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的日子肯定也不会宽裕，城里人都吃不饱，更别说农村人了。好在姥姥家村子前后都是河，河里的鱼虾很多，姥爷带着小舅舅下河捞鱼，能抵挡一阵子。他还带着小舅舅去打兔子野鸡什么的，从来没有空手回来过。那时候大舅二舅都在外面当兵，小舅舅虽然比我两个哥哥大不了几岁，但在我们眼里，他就应该无所不能。我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玩儿什么，张口就喊他。他立马就得听从我们的召唤跑过来，稍慢一点我们就到姥姥那里去告状。他因此挨了我姥姥不少骂，有一次我二哥爬树腿上受了点伤，姥姥看见了，二话不说，抽个棍子就朝我小舅舅头上打去，把我小舅舅头上砸了个包，像一只鹿角，被我们嘲笑了好几天。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也不再欺负小舅舅了，两个哥哥跟小舅舅的感情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在小舅舅结婚之前，他们从来没喊过舅，都是直呼其名。尤其是我大哥，跟父母都不愿意说的事情，都跟小舅舅商量。小舅舅出事的消息，是二哥告诉我的。二哥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正在往小舅舅家赶。在电话里，他边哭边跟我说，这种倒霉事怎么能让小舅舅撞上呢？当时我无言以对，其实后来想想，小舅舅这一辈子，还有多少倒霉事没有撞上过？即使想干干净净地换一身新衣服，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有些人就是这样，一辈子不管怎样努力，最后受伤的总是他。
见到母亲之前，我始终在想用什么办法安慰她。她有心脏病、脂肪肝、肾囊肿、高血压，血糖也高，反正老年病她七七八八都有一点。今年遭受的打击，搁谁身上都扛不住。不过母亲看起来还算平静，脸上不是没有哀伤，但那是一种无奈的而不是绝望的哀伤，很像枯水期的河床，留下的只是洪水走过的痕迹，而不是洪水。不过，如果稍微留心，便会发现她身上与过去不一样的东西，那种人到暮年才有的对什么都无所谓，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既坚韧又枯萎的神情。
我们几个坐在母亲跟前，不知道做什么好。在农村，丧事一般都有人专门打理，何时哭，何时跪下来磕头，都是一套一套的，我们得听他们指挥。我和大哥一起到家，一进门我们就站在小舅舅灵前哭，立马被人制止了，说我们靠得太近，如果泪水洒到小舅舅身上，他到“那边”还得受苦！我们俩止住哭，等待着被他们安排。仔细想想，这样虽然很不近人情，但也有一定道理，可以使悲痛一点一点地稀释--这是秩序的最伟大之处，它像一粒缓释胶囊，把欢乐和痛苦程序化，死亡被划分出了节奏，伤心只是其中的一个段落，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一会儿，两个舅舅把母亲喊到里间去了。我们坐在外面更加无聊。小舅舅的尸体还没入殓，摆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席子上。他穿着崭新鞋袜的双脚，看起来是那么生动，好像随时可以站起来跟我们走。只是朝上看，才意识到这只是一具尸体。他脸上糊着黄表纸，露出来的地方虽然化了妆，却依然是死亡的颜色。看着看着，我心里涌出了深深的惶惑和巨大的恐惧：这个我喊小舅舅的人，他到底是谁？我和他曾经有过的交集，有哪一点是值得回忆和珍藏的？有的人死后因被反复追忆而日渐清晰，而有些人，你越是回忆他，他就越模糊。据说小舅舅穿的就是他那天去洗澡时拿的新衣服，很多人为此唏嘘和惊讶，他们对着小舅舅的遗体指指点点，我估计说的就是这个。可能是死了之后小舅舅总是绷紧的身体突然松弛了，我看着比印象中的他胖大了很多，也威武了很多。过去他每次到我们家来，总是故意紧紧地缩着身子，好像害怕侵占了别人的空间似的。他把双手夹在两腿之间，拘谨地坐在客厅里，看见谁回来都赶紧立起来，等重新让了座之后再坐下去。要是我两个哥哥在家，他们就把他接到自己家去。他一走，我们都会松一口气。
不知怎么的，大舅在里间嚷起来，声音大得吓人。立马，外面说话和哭泣的声音都停了，还有几个人跑过来，立在屋门外，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这次我就做主了，谁说也不行！”他声音里明显有着一股好像被压抑了很久的委屈。
我和两个哥哥赶紧跑过去，看见母亲坐在床沿上，大舅和二舅都站着。大舅扭着头看着墙壁的空白处，脖子青筋暴起。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尤其是在我母亲面前。我的几个舅舅都非常敬重我的父母。
原来是两个舅舅跟母亲商量着想把小舅舅的丧事办得隆重点。母亲的意见是，尽量简办，快到年关了，人手不好找，别太麻烦村里的人。二舅倒没再坚持，平时他也不是固执己见的人。大舅不同意这么办，他的意见是：一要请一班古乐队好好吹打吹打，为三弟赶赶晦气；二要买一个好一点的桑木棺材，越厚越好，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小舅舅。
“老三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啊！”大舅把手背拍在另一只手掌上，委屈又加上了悲情，“如果后事再安排不好，我们的脸面往哪里搁？”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你们的脸面？”母亲激动起来，然后抬头看看外个杨木棺材，也没见谁说什么。咱爹娘走，是二老自己提前看好的桐木板材。人都死了，为什么非要弄那么好的棺材？也不是怕花钱，现在村子里找谁能抬动这么重的东西？“说着说着，母亲又激动起来，”尤其是这个古乐队，你不知道你三弟一辈子爱清净，不喜欢这咋咋呼呼的东西吗？“大舅不听母亲说完，突然走出去，站在院子里，又说了一遍：“他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啊！”母亲呆坐在那里，一句话都没再说，一直到吃饭都没动--农村的规矩是必须吃过午饭，过了午时才能送逝者上路--小舅妈过去劝她，她只说不想吃，就不再多说了。我们兄妹几个都没有劝她。我记得姥姥死的时候，小妹让她吃饭，她说：“现在你姥姥还在炉子里烧得轰轰响，你说说我怎么吃得下去？”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放下筷子，谁也不好意思再吃了。
四
把三个舅舅送出去当兵都是我父亲的主意，那时候不兴考学，当兵是走向革命道路的捷径，也是农村孩子走出去的唯一出路。我父亲说，如果一个人不在解放军的大熔炉里锻炼一下，就是一个废物。后来我两个哥哥也都当了兵，还有一个上了战场，好歹捡了一条命回来。三个舅舅很争气，在部队都干得不错，如果我小舅不是迷失了政治方向，也会有一个跟大舅二舅一样圆满的结局--找一个城里的姑娘，生一窝吃商品粮的孩子，一直被国家包养到断气。舅舅们争气得归功于我姥姥姥爷的家教。要说他们管孩子的方法既不新鲜也没有套路，主要是打骂，尤其是我姥姥，管孩子甚下得去手，不把孩子打改了就不撒手。也是奇了怪了，谁挨的打多，谁就越成材。让姥姥姥爷后悔不迭的，就是我小舅是老儿子，小时候挨打太少。
姥姥和姥爷两个人在做人方面那是没说的。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他们乐善好施。孩子们谁从外面带点好吃的回来，全村人吃不上的估计就只剩下他们望重，满村子谁不知道姥姥家的儿女个个都争气？那时候农村人都买不起药，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来找姥姥姥爷借几块钱。谁家娶媳妇嫁闺女，手里措抹不开，也都是张口跟他们借。说是借，其实几乎没有还回来的。姥姥从来都是有求必应，跟个观音菩萨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小舅舅刚刚从部队回来的时候，母亲也跟父亲说过小舅舅进城工作的事。可任凭母亲怎么说，父亲就是不答应，他的理由是，这样的人在部队靠不住，在地方上就更靠不住了！“靠不住”是什么意思？现在的孩子们很少能懂，但在当时，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最要命的一句话--毛泽东说邓小平“靠不住”，几乎要了他的命--基于这样的理由，母亲也不好再说什么。所以小舅舅回来，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再后来，大舅二舅先后转业到地方上当领导，要说给小舅舅找个工作也不算什么。我母亲也跟他们提过，大舅二舅坚决反对--那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分土地了，姥姥姥爷又在乡下，家里也得有人照应。小舅舅一直到三十多岁才结婚生子，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比较少见的，至于个中原因，各种说法都有，反正表面上看起来是高不成低不就。后来我看到二哥写的一篇怀念他的文章，说他进城的念头一天都没有断过；之所以后来结婚生子，是因为绝望。我未置可否，但也深信不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地方政府卖城市户口，小舅舅背着哥哥姐姐东拼西凑了一大笔钱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个。有一次他到我们家来，母亲问他这事。他低下头，脸红了半天，到底没说一句话。母亲拿了点钱给他，他当时接下了，可走的时候又偷偷地塞在了母亲的枕头下面。
我上中学之后就很少再去姥姥家，那时已经开始实行考试，很少有个人时间，只是过年的时候才随父母去一趟。母亲为了让她姊弟们一年团圆一次，每次我们回去的时候她都通知在城里的舅舅一起回去，往往一到家就是老老少少几十口人。小舅舅和小舅妈里里外外忙活着，我们很难插上手。两个舅舅总是吃完饭就走，大舅妈二舅妈都是城里人，待在农村不习惯。有一次大舅妈带着孩子受不了。
大舅二舅回城的时候，小舅舅把两个哥哥的车子塞得满满当当的，都是当地的土鸡土猪腊肉什么的。我们走得很晚，父母亲要陪姥爷姥姥说说话，走的时候还要给他们留点钱。两个哥哥总是要给小舅一份。小舅面红耳赤地跟他们争执着，不肯要。
有一次走路上，二哥小声地跟我们嘟囔，大舅二舅太不像话，不回来是不回来，回来就是要东西，平时连香油面粉什么的都回来要，连他们的儿子想要什么东西，都是回来找小舅舅。小舅舅承包了两个塑料大棚，收成的东西先被他们拉走一大半。后面的话被母亲听到了，她狠狠地呵斥了他一顿。倒是有一次，不知道怎么的，母亲跟我和小妹聊起姥爷姥姥，说着说着自己哭起来了。她问我们：“为什么你姥姥姥爷不愿意到城里来？”这话说得，好像我们对此事应该负责似的。我们俩一齐摇摇头。母亲说：“他们寒心哪！”那时我们对这些家长里短的东西还不大懂，母亲说的又不是很明白。好像是他们到城里去，两个儿媳妇很不待见。“暗气不好生。”母亲说。
但母亲跟我们说的主要不是这些，她只是想告诉我们，姥姥姥爷很会顾全大局，把家族的面子看得很重。“没有面子，何来的里子？所以家庭和睦比什么都重要！”--我和小妹都已相继结婚生子，这是母亲教育我们的方式。
农闲的时候，姥姥姥爷就让小舅舅带着他们到城里两个儿子那里去转一圈，说是城里的儿子媳妇捎信让去住几天。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小舅舅总是专门去买很多花花绿绿的糖果糕点什么的带回来，让姥姥再逐家逐户去送。“哎呦！这都是两个媳妇争着抢着非要买不可，不带回来还不行！你们尝尝中不中吃！”姥姥一户一户地跟村里人说。我妈给她买再好的东西，她都没跟人提过，不管人家夸奖他们家什么，都是媳妇的功劳。全村人都知道姥姥找的媳妇都孝顺，说，儿子好不如媳妇好，您老人家算是熬出来了！
随着年龄的增加，埋在这个外表风光的大家族表象之下，也就是“面子”
无可奈何的，更是无以言说的。有时候，我会突然想起那天母亲问大舅的那句话：“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你们的脸面？”听着真是又解气又伤感其实仔细想想，难道我的父母在这些事情上没有责任吗？把小舅舅弄回来是因为他们的面子，不让他进城是为了他们的面子，他死后怎么安置还是为了他们的面子。从来没人会想到我这个窝窝囊囊一辈子的小舅舅也有自己的面子。而且，也不仅仅是面子问题，如果没有我的小舅舅在家伺候老人，支撑门面，为这个家族默默地垫背和牺牲，哪还有什么家族的荣耀？
那天在母亲的坚持下，古乐队没有请，但是在棺材问题上母亲妥协了。可是后来证明母亲是有远见的，那么重的桑木棺材，按照大舅的安排，外面还涂上了沥青。本来是八个人抬的，最后增加到十六个人也抬不动。村子里根本找不到那么多的青壮年，只好用一台拖拉机把棺材拉到墓地，朝下卸的时候，还砸伤了一个少年人的腿。棺材里装的只是小舅的骨灰，占据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空间。
办完丧事回去的时候，我还和大哥同乘一辆车。走到埋葬小舅的地方，他突然把车子停住，走了下来。到小舅坟前他并没有停下来，一直往前走到河边。我默默无语地跟着他，本来我们兄妹在一起话就不多，现在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
大哥在河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小舅舅跟谁都没提过，他从部队回来，偷偷找过父亲，求他给安排个工作。可是，你知道父亲是怎么做的吗？”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迟疑着，两只手抖索着握在一起，“父亲只是抬头看看他，理都没理，拉开办公室的门就出去了……”
起风了，虽然很小的风，但是像刀子一样刺人。河边结着薄冰，只有河中间水还在缓慢地流着。
“……父亲死，小舅舅当着人的面没哭，他在我家哭了一夜。其实他内心蹲下来放声大哭。我回头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我们回去，他不管什么事都停下陪我们。可是他来办事，我抽不出丁点时间陪他。有一次他刚走就下大雨，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我心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翻动了一下，好像心底深处的东西被翻了上来，就像眼前的河，有冰块，也有水流，搅动着，冲撞着。不过，那又怎么样呢？他也来找我办过事，办的什么事，办没办，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浮肿的脸，带着许多歉意，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然后又突然消失。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当那个面孔出现的时候，你只想着快点打发它；而它一旦消失了，你又怅然若失，心里有很多遗憾。
“小舅舅对自己的死是有预感的，出事的前一天，很晚了他给我打电话。我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可就是不放电话。后来我找个借口，说有事要出去，才把电话挂断……”
我的鼻腔里有一股热流穿过，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但心里的东西却慢慢清晰起来。我想起来了，姥姥想跟我说的话，不是老早老早就告诉我了吗？姥姥说，人啊，只有享不了的福，哪有受不了的罪？姥姥还说，这一辈子过不好，还有下一辈子，只要存住气，好日子总有一天会轮到。
我靠着大哥坐下来，把他颤抖的手放在我的手里握着，从记事起我就没有这么亲近过他。冰凉的土地上，密密麻麻的茅草根串在一起，一直延伸到河边。小时候我跟着小舅舅和哥哥一起挖过茅草根，顺着它粗糙的身子往下找，能看到它细嫩柔软的根茎一节一节地躺在黑黝黝的土壤里，谁也说不清楚它在地下到底能扎多深。我还记得小时候跟着放寒假的哥哥回来，我夜里受寒发烧，家里没有退烧药，姥姥让小舅舅出去刨了很多茅草根，用它熬了一大碗红糖水。我看着黑红的汁液，哭着闹着不肯喝。小舅双手捧着喝了一口，装作很陶醉的样子，说，甜，你要再不喝我就喝完了！我趴在碗边咕咚咕咚喝下去，浑身慢慢热透了，出来一身大汗。
（原载《北京文学》201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