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学管、老、申、慎而至者，惟汉文帝；学商鞅而至者，惟诸葛武侯。文帝阳为谦让，而最能执术以制权臣，其视陈平、周勃，盖如骨在口矣。初即位，即令宋昌、张武收其兵权，然后以微词免勃，而平亦旋死。《史》、《汉》皆称文帝明申、韩之学，可知其不甚重法以防百姓。武侯信赏必罚，一意于法，适与文帝相反，虽自比管仲，实则取法商鞅（《魏氏春秋》记司马宣王问武侯之使，使对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是纯用商君之法）。惟《商君书》列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名为六虱，实有九事。商鞅以为六虱成群，则民不用；去其六虱，则兵民竞劝。而武侯《出师表》称“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可见武侯尚诚信、贞廉为重，非之极端用法，不须亲贤臣、远小人也。《商君书》云：“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盗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独不念躬揽大柄、势得犯上，足以致人主之疑乎？夫教人以可疑之道，而欲人之不疑之也，难矣。作法自毙，正坐此论。及关下求舍，见拒而叹，不已晚乎？韩非《法定》云：“申不害言术，公申鞅为法”，二者不可相无。然申不害徒术而无法，“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徒法而无术，其“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鞅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知。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其言甚是。以三国之事证之，魏文帝时兵力尚不足，明帝时兵力足矣，末年破公孙渊，后竟灭蜀，而齐王被废、高贵乡公被弑。魏室之强，适以成司马氏奸劫弑臣之祸，其故亦在无术以制大臣也。是故韩非以术与法二者并重。申不害之术，能控制大臣，而无整齐百姓之法，故相韩不能致富强；商鞅之法，能致富强，而不能防大臣之擅权。然商鞅之法，亦惟可施于秦国耳。何者？春秋时，秦久不列诸侯之会盟，故《史记·六国表》云：“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可见商鞅未至之时，秦民之无化甚矣。惟其无化，故可不用六虱，而专任以法。如以商君之法施之关东，正恐未必有效。公叔痤将死，语惠王曰：“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即不听用，必杀之，无令出境。”假令惠王用公叔之言，使商鞅行法于魏，魏人被文侯、武侯教化之后，宜非徒法之所能制矣。是故武侯治蜀，虽主于法，犹有亲贤臣、远小人之论。盖知国情时势不同，未可纯用商君之法也。其后学商鞅者，唐有宋璟，明有张居正。宋璟行法，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然不以之整齐百姓。张居正之持法，务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然其督责所及，官吏而外则士人也，犹不普及氓庶。于时阳明学派，盛行天下，士大夫竞讲学议政，居正恶之，尽毁天下书院为公廨。又主沙汰生员。向时童子每年入学者，一县多则二十，少亦十人。沙汰之后，大县不过三四人，小县有仅录一人者，此与商鞅之法相似（沙汰生员，亭林、船山亦以为当然）。然于小民，犹不如商君持法之峻也。盖商君、武侯所治，同是小国。以秦民无化，蜀人柔弱，持法尚不得不异。江陵当天下一统之朝，法令之行，不如秦蜀之易。其治百姓，不敢十分严厉，固其所也。
商鞅不重孝弟诚信贞廉，老子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之语，慎到亦谓“块不失道，无用贤圣”。后人持论与之相近而意不同者，梨洲《明夷待访录》所云“有治法无治人”是也（梨洲之言，颇似慎到）。慎到语本老子。老子目睹世卿执政，主权下逮，推原篡夺之祸，始于尚贤。《吕氏春秋·长见篇》云：“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尚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盖尊贤上功，国威外达，主权亦必旁落，不能免篡弑之祸；亲亲尚恩，以相忍为国，虽无篡弑之祸，亦不能致富强也。老子不尚贤，意在防篡弑之祸；而慎到之意又不同。汉之曹参、宋之李沆，皆所谓块不失道者。曹参日夜饮醇酒，来者欲有言，辄饮以醇酒，莫得开说。李沆接宾客，常寡言，致有无口匏之诮；而沆自称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少以此报国尔。盖曹、李之时，天下初平，只须与民休息，庸人扰之，则百性不得休息矣。慎到之言，不但与老子相近，抑亦与曹、李相近。庄子学老子之术，而评田骈、慎到为不知道。慎到明明出于老子，而庄子诋之者，庄子卓识，异于术法二家。以为有政府在，虽不尚贤，犹有古来圣知之法，可资假借。王莽一流，假周孔之道，行篡弑之事，固已为庄子所逆料。班孟坚曰：“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殊途同归。”是故《诗》、《礼》可以发冢，仁、义适以资盗。必也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有国者欲永免篡弑之祸，恐事势有所不能。日本侈言天皇万世一系。然试问大将军用事时，天皇之权何在？假令大将军不自取其咎，即可取天皇而代之，安见所谓万世一系耶？辛伯忧两政耦国，《公羊》讥世卿擅主，即如其说，遏绝祸乱之本，亦岂是久安长治之道？老子以为不尚贤则不争，然曹操、司马懿、刘裕有大勋劳于王室，终于篡夺，固为尚贤之过；若王莽无功，起自外戚，亦竟篡汉，不尚贤亦何救于争哉？若民主政体，选贤与能，即尚贤之谓。尚贤而争宜矣。
是故论政治者，无论法家、术家，要是苟安一时之计，断无一成不变之法。至于绝圣弃知，又不能见之实事。是故政治比于医药，医家处方，不过使人苟活一时，不能使人永免于死亡也。
《汉书·艺文志》：“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余谓此乃局于一部之言，非可以概论名家也。《荀子·正名篇》举刑名、爵名、文名、散名四项。刑名、爵名、文名，皆有关于政治，而散名则普及社会一切事务，与政治无大关系。《艺文志》之说，仅及爵名，而名家多以散名为主。荀子因孔子正名之言，作《正名》篇，然言散名者多，言刑名、爵名者少。《墨子·经上、下》以及惠施、公孙龙辈，皆论散名，故名家不全出于礼官也。
名家最得大体者，荀子，次则尹文。尹文之语虽简，绝无诡辩之风。惠施、公孙龙以及《墨子·经上、下》，皆近诡辩一派，而以公孙龙为最。《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以为法，而不及尹文、惠施。荀子讥惠施蔽于辞而不知实。其实，惠施尚少诡辩之习也。名家本出孔子正名一语，其后途径各别，遂至南辕北辙。
孔子正名之言有所本乎？曰：有。《礼记·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国语》作“成命百物”，韦注：“命，名也。”郑注《论语》，“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礼记》曰：“百名以上则书之于策。”然则黄帝正名，即仓颉造字矣。《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项籍云：“书，足以记姓名。”造字之初，本以记姓名、造契约，故曰“明民共财”。《易》曰：“理财正辞”，其意亦同。《管子·心术篇》曰：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延即延长之意，过也。形不能定形，故须以名定之，此谓名与实不可相爽。然则正名之说，由来已久，孔子特采古人之说尔。
名家主形名，形名犹言名实。孔子之后，名家首推尹文。尹文谓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员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大道》上）。其语简单肤廓，不甚切当。又云：“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如墨子所称之鬼何有于实？只存名耳）。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员白黑之实。名而不可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大道》上。）盖尹文是循名责实一派，无荒诞琐屑病，惟失之泰简，大体不足耳。荀子《正名》，颇得大体。其时惠施、公孙龙辈已出，故取当时诸家之说而破之。惠施、公孙龙二人之术，自来以为一派，其实亦不同。《庄子·天下篇》载惠施之说十条，与其他辨者之说卵有毛、鸡三足者不同。盖公孙龙辈未服官政，故得以诡辩欺人，而惠施身为卿相（惠施为梁惠王相，并见《庄子》、《吕览》），且庄子称其多方。多方者，方法多也。知其不但为名家而已。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惠施之博学于此可见。叶水心尝称惠施之才高于孟子。今案：梁惠王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意欲报齐，以问孟子。孟子不愿魏之攻齐，故但言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于是惠王问之惠施，惠施对以王若欲报齐，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疲齐，则必为楚禽，是王以楚毁齐也。惠王从之，楚果伐齐，大败之于徐州。于此知惠施之有权谋，信如水心之言矣。今就《庄子》所载惠施之说而条辨之，无非形名家言也。一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小一几何学之点，点无大小长短可言，是其小无内也。大一即几何学之体，引点而为线，则有长短；引线而为面，则有方圆；引面而为体，是其大可以无外也。点为无内，故曰至小；体可无外，故曰至大。二曰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墨子亦有无厚语）。无厚者，空间也，故不可积。空间无穷，千里甚言其大耳。三曰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卑当作比。《周髀算经》云：“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如其说，则天与地必有比连之处矣。《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云：“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曾子之意，殆与惠施同。山高泽下，人所知也。山上有泽，《咸》之象也。黄河大江，皆出昆仑之巅，松花江亦自长白山下注。故云山与泽平也。四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今之常言，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其实无现在之时间，方见日中，而日已睨矣。生理学者谓人体新陈代谢，七年而血肉骸骨都非故我之物，此与佛法刹那、无常之说符合。故曰物方生方死，生死犹佛言生灭尔。五曰大同而与小同异，此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此义亦见《荀子·正名》篇。同者荀子谓之共，异者荀子谓之别。其言曰：“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别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鸟兽皆物也，别称之曰鸟兽，此之谓小同异。动物、植物、矿物同称之曰物，是毕同也。物与心为对待，由心观物，是毕异也，此之谓大同异。六曰南方无穷而有穷，此言太虚之无究，而就地上言之则有穷也。四方皆然，言南方者，举一隅耳。七曰今日适越而昔来。谓之今日，其为时有断限；谓之昔，其为时无断限。就适越一日之程言之，自昧旦至于日入，无非今日也。就既至于越言之，可云昔至也。八曰连环可解。案《国策》，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连环，曰：“齐多智，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杨升庵《丹铅录》尝论此事，以为连环必有解法，非椎破之也。今湖南、四川颇有习解连环者。然惠施之意，但谓既能贯之，自能解之而已。其时有无解连环之法则不可知。九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此依旧注固可通，然依实事亦可通。据《周髀算经》，以北极为中央，则燕之北至北极、越之南亦至南极，非天之中央而何？十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此系实理，不待繁辞。综上十条观之，无一诡辩。其下二十二条，虽有可通者，然用意缴绕，不可谓之诡辩。惠施与庄子相善，而公孙龙闻庄子之言，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见《秋水》篇）。盖公孙龙纯为诡辩，故庄子不屑与为伍也。
惠施遗书，《汉志》仅列一篇。今欲考其遗事，《庄子》之外，《吕览》、《国策》皆可资采摭。庄子盛称惠施。惠施既殁，庄子过其墓，顾谓从者曰：“自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吾无与言之。”（《徐无鬼》篇）其推重之如此。然又诋之曰：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犹一虻一虻之功（《天下》篇），则自道术之大处言之尔。至于“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秋水》篇），此事可疑。案：《史记·魏世家》称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其时惠施为相，令自己出，宜无拒绝庄子之事。意者鹓雏、腐鼠之喻，但为寓言，以自明其高尚而已。《吕览·不屈篇》云，魏惠王谓惠子曰：“寡人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以子之受燕于子哙度之，《吕览》之言可信。以此可知惠施之为名家，非后世清谈废事者比。要而论之，尹文简单，而不玄远；惠施玄远矣，尚非诡辩；《墨经上、下》以及公孙龙辈，斯纯为诡辩矣。自此辈出，而荀子有《正名》之作。
《荀子·正名》本以刑名、爵名、文名、散名并举，而下文则专论散名。其故由于刑名随时可变，爵名易代则变；文名从礼，如《仪礼》之名物，后世改变者亦多矣；惟散名不易变。古今语言，虽有不同，然其变以渐，无突造新名以易旧名之事；不似刑名、爵名、文名之随政治而变也。有昔无而今有、昔微而今著者，自当增作新名。故荀子云：“若有王者起，必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散名之在人者，荀子举性、情、虑、伪、事、行、智、能、病、命十项。名何缘而有同异？荀子曰：“缘天官。”此语甚是。人之五官，感觉相近，故言语可通，喜怒哀乐之情亦相近，故论制名之缘由曰缘天官也。其云“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此可破白马非马之论。盖总而名之曰马，以色别之曰白马。白马非马之论，本无由成立也。至坚白同异之论，坚中无白，白中无坚；白由眼识，坚由身识；眼识有白而无坚，身识有坚而无白；由眼知白，由身知坚，由心综合而知其为石。于是名之曰石。故坚白同异之论，无可争也。如此则诡辩之说可破（公孙龙辈所以诡辩者，以其无缘天官一语为之限制，得荀子之说而诡辩自破）。大概草昧之民，思想不能综合，但知牛之为牛，马之为马，不知马与牛之俱为兽；知鸡之为鸡，鹜之为鹜，不知鸡与鹜之俱为鸟。稍稍进步，而有鸟兽之观念；再进步而有物之观念。有物之观念，斯人类开化矣（其于石也，先觉其坚与白，然后综合而名之曰石；由石而综合之曰矿；由草木鸟兽矿而一切包举之曰物）。荀子又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盖物之命名，可彼可此，犬不必定谓之犬，羊不必定谓之羊；惟既呼之为犬、为羊，则约定俗成，犬即不可以为羊也。制名之理，本无甚高深，然一经制定，则不可以变乱。孔子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此推论至极之说。施于政治、文牍最要。若指鹿为马，则循名不能责实，其弊至于无所措手足矣。
要之，形与名务须切合，儒家正名之旨在此（《管子》已有此语）。为名家者，即此已定。惠施虽非诡辩，然其玄远之语，犹非为政所急。以之讲学则可，以之施于政治则无所可用。至其他缴绕之论，适足乱名实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