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陈同和心里还是很有数的，实际上让赵安邦占了便宜，次年二月县委班子调整，赵安邦由排末位的副县长一跃而成为县长兼县委副书记，钱惠人做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也就在那时，于华北从古龙县委书记调任文山副市长，主管工业。
八十年代末的文山是令人难忘的。那时不是现在，啥都过剩，那年头除了人啥都紧缺，尤其是彩电，供不应求，次品处理都得凭关系。山河电视机厂真是一片红火啊，不但厂子效益好，也带活了文山一方经济。一直到今天，赵安邦都不能不承认：正是从3756厂落户城关工业园那天开始，文山才有了真正的电子工业企业。
白山子乡镇企业崛起的第一部发动机也是他带来的这个3756厂，当年的赵县长围绕山河牌电视机做了多少文章啊！电子元件厂、塑品厂、纸箱厂，几乎把生产山河电视机的所有可以外包的配套生产项目全包揽了。他一般来说还是支持的，能给赵安邦和县政府帮的忙都帮了，没啥对不起赵安邦的。当然，也得承认，他目光有些短浅，缺乏预见性，得到市委和陈同和书记的重用后，对赵安邦的态度有点小傲慢，觉得自己不但是厂长，还兼着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有时有点拿腔捏调。可这能怪他吗？当时谁能料到这位赵安邦县长后来会青云直上，官居省长高位呢？！
二十二
马达可不是有点小傲慢啊，该同志是一阔脸就变，得意忘形。得到陈同和的赏识，兼了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以后，马达就不知自己姓啥了，俨然一副大干部的派头，说话的语调渐渐带上了拖腔，对他这个当初的盟友，在职县长不再主动热情握手了，而是伸出手让他握。赵安邦不止一次当面嘲弄马达说：“马局啊，你说我和钱主任拉你过来干啥？风险是我的，厂子归市里，我这不整个一大傻蛋吗？！”
马达打着标准的官腔说：“小赵县长啊，怎么能这么说呢？要顾全大局啊，同和书记不是一再说吗？要看到全市一盘棋，我们一切工作都要听从党的安排啊！”
赵安邦哭笑不得，“马达啊马达，你还好意思说！党安排你们在大西南就地转产，你怎么跑到我们文山来了？我看你是有利就听党安排，无利谁的话都不听！”
马达绷不住了，哈哈大笑，“安邦，彼此彼此，没你里应外合我也过不来！”
每到这种时候，赵安邦总是把手一伸，“知道就好，再给我一些彩电票！”
马达一开始还算不错，十张、二十张，多少总是给一些，赵安邦用这些彩电票做礼物，省内外拉了不少关系。后来不行了，省里、市里不少人盯上了山河电视机厂，纷纷找马达要彩电。马达吃不消，汇报到市里，市里做了个决定，一个口子管理，由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于华北批。赵安邦再找马达要彩电票，马达便公事公办了，让他找于华北批条。他火透了，授意变电站拉了电视机厂几次电。道理说得也很堂皇：彩电紧张，电力也紧张啊，农忙时节必须首先保证农业用电！马达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才老实了，被迫和县政府签了个协议，每年给县里一百台彩电指标。
经济紧缺的年代，也是官倒盛行的年代。在赵安邦的记忆中，省市有些干部子弟就靠倒山河牌彩电发了不少财。白原崴当时也是其中一个官倒公司的部门经理，曾跟省委一位副书记的公子到文山来过几次，有一次，拿着于华北的批条一下子提走了三百台彩电。赵安邦记得，自己还被马达拉着，陪过他们一两回，对他们的印象并不是太好，总觉得他们迟早要出事。果不其然，后来没多久就出事了，省委副书记的公子进去了。树倒猢狲散，白原崴跑到香港投靠了京港开发公司，凭京港开发的一千万港币起了家。待得赵安邦到宁川任职再次见到白原崴时，白原崴已经抖起来了，正张罗着在宁川海沧街十二号盖那座二十二层奶白色的伟业国际大厦。
在山河电视机厂最红火的时候，赵安邦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曾不止一次提醒过马达：经济紧缺是暂时现象，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局面总有一天要结束，劝马达眼光放远大一些，和国外著名电器企业合资，引进最新技术，把企业做大做强。马达听不进去，始终生产单一的十四英寸彩电，连条十八英寸生产线都不愿上。结果九十年代初彩电业第一次洗牌时就败下阵来，想和国外合资也找不到主了。大屏幕彩电生产线最终引进了一条，生产的彩电却卖不出去了，欠下的大笔贷款至今还没还清。
就这样一个没市场概念的同志，却在陈同和、于华北手上一步步提起来了。先是转正做了电子工业局局长，接下来，又在于华北手下干了三年市经委主任，待得于华北调任省委副秘书长，刘壮夫主持工作时，马达已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了。
文山有马达这样的主管副市长，经济能上去就见鬼了。说到底马达只是经济紧缺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抗命迁厂时迸发出来的道德感，和搞经济没直接关系。再说，这位同志的道德感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是对自己下属干部职工，对其他单位部门，对整个社会就不成立了。亚洲集团老总吴亚洲的遭遇就是例子，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提起马达，吴亚洲仍气不打一处来，吴亚洲当年差点死在马达手上。
吴亚洲最初是文山郊区一家村办印刷厂的业务员，偶然跑到城关工业园联系印刷业务，发现了为山河电视机厂生产包装纸箱的好买卖，就找到工业园管委会，申请投资办厂。当时，管委会正为山河厂搞外包配套，双方一拍即合，吴亚洲便四处借款，一周内筹资二十多万，上了纸箱厂。纸箱厂挂牌时，赵安邦被请去喝了场酒，不是他想去，是被吴亚洲硬拖去的。小伙子憨憨地站在他面前，赔着笑脸，他不去不太好。再说，吴亚洲这个纸箱厂虽说很小，却是园区内第一家为国营大厂搞外包的私营企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去一下也为了表明县政府支持私企的态度。
不知吴亚洲使了什么招儿，把马达也弄来了，马达一见桌上的茅台，眼睛立即亮了。马达那时就特抠门，请别人喝酒全是几块钱一瓶的文山大曲，自己不喝，净灌客人。这回却酒兴大发，一人喝了大半瓶茅台。喝到似醉非醉的时候，牛皮又大了起来，指着他这个县长对吴亚洲说：“小老板啊，你要想发财得跟准人！跟着赵县长你发不了，他县政府只管收税，收管理费，你得跟我，跟我们山河厂啊！”
赵安邦一听就不高兴了，讥讽说：“那是，我们全县都靠马厂长养着哩！”
马达不知谦虚，“小赵县长，你还真说对了，我们山河厂上交给市里的利润养你白山子一个县绰绰有余！”又对吴亚洲说，“跟着我好好干，你一步登天了！”
赵安邦出于一时气恼，回了一句，“小吴啊，没准你这一步就迈进了地狱！”
不料，这话还真让他说准了。吴亚洲的纸箱厂和山河电视机厂签下的外包合同从来就没有认真履行过，电视机厂收了货也从没按时付过款。吴亚洲还不敢催，生怕马达耍威风一脚将他和他的小纸箱厂踢开。于是，便忍气吞声，一次次借款，补充流动资金，据说后来连住房都抵了出去。这种情况赵安邦开始并不知道，直到后来双方矛盾总爆发，吴亚洲哭到他面前，他才看清了马达这个国营奸商的嘴脸。
矛盾爆发于当年夏天的一次洪水泛滥，电视机厂局部被淹，二百多台电视机和刚收下来的五万只纸箱全泡到了水里。马达真心疼啊，先是跳脚在厂里厂外四处骂娘，继而，便想到了堤内损失堤外补，坚决不认这五万只纸箱的账。该厮也做得出来，眼一闭，愣说这五万只纸箱接收前就是泡过水的，不但不给加工费，还要对吴亚洲罚款五万元。吴亚洲最初并不想把事闹大，低三下四求马大爷开恩。马大爷就是不改口，后来干脆不和吴亚洲见面了，让管外包的同志传话说，不干就滚蛋！
吴亚洲真是不想干了，流着泪找到县长办公室，对赵安邦说：“赵县长，我就是滚蛋，马厂长也得和我结结账吧？我不坑他国营大厂一分钱，他也不能这么坑我啊！十几万元在马厂长眼里是九牛一毛，在我这里就是巨款啊，我是小本生意啊！”
赵安邦气得不行，带着吴亚洲找马达交涉，以为马达总要给点面子。
马达却一点面子不给，口口声声不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大喊大叫说：“小赵县长，我劝你不要搞地方保护主义！别的地方啃国企行，我这里不行，我得对国家负责，就算这笔钱是九牛身上一根毛，这根毛我也得守好，不能让人拔了！”
赵安邦强压着恼怒问：“谁搞地方保护主义了？又有谁要拔你的毛了？你欠人家纸箱厂十几万是不是事实？小吴手上有你们的收货单，你凭什么不认账？！”
马达振振有词，“收货单能说明什么？我们收货人员失职，没准吃了回扣！”
赵安邦压抑不住了，桌子一拍，“那是你们内部的事，谁吃的回扣你找谁，吴亚洲纸箱厂的账你们必须结！马达同志，我把话和你说清楚：我们园区管委会不但只是收税收费，也必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请你今天就和纸箱厂结账！”
马达也火了，“小赵县长，你拍什么桌子？这账没什么好结的！泡水的五万只纸箱是次品，请小老板拉走，欠的四万多顶罚款了，差几千块我也不向他要了！”
碰到这样不讲理的赖皮，你真是没办法。赵安邦被迫找到了分管副市长于华北。于华北问明情况后，和马达谈了三次，总算帮吴亚洲要回了四万多元，那五万只纸箱的货款却一分钱也没要回。于华北对此并不恼火，反倒当着赵安邦的面表扬马达说，安邦啊，你也得理解马达嘛！马达这样做是对国家负责，有这样的好厂长，这个山河电视机厂大有希望啊！赵安邦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暗自冷笑：还大有希望？有什么希望啊？这么不讲商业道德，马达和他这个厂只怕不会有啥好结果！
赵安邦后来也想过，马达能在陈同和、于华北手上提上去，恐怕就与此有关。在陈同和、于华北看来，马达个人品质和道德无可挑剔，爱厂如家，生活简朴，很有责任感。然而，他们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就是马达这类同志对社会信用、对经济秩序的责任意识。马达没有这种责任意识，他的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是分裂的，这种分裂，使得他们对市场游戏规则极度漠视和轻蔑。在经济短缺时代能得逞一时，在经济过剩时就要吃大苦头了，决无成功的道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吴亚洲和亚洲集团到底还是在宁川崛起了，而马达和山河电视机厂则成了过眼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