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妈妈一直沉溺在悲伤里，母亲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那年的冬季里，那年的冬天开始有大批的救济粮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地区。从四川进来的甜菜荸荠，从南方运来的豌豆大米红薯干，从北方进来的稷子，从西北进来的苜蓿干等等，成队的被桐油漆得闪闪发亮的货船张满风帆顺水而下，颍河镇从东到西的河岸边桅杆林立，几个码头上昼夜人声鼎沸，颍河镇以北几个县的救灾物资都从这里上岸，然后再被大车小车运走。母亲领着队里的妇女同男人一样出现在码头上，母亲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渐渐淡忘了由小妹留给她的痛苦，母亲渐渐地振作起来，直到父亲的名字像大锣一样响遍颍河北岸的几个县时，母亲才恢复了正常。在那个困难时期，国家调拨的大批救灾物资解决了灾民的吃饭问题，但由于大量的农作物的秸杆沤烂在地里，烧柴成了燃眉之急。我父亲那时是颍河镇供销社的常住漯河“大使”，由于关系熟他给这个地区采购了大量的煤炭，感动得县长亲自去漯河看望父亲。在后来很短的时间里父亲就荣升为镇子里的财贸书记。同我母亲一样，父亲一生中的政治生涯在这一年也达到了最辉煌的顶端。在那些日子里，年轻的母亲常常被一些事情激动着，在那年的冬季母亲呼唤上班的声音似乎比以前更响亮。清晨我们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大哥掀开锅盖，锅里冒出蒸汽，饭已经做好了。我们坐在庵棚边望着河道里一片又一片吃水很深的货船发呆。两岸的红柳丛已经脱光了叶子，一丛一丛地在寒风里轻轻地摇曳。从码头边传来的号子声如同阳光一样温暖着我们的身体。在那个季节里大哥领着小哥和我常常沿着开始在阳光下有些化冻的小路朝码头边上去，然后坐在小堤的干草上看着人们把大筐大筐的煤从船里抬下来，然后再用车子顺着码头盘上来，干燥的煤沫不时地被弄得飞飞扬扬，在码头附近的河岸上到处落满了煤尘，煤沫同时也钻进了人们的头发里皮肤里。我们兄弟三人坐在小堤的背风处在人群里寻找着母亲，母亲和男人们一样抬着老大的煤筐沿着被煤染黑的木翘板往岸上走。我们兄弟三人无论谁看见妈都会惊喜地叫一声：“妈。”同时指给大家，于是我们便一同看到了母亲。母亲和另一个女人抬着煤筐沿着颤动的木翘板从船上走下来，母亲的脸上荡漾着一种欢乐的情愫。我们也常常被母亲的这种情慷弄得很激动．我已经记不得是大哥还是小哥出的主意，当母亲抬着煤筐又一次走上翘板的时候，我们一同呼叫起来：“妈妈——”
母亲抬起头，母亲的脸被冬日的阳光照得微微发红，母亲看到了在岸上的小堤边坐着的她的三个儿子，母亲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母亲想抬起一只手朝儿子们挥舞，可是肩上的担子太重，她没有能把手扬起来，但有幸福的笑容从她的脸上漫溢出来，使她忘记了她脚下的翘板。我们同时看到母亲的一只脚踏空了，我们没有看清母亲是怎样落进河里去的，但我们看清了母亲和那筐煤落到河里砸破薄冰击起的水柱，我们听到了走在后面的那个女子的惊叫声。我们被这突来的变化吓呆了，好大一会儿我们才叫着沿着码头跑下去。妈被人们拉上来，已经不能动，河水浸透了她的棉衣，她出透了汗的身子突然落进冰水里去，母亲被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打着嗑。一群人手忙脚乱地把母亲抬到一辆车子上簇拥着往家跑，从母亲身上淋下来的河水流过车箱滴落了一地。大哥拉着我的小手一跐一滑地跟在车子后面，快到家时大哥叫了一声：“血！”我和小哥同时看到那滴落的水里渐渐地加进了血红色。大哥站住了，我抬头看见大哥的脸上出现了惧怕的表情。我们回到家里，不安地站在庵棚外边，看着几个妇女出出进进。后来一个妇女出来对蹲在一边吸闷烟的爷爷说：“她小产了。”那个妇女停在那里不安地看着爷爷，爷爷一个劲地把那袋烟吸完才把烟嘴在鞋底上愤愤地磕打着，他站起来把烟袋往腰里一别转身就去搭庵棚。那天爷爷手脚不停地劳作，那个庵棚到黄昏降临时才搭好，那个庵棚后来就成了爷爷的住所，爷爷把柿园里的东西都了搬回来，杂七杂八的东西堆满了那间庵棚。
起初，我们同那个妇女一样看着爷爷开始在坍塌的房基边开始挖坑竖棍，后来那个女人走过来抚摩着我的头，然后把我们领进屋。我们兄弟三人依次站在母亲的身边，妈苍白的脸慢慢地转过来，妈的头上扎了一条白色的毛巾，妈艰难地从被窝里抽出一只手来抚摩我冻得发凉的小脸，我就叫：“妈。”大哥突然哽咽起来，我和小哥见大哥哭也都跟着哭，我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叫着：“妈。”身边的几个妇女也都忍不住地落了泪。妈也哽咽着说：“别哭，都别哭。”
就在那天夜里，老天下了一场大雪，那场大雪一直下到第二天中午才停下来，厚厚的白雪落满了河道，一切都被覆盖住了，只有河岸边的红柳丛和河道里的货船显示着身影，呈现出两种异常宁静且美丽的影像。在那天下午，不远的码头上又响起了劳动的号子声。母亲躺在床上静静地聆听着那声音从河道里传过来，她的神情是那样地专注。到后来母亲就躺不住了，她从床上下来，显得有些躁动不安。在第四天的那个充满阳光的上午母亲就走出了庵棚，她沿着小堤朝码头走去．我们兄弟三人偷偷地跟在妈妈的身后，一直来到码头边。就听几个妇女叫起来：“你咋来了？回去回去，小心受风。”
可是无论人们怎样劝说，妈都不愿回家。妈抓起一把铁锨开始往车子上装煤，一锨又一锨，她的身力显然不如以前了，但母亲仍是那样的固执，她双手紧紧地握着铁锨，弓着身，铁锨“哧——”地一下吃进煤里去，白雪衬映着妈的身子，妈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我幼小的心里。
就是那年的冬天，妈落下了产后病．从那以后她的腰疼病就没有好过。许多年后，我常常看到母亲一手按着腰立在小堤边朝码头上静静地凝望。妈的背已经开始微微地驼起来，母亲，您老人家已经过早地衰老了……我静静地立在妈的身后，我不敢去惊动她老人家，她老人家一准又想起了那些红火的日子，她老人家的眼里一准含着苍老的泪水……
五
现在，我们兄弟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各人有了各人的工作，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忘记那所搭在小堤上的庵棚。有时候我们兄弟坐在一起，一提起往事，那所庵棚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一到这时我们都沉默不语，静静地坐着，仿佛又都回到了那所庵棚里。1964年的春节，我们一家就是在那所庵棚里度过的。那所庵棚尽管狭小，挡不住冬季的寒冷，可是在记忆里，那个春节是快乐和幸福的。那年腊月二十九晚上，父亲回到了家里。那个晚上妈刚把我们安置在床上，外边就响起了父亲的脚步声，父亲的皮鞋一下子一下子有力地撞击着冰冻的地面，我们被这突然出现的脚步声震住了。我们屏着气听着那声音由远而近，最后在庵棚边上停住了。小门响了一下，父亲便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尽管灯光淡弱，但我们仍然看到父亲的脸微微地发红，他灰色的呢子大衣上的两排铜扣闪闪发光。小哥叫一声，“爹。”我们兄弟就激动地一起叫着从被窝里钻出来。爹说：“躺下躺下。”爹一步跨到床前把我们按进被窝里，他脱掉棉手套．用手依次摸我们的脸，父亲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妈的身上。自从父亲的脚步声在外边响起之后，母亲就一直那样愣愣地站在桌子边。母亲看爹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去灶边生火为父亲做饭。爹说：“不忙，我吃罢了。”妈没有停住手中的活，妈说，“烧水，你也洗洗。”
这个时候爷爷推门进来了，父亲忙从床边站起来说：“爹。”
爷爷的脸阴沉着没有一丝笑容，爷爷说：“你还有这个家吗？”
父亲抬头望着这所简陋的庵棚，再没有说话，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烟递给爷爷，爷爷没有接，自己寻个凳子坐下来挖他的烟袋锅。父亲把烟收回来自己抽一根燃着吸。他们就那样坐着，听寒风从某处缝隙里钻进来，把秫秸叶子打得哗哗地响。从锅灶里冒出的烟很快就弥漫了庵棚里的每一处空间，油灯变成一小点火苗仿佛置身在大雾里离我们十分遥远。母亲一拉风箱，火苗就从灶堂里窜出来，整个庵棚里变得温暖起来。父亲站起来说：“爹，把东西弄回来吧？都在秧子那儿放着。”
父亲和爷爷出去了，妈从灶前站起来走到门口，妈站在那里看着父亲和爷爷消失在黑暗里才回到床边，妈用手捧着我的脸亲了一下，我的小手抚摩着妈的脸，妈的脸颊上有湿漉漉的泪水。我问：“妈，你哭了？”
妈说：“傻孩子，哭啥哩。恁爹回来了，哭啥哩？我这是让烟熏的了。”妈说完就在床边上坐下来，妈望着那盏在烟雾里挣扎着的灯苗，一手拍打着我的身子。四周静极了，只有锅里的水在发出“哧哧”的声响。
那天晚上爹带回了几个大提包和几只箱子，爹把过年用的东西几乎都办齐了。爹给爷爷买了一件黑呢子大衣，给妈添了一件蓝条绒褂子，还有一双翻毛牛皮鞋。爹给我们兄弟每人添了一身蓝色的套装，还给大哥做了一件三表新的蓝呢子小大衣。那个晚上我们都沉浸在幸福里，我们一手拿着父亲给我们买的小鞭炮一边吃着父亲带回来的饼干，我们躺在一头听着父亲和爷爷在暗淡的光线里说话。妈一边拍着我一边说：“睡吧，睡吧，明个就年三十了。”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三十会下一场大雪。一清早天就阴沉沉的，爷爷说，“这天，温雪哩！”老天爷在那个喜庆的日子里一天都没放脸，等到家家吃了年三十的饺子贴上春联雪才扬扬散散地飘下来。我们兄弟三人穿着新衣服，依次站在河岸上看着茫茫的雪片在河道里飞舞，整个河道都静静地迎接着雪花，没有渔人，没有橹声，没有船夫的号子声，只有几只野鸭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这就是1964年的除夕留给我的印象，这印象被越下越大的雪映衬得更加清晰。天黑下来，我们躺在床上听着寒风在河道里呼呼地走过，听着雪花一层一层地积落在我家的庵棚上。爹拿着竹竿一次又一次地去扒掉庵棚上的积雪，后来父亲也劳累了，父亲说：“不管它。”就在大年初一的黎明，俺家的庵棚的北半坡被积雪压塌了．刘秧子和几个来给爷爷拜年的人都听到了庵棚上的雪滑落下去的声音，那个时候幸亏我们都已经起来，正在爷爷的庵棚里坐着．后来许多来我家拜年的人都看到了那个情景，天完全亮的时候，镇长和镇委书记来到了俺家，镇长一看到这情景就面带愧色，他一边拉着父亲的手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咋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他一边说一边又埋怨母亲说：“事先不是说好的吗？让你到民政上领五百块钱来收拾房子。”
妈说：“受灾的又不是一家，咱咋能和人家去争。”
书记说：“看看，看看，到底是党员……过几天，过几天再说。”
过了初五，我家就来了一支建筑队，那些人在我家的老房基上打夯放线，拉砖送瓦，没过十天，三间浑砖的瓦房就竖了起来。邻居都来给爷爷贺喜，有人说：“五爷，有福呀。”
爷爷一边吸着他的旱烟一边说：“有啥福。”从那时起，爷爷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过了年，大哥和小哥都上学去了，爷爷领着我开始到坑北边的那片柿树园里去劳作。那一年的春季里，我独自一人坐在阳光里，听着爷爷铲草的声音从我的身后传过来，遥远而寂寥，仿佛一股没有形象的风。我一次又一次地扭过身去捕捉那声音的样子，可我每次都恨失望。有时我望着一棵小草，望着一朵黄色或者红色的小花一坐就是半天。有些时候我会突然想起家里那片开满了紫色花朵的桐树园，想起那个落满了一地桐树花子的春的早晨。那个时候我会深深地陷进桐树花的芳香里，我渴望着回到那个桐树林里去。我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地往家走，可是已经没有了开满紫色花朵的桐树林。我又沿着大路朝田野里去，我想去找妈妈。当然每次我都会使爷爷惊慌失措，爷爷驼着背从镇子里小跑着走过来，看到我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脸阴沉着说：“这孩子，这孩子……”再后来，爷爷就用一根破布纺成的绳子拴住我的腰，然后才去干他的事情。我就像一只孤独的山羊被拴在树上，连远处在草丛里飞舞的蝴蝶也不肯到我的身边来。有时候妈妈吆喝上班的声音从镇子里传过来，我就会叫一声妈，可是我的腰里有一根绳子，那根绳子不让我去找妈。那一年妈也真像个妇女队长的样子，妈把挽在头顶上的头发剪掉，短短的发型使妈显得更精神。妈干活的时候从来不把我带在身边，我一闹妈就会虎起脸说：“跟着你爷。”妈怕我拉她的后腿，妈那一年秋季先到镇子里出席了先进生产工作者会议，后来又到县里出席了先进生产工作者会议，妈是先进代表，妈领回了烫金的大奖状。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盼望着黑夜降临，因为一到黑夜，我才会回到妈妈的身边，无论是生产队里开会，还是大队里开党员会，妈都会抱着我去。到了会场里，妈选一个地方坐下来，听别人讲，有时自己也说几句。妈把我搂在怀里，我就会在妈的怀抱里渐渐地入睡。
到了那年的冬季，妈在白天或者夜晚更是频繁地开会，我待在妈的身边的时候就更多了。那一年镇子里驻进了“四清”工作队，大小队干部一次次地开会学习，而后是发动群众。工作队长找俺妈说：“在这事上，我们可不能拖组织的后腿呀。”
妈说：“这你放心，咱啥时给党不一心？”那一年小“四清”运动随着严寒的冬季的来临展开了，生产队和大队里的队长会计什么的都清理了自己的思想，退了多占的“经济”，唯独妈妈一个人是清白的，没有哪一个人提出来母亲在干妇女队长时多占了集体的东西。但那一年妈的面容总是阴阴的，在她的心里好似总压着一块石头。这好像是一种感应，到了1965年的春上，大“四清”开始的时候，爹就出事了。爹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开始坦白交待自己的经济问题，工作队封查了救灾时期爹在漯河购煤时的账票，一下于查出了五万多块钱。妈听了这个消息都快吓傻了。你想想，五万多块呀，是全县数得着的大案件。妈说：“咋会哩？咋会哩？”
爹对工作队长说：“不错，账面上有这么些，可是连运煤的损耗也算我贪污吗？你们也知道那个时候钱最不顶用，馍一块钱一个，鸡蛋一块二一个，请人家吃顿饭就得花几百块。我为了谁？大船大船的煤运回来我自己烧了？”工作队长说：“要相信组织嘛。”爹的事情一直拖到夏季才落实到二万一千元。爹也一度成为全县坦白交待最好的典型。
那年夏季的一天，“四清”工作队突然开进了俺家，在我们家里翻箱倒柜，他们想在我们家里的某个箱子里找到大量的现金或者数目可观的存款折，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