了商业文化意识，谁就居于世界富裕与文明的前列！
优胜劣汰永远是社会进步的法则。人类共有21种文明，其中有14种已经中断，在地下掩埋了千百年的庞培城，就是那消逝的文明的遗骸。而发源于小亚细亚的耶稣教文化，却借助于欧洲商船传遍几乎整个世界。
可以这样来表述：商业作为中介环节，永远对整个社会经济起到激活作用、传导作用；那么，商业与文化是否携手，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成就卓然，一个成功的秘诀就是较早地发现并运用了这一规律。譬如，英国在16世纪上半叶的议会中，伦敦的36名议员有26人是商人；诺里季城19名议员中，有13人为商会会长。这样就在政治上保有了扶持工商业的优势。
一部描写爱情浪漫故事的美国影片《漂亮女人》，其中男主角是一个充满同情心和爱心的百万富翁，他所展示的人格力量和外观魅力，早已突破了人们对商人的固有形象。这就给予我们一个宝贵的启示：中国经济要腾飞，必须呼唤真正商人形象的出现，全社会必须对商业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芝麻开门
如果把市场比喻成一个瞬息万变的“魔方世界”，那么，每一个商品生产者梦寐以求的，就是期望在这个充满戏剧性旋转的舞台上一试身手。
评判胜负优劣永远只有一个标准：看谁能获取高利润。借用我们祖先最流行的一句古话，就是“恭喜发财”！
高利润是任何商业行为的终极目标。也可以这么说，高经济效益是对企业家一种最具有权威性、最令人信服的褒奖。
因此，商品生产者都像阿里巴巴一样，千方百计在寻找那藏匿着无数珠宝的山洞的门扉，寻找那能够唤开这座门洞的神秘咒语——他们能够成功么？
当人类刚刚开始面对一无所有的世界时，人与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就表现在人的追求不仅仅局限于物质。
精神的渴望和探求，使世界变得如此多姿多彩。历史的遗迹早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提出“商品文化”这一概念，并非是为了附庸风雅。
一般地说，商品都具有两种价值。比如这只夜光杯，盛水是它的使用价值；而精致的造型、斑斓的色彩，又构成了它的文化附加值。
人类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追求，体现在商品上，就是既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要求商品的文化价值。商品文化附加值的功能，就是给人的精神需求以满足。
商品商品文化附加值就这样构成了商品的魅力！
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即售价的高低，是由它的使用价值和文化附加值两者构成的。商品内部蕴含着的某种难以捉摸，却又是很富于吸引力的东西，就是商品文化附加值。
悠悠五千年，中华民族对于商品文化附加值的认识和运用，曾为世人赞叹不已。
这些陶瓷、丝绸、漆器、酒具等等，它们精巧、古朴、雅致、华丽的造型与色彩，蕴藏着浓厚的东方艺术情调，传播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在信息爆炸、科技爆炸的当今世界，竞争——成为时代的象征。
现代经济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市场的争夺。
西方“商品美学”的学者提出了“爱德玛（AIDMA）”原则。把这个原则运用到商品生产中去，就是强化商品的文化因素，使商品更具魅力，让消费者一见钟情，激发顾客的购买欲。
商场如战场——这是没有硝烟的更为酷烈的战争！
80年代初，当我们刚刚开始领略商品经济风采时，一句“雷达表，领导世界新潮流”，一下子缩短了我们与欧美世界时尚的距离。
紧接着，精明的日本商人又把这“新潮一族”推到了中国亿万电视观众面前，毫不掩饰地引逗着中国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时髦，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时尚。商品在这时尚驱使下，不拘成法、百般变幻。世界的面目也因而瞬息万变、绚丽多彩。
时髦本身就是现代社会文化的折射！
商品文化是当今变化速度最快、最活跃的社会因素。
求新求变的审美心理，反映了当代人创新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人类对世界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一规律深刻认识的结果。
顾客对同样实用的商品，其式样、色彩是否符合最新审美情趣，有着强烈的选择性。商品也因此有畅销或滞销的天渊之别。
研究市场消费热点与美的流行型蝉替规律，超前考虑适应未来的消费趋势与流行款式，引导消费新潮流，就成为商品生产者决策的重要依据。
“呼啦圈”热：
忽如一夜东风来。“呼啦圈”呼啦一下热遍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进而向全国城镇、乡村扩展，无论成年人或小顽童，玩起“呼啦圈”来都不亦乐乎。
50年代末，“呼啦圈”曾在欧美大陆经历大起大落的命运。
最先将此西洋“魔物”引入我国并果敢地推向市场的生产者，不能不说独具慧眼，棋高一着。
“呼啦圈”的巨大成功，就在于生产者抓住了无论是西方人，抑或东方人，同样具备的求健康、求智慧的精神需求共性！
《红太阳》录音带热：
这盒录音带，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销售量曾突破250万盒。然而，传递一个早已逝去的灰色时代的声音，充其量只是满足顾客一种过眼烟云般的好奇心理。
眼下许多制作单位跟风尾追。可以肯定地说，这股怀旧热很快将灰飞烟灭，低能的生产者最终只能去品尝自酿的苦酒。
开发商品文化附加值的关键，在于对消费者心理变化具有敏捷的捕捉力、预测力。
美国兰德公司声名鹊起，在于它准确地预测了国家政策的制定方向；著名预言家托夫勒誉满全球，在于他的预言在现代社会进步中不断得到了验证。
社会消费心理的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也是可以科学预测的。这种预测，是决定商品生产者能否在现代商战中把握主动、百战不殆的关键。
现代企业的竞争已经是智囊团、智慧库水平的竞争。在此，我们不能不想起上海洗衣机行业一句高水平的广告标语：“领先一步，申花电器”。
研究、探讨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和审美变化，创造出引导性，是商品文化成功的奥秘。它既包括对尚在青萍之末、即起而未起的暗潮涌动，有预测、捕捉能力，敢于率先揭竿而起，引导消费潮流往前走；又包括对已风行于世的潮流走势、高潮、退潮、尾潮的端倪有超前一步的洞悉和驾驭能力，适时作出或推波助澜或急流勇退的正确决策。
商品文化，不啻为一条“黄金水道”，它载着商品生产者进入一个流光溢彩、争奇斗艳、如诗如画、美不胜收、获取高经济效益的世界。
现在，我们可以喊一句神奇的咒语：芝麻——开门！
顾客至上
——营销文化之一
商品世界犹如一条流动的河。
林林总总，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全部努力只为着一个目的：把商品卖出去，使它变成——利润。
不是所有营销者手中的商品，都能变成顾客手中的消费品——这中间横隔着一条“楚河汉界”。
跃过去了，意味着成功。
倘若跃不过去呢？就成为废品——意味着厂家一切原材料、劳动，一切成本付之东流；意味着滞销、囤积，市场周转失控，陷入紊乱状态。
完成这一跃，正是经商的精髓——营销活动的全部宗旨和终极目标！
贴近消费者，这是一种文化观念。招揽顾客是商品经济时代，营销者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因此，以研究人的心理需求、审美意识和经营哲学为前提的营销文化，就具有鲜明的文化品格特征。
如此说来，营销文化是商业文化中最有力度、最具权威性的因素。西方社会对此有一种通俗流行的说法：“顾客就是上帝！”
在中国，几千年来由农耕文化孕育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知商品经济为何物？
仅仅在十多年前，当西方的商人们一面把卖不出去的商品付之一炬，一面关起门来用手枪或煤气自杀的时候，中国人却还在为柴米油盐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筑起一条又一条的购物长龙。
人——到处是人，却缺乏物资。
无法填充的物欲，饥渴的市场，统购统销政策，类似慈善机构的救济部门，永远吃不饱也饿不死的“大锅饭”……商品经营者长期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里。他们担心什么呢？什么也不必担心。我生产什么，你买什么，没点关系你可能还买不着哪。一包香烟一杯清茶，便能舒舒服服打发掉一天的日子。
于是，就有了一个介乎于官僚和商人之间的称谓，叫做“官商”。
于是，在中国的营销活动中，流行着一句颇时髦的话：“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一旦打开了闭锁太久的黑屋子，照射进来的阳光令人们眼花缭乱。
商品经济观念的提出，市场调节机制的应运而生——对于中国人来说既陌生又新奇，更具有不可抵御的诱惑力。
人们发现，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开始置身于一个色彩斑斓的新世界。
人们还发现，对于他们所需求的东西，可供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了。
市场机制的法则就是两个字：竞争。
民航、联航、中航、东方、北方、南方、西南航空公司纷纷打出自己的旗帜……乘客开始比安全，比准点，比舒适，比服务。
威力、小鸭、爱迪……昆仑、牡丹、熊猫……雪花、万宝、琴岛·利勃海尔……洗衣机，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如雨后春笋竞相破土，令人一时难分伯仲。人们开始比实用，比工艺，比节电，比售后服务。
当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逐步完成向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转变之后，当人们的消费不再仅仅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时候，人们的眼光开始变得挑剔了——于是，消费者顺理成章地成了商品世界的主宰。
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商业营销观念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是以卖方市场为主的“生产导向”阶段；
第二是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的“销售导向”阶段；
第三是买方市场确立之后的“消费需求导向”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