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中，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中共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意见；赞成红军集中河北抗日；对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他表示欢迎，并说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抗日。这样，双方全面合作就肯定下来。张学良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问题。周恩来说明：以往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敌视人民，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愿意听听张先生的意见。张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反对，不好办。据他回国两年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的嫡系高级人员中也有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蒋介石错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做艰苦工作扭转他。共产党在外面逼，张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他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接着，又研究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如何打败日军？周恩来阐述以持久战制胜之道。此外，对联苏、双方停战、通商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张要求共产党派代表常驻他那里，并希望共产党给他输送干部。周恩来说红军人少文化低，东北军可以自己培养干部。10日清晨4时，会谈结束。
叠印张学良著《西安事变忏悔录》有关段落，送出画外音：
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一）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二）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三）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四）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五）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六）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七）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八）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九）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十）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但）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
叠印《与张学良谈判情况》原电文，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张毛彭：
一、关于外交谈判的基本问题，彼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亦愿酝酿此事，以促其成。彼方认为红军一与日帝接触，彼即可公开号召抗日，不打红军，对于红军主力集中向北，愿助其成。彼决派代表赴友邦，并助我打通关系。
二、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降日，彼即离蒋独干。目前受蒋命令钳制其东南地区军队，在澄城、韩城、彬县积极行动，阻止杨军前进。以陕南红军逼近西潼大道，以陕甘地方部队在耀、铜、宜、中、洛、富、甘、肤大道积极行动，以造成后方借口，延缓前进，并保留我方在此大道上之东西交通。
三、关于经常通商，彼方已有诚意赞助，但我方派出办货人员须统一。
四、其他详细情形，待张浩同志面谈。
画外音：
4月10日凌晨四时，会谈结束。他们共进夜餐之后，张学良拿来一本《申报》纪念六十周年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并说：“共同保卫中国！”周恩来双手接过这本我国比较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地图，深沉地点了点头。接着，张学良又拿出私款两万元光洋，作为程仪送给周恩来；后来又赠送20万元法币。这对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啊！
东方破晓，显出鱼肚白。周恩来与李克农以及回中央报告工作的刘鼎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张学良，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离开了延安。周恩来的情丝似乎依然停留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中，他喟叹不已地对同行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当天，周恩来向党中央拍发了上述那则电文；继之又向留守中央的负责同志做了全面的汇报，并决定派刘鼎为驻东北军的代表。4月22日，刘鼎就要回到张学良身边去了，周恩来又亲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
叠印周恩来信的原件，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唯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并颂勋祺！
周恩来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画外音，同时叠印《关于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等问题致张闻天电》、《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等文献有关段落。
张学良、周恩来于4月9日夜举行的“肤施会谈”初步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于4月9日在《关于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等问题致张闻天电》中，也正式提出“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因此，党中央在听了周恩来报告与张学良会谈经过之后，比较容易接受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的口号。是年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就去掉了反蒋的字句；是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从根本上扭转了“抗日反蒋”的方针。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功不可没！
地点北京采访杨虎城之子杨丞民。
杨丞民：“就在张学良将军与周副主席举行‘肤施会谈’的前后，我父亲也已经与红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默契。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虽然都知道对方暗中与红军有联系，可出于政治的原因，只能心照不宣，丝毫不敢暴露，甚至互有戒心，防着对方。正当我父亲不知该如何消除与张学良将军的芥蒂，早日在西北实现西北军、东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的局面的时候，张将军采取了主动，派来了与我父亲有交情的高崇民同志，促成了张、杨首次秘密会谈。”
地点北京采访原张学良的故旧高崇民之子高存信。
高存信：“张将军与周副主席举行‘肤施会谈’之后，他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他认为东北军与红军初步实现了联合。虽说张将军也知道杨虎城将军与红军有联系，但那张人为的纸没有戳破，相互之间就都要防着，生怕出政治问题。如何才能实现东北军与西北军的联合呢？据我父亲回忆，张将军找到了他。因为张将军清楚我父亲与杨虎城将军保持着不错的私人联系，同时也知道我父亲在西安编的一种宣传抗日救国的小册子《活路》，不仅可以在东北军中散发，而且在征得杨虎城将军默许的前提下，也可以在十七路军中散发。张将军约见我父亲高崇民，商定拟与杨虎城将军举行秘密会谈，以便交换意见，决定如何联共抗日等大事。当时，张将军驻洛川，由我父亲陪同杨虎城由西安飞洛川，二位将军首次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谈，共同确定了不打内战，联共抗日的大计。由于张将军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他们还商定：由张将军出面促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地点上海采访原张学良将军的部属孙铭久。
孙铭久：“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实现与红军大联合之后，他们参照红军办军校的办法，于1936年6月，仿照蒋介石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形式，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地点设在王曲，张将军任团长，杨将军任副团长。前后共办四期，前两期只训练东北军军官，自第三期起，也训练十七路军军官。张学良为激励军官学员的抗日之心，不仅经常到校讲课，大声疾呼：‘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而且还和学员一起讨论，指挥大家同唱救亡歌曲。为了在东北军中形成抗日救国的核心力量，同意刘澜波等人的建议，成立了秘密的组织‘抗日同志会’。实事求是地说，这对后来推动‘西安事变’的爆发，无疑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地点北京采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波的子女：
“张将军为了在西北‘剿总’所属部队中，特别是东北军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参照红军办军校的经验，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为此，他同意军官训练团开设政治、国际时事、军事锻炼和游击战等课程。同时，还请来像我父亲刘澜波这样和东北军有关系的共产党人来训练团任课。我们听父亲说，当年他从西安搞来了留声机，给学员们放唱进步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有时，他还教学员唱《码头工人》、《扬子江暴风雨》等歌曲。他们开展这些进步的文艺活动，对于提高学员的抗日救国觉悟，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
画外音中叠印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
为了推动西北“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早日形成，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出面做各方面的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给杜斌丞、邵力子、于学忠等人写信，晓以民族大义，共商抗日大计，而且还秘密签署了《东北军骑兵第六师与红军签订停战协定》。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决定：将东北工作委员会改为洛川工委，叶剑英任书记，并决定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8月底9月初，叶剑英一行从保安动身去西安，根据张学良的安排，住在卫队营长孙铭久家中。
地点上海采访原张学良部属孙铭久。
孙铭久：“张将军对于叶剑英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作了周密的布置，在生活方面也作了精细的安排。我记得，张将军亲自叮嘱我：来人身系重任，无事不准打扰，要绝对保证安全，并提供一切方便。我遵嘱安排叶剑英住进我家的西房中。从此，张将军与叶剑英进行多次秘密交谈，对张将军的思想转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地点北京采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
汪锋：“1936年8月底，我随叶帅秘密赴西安。行前，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向我们交代的任务是：（一）筹划组织西北国防政府；（二）组织建立抗日联军；（三）培养训练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组织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学生充当东北军的下级干部；（四）及时商议处理有关中共中央、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重要问题，等等。见到张学良以后，叶帅首先说明中共中央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演变过程，同时，也说明这也是接受了张将军的意见。对此，张学良是十分高兴的。接着，双方就迅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意见。10月5日，毛泽东主席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还以他和周恩来副主席的名义给张将军写来一封亲笔信。”
叠印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信原件。
地点北京采访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
高存信：“叶帅在西安期间，帮着张学良将军改造比较老化的东北军，对提高东北军的素质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张将军应叶帅之请，不仅十分爽快地借给了红军5万元钱，送给红军一万套御寒的棉冬装，而且还指示东北军于学忠将军：对北出四川的红二、四方面军放一条通道，终于促成了三大红军在会宁的会师。值得一说的是：张将军被软禁之后，于学忠将军清查账目，仅接济红军的钱一项，就多达70万之巨。由此可知，张将军对红军立足西北是起了何等大的作用。”
画外音：
随着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大联合的逐步形成，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了！对此，张学良写过如下一段话：
叠印《西安事变忏悔录》有关段落。并送出深沉的画外音：
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愤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一）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二）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三）停止内战，团结做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优秀青年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
采访暮年的张学良。
记者：“张先生，您是如何看待蒋介石的？”
张学良：“蒋先生和我在感情上是兄弟，但我们俩在政策上不一样。蒋先生主张是要‘安内攘外’，我的主张是‘攘外安内’，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你们二人是目的不同吧？”
张学良：“当然目的不同。这个很清楚。先对外作战，对外自然就能安内。蒋总统是先安内，以后再攘外，就是这样的问题。”
画外音：
对于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做法，蒋介石是有所觉察的。但是，他这时正集中全力对付猝起的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边陲的军政大事，只是让派驻西安的特务挑起事端，向张学良敲敲警钟。在这其间，西安发生的最有影响的是逮捕宋黎等人而引起的“艳晚事件”。
地点大连采访原张学良的秘书宋黎。
记音：“宋黎同志，为什么逮捕的事件叫‘艳晚事件’？”
宋黎：“8月29日夜晚，我在西北饭店遭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由于“艳”字是29的代电号，所以史家称29晚逮捕我的事件为‘艳晚事件’。”
记者：“蒋记中统特务为什么要逮捕你呢？”
宋黎：“蒋介石的特务是遍及全国，无孔不入的。由于他们从搜查《活路》小册子等事入手，逐步摸清我，还有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教唱进步歌曲的刘澜波等人是共产党。于是，他们密报南京蒋介石。蒋给西安中统特务大本营陕西省党部下密令，立即逮捕。这样，我就被他们在西北饭店逮捕了。在押解我的路上遇到了十七路军的巡警，我就大喊：‘土匪绑票，救人啊！’这样，十七路军的巡警将我和特务一起押往宪兵营，弄清真相之后，当即通知了张将军。”
地点上海采访张学良原卫队营二营营长孙铭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