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放心！”周恩来认为是到了既表明态度，又不伤害蒋介石的面子的时候了，他郑重地答说，“只要蒋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我周恩来服从你的领导，而且红军也可以听从你的指挥。”
蒋介石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他习惯地“这、这……咹，咹……”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说出一句可否的话来。周恩来觉得应当加温了，他猝然变得严肃起来，十分动感情地说：
“蒋委员长，事到如今，难道你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吗？为什么还不愿放弃内战的政策呢？”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宋美龄匆忙笑着打圆场，“委员长已经明确表示，今后不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赶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蒋介石习惯地“咹，咹……”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宋美龄所说的意思。
接着，周恩来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经验，讲到了这次西安事变发难的起因，转而又把话锋一转，说：“夫人和我们会谈的时候，子文先生曾引述了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愿意以此和委员长共勉。”
蒋介石听后暗自说：“名不虚传，真是咄咄逼人啊！”这时，宋美龄送来了会意的目光，他吟哦有顷，说：
“我赞成周先生的意见。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提出三点建议和周先生协商：（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都应受我的指挥；（二）继续由夫人和子文、汉卿代表我，和周先生解决已经商谈好的问题；（三）一俟我回到南京以后，周先生可直接和我会商。”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提出的这三点建议，是达成停止内战协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础。因此，他当即表示同意了。为了这次会见的气氛更富有人情味，周恩来突然把话题一转，有意地说：“我想说句题外的话，整整十年了，不知委员长原谅了大公子经国先生的言行没有？”
蒋介石听到蒋经国的名字以后，脸色立即沉了下来，是父子之情的诱发吧，使他的思路又回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了考察列宁的国家，蒋介石受命赴苏联访问。他并不赞成社会主义体制，但他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为了表示和苏联亲善友好，他把年仅十六岁的大公子蒋经国送到苏联学习。不久，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已经加入苏联青年团的蒋经国登报骂蒋，公然表示和蒋介石决裂，一度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转瞬过了十年，留居苏联的蒋经国音信皆无，通过各种外交渠道都不曾找到蒋经国的足迹。随着日月的流逝，蒋介石的心中那难以泯灭的父子之情时隐时现。尤其他在政坛失势，或者和宋美龄发生情感纠纷的时候，他是何等地想和自己的儿子说说心里话啊！今天，周恩来突然把他藏之十年的心病讲了出来，他自然明白说者的用意。他想，如果共产党真的帮他找回了儿子，这也算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他侧目看了看宋美龄那不太自然的表情，遂又理智地答道：
“只有我最了解经国，当年那些声明，还有那些文章，我从不相信是出于经国之手！”
“我不想和委员长辩论这件事情的真伪，因为我的同志中有很多是经国的同窗好友。”周恩来有意停顿了一下，巡视了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那不同的表情，“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委员长很想见到经国先生，我们是可以从旁相助的。”
宋子文是个聪明的政治家，他不仅知道周恩来此时施放这一钓饵的用意，而且还清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经国问题上的不同心态，所以他抢先笑着说：“我熟知周先生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关系，如能成委员长父子团圆之美，当是受世人传颂的美德和佳话。”
“我们一定尽绵薄之力。”周恩来笑答。
蒋、周会见在极其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了。后来，蒋介石提到这次会见，他说周恩来是他认识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他还在另一个场合深情地感谢周恩来，说“你帮了我的忙”。总之，周恩来以他灵活的外交才能，胜利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
周恩来离去不久，子夜的钟声敲响了，蒋介石有些疑虑地问：“夫人，明天就要过圣诞节了，难道上帝会安排你我在此聆听天使传报的佳音吗？”
“不！我们一定要回南京去过。”宋美龄焦急地看了看表，“汉卿应该到了。”
“孝先！”蒋介石下意识地命令，“快去请张副司令！”
“达令！孝先已经捐躯了。”
蒋介石悲痛地合上眼睛，自言自语地说：
“我回到南京以后，一定要厚葬孝先！”
这时，张学良神色沮丧地走了进来，宋美龄急不可耐地说：“汉卿！结果怎样？”
“我没有说服杨主任！”张学良叹了口气，“彼等言，子文和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索入漩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
“岂有此理！”蒋介石怒拍沙发扶手，蓦地起身，“哎哟”了一声又坐在了沙发中，边揉腰边自语，“难道真的在西安过圣诞节吗？”
有顷，侍卫给宋子文送来了一封信，他阅后大惊，惶恐地说：“我们在圣诞节恐怕走不了啦？”
“为什么？”蒋介石和宋美龄惊愕地问。
“汉卿的部属给我写来了信，”宋子文看了看张学良，“他们依然坚持释放委员长的那些条件。否则，虽然张、杨二位将军答应了，他们也将誓死反对！”
蒋介石闻声倒在沙发的靠背上，一对乞求的目光盯在了张学良那沉毅的脸上……
三十三
在兵谏囚蒋的同时，释放蒋介石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十二月十三日深夜，杨虎城约集十七路军的几位将领密商，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的事。这时有人主张立即杀蒋，理由是：蒋很顽固，他是不会改变反共政策的，要反共便无力抗日，因此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鉴于张学良过去和蒋的关系不错，不杀蒋，难免将来出毛病；不杀蒋，国内各实力派将采取骑墙态度，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利；杀蒋，共产党是高兴的，同我们的合作将更真诚；十七路军内部有的人庇护特务，暗送秋波，为自己亲蒋预留后路，冯钦哉的事已出现了，不杀蒋，难免第二个冯钦哉出来，杀了蒋，就断了这些两面派亲蒋的念头，可以巩固十七路军内部。立即杀蒋的办法是以蒋夺枪自杀对外宣布。有人认为杀了蒋无用，放蒋危险，南京政府如不照我们的主张改组，不明确表示抗日态度，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就不放他，即使南京政府对我用兵，战事对我不利，我们走到哪里，便把蒋介石带到哪里，也要坚决达到上述目的。估计南京政府内部会有分化，打一下是可能的，持久打，他们打不下去。我们的士气比他们高，能打胜。蒋军即使打仗，也不过是个姿态。有人主张放蒋，但要有保证有条件才放。主要的是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坚决抗日，并有确实的抗日部署，中央军要调到抗日的前方，绝对不许蒋介石个人专权，要照我们的办法成立联合的抗日政府，到了这个程度上再放他。至于如何实现上述条件，大家一时也定不下个什么方案。杨说：“扣个活蒋介石，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
但是，事变一起，形势大变。
“先是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叛变，东北军的炮八旅旅长黄永安在洛阳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蒋军樊崧甫军的董钊二十八师，在华县击溃了东北军一个营随即进至赤水一带。接着蒋军迅速大量西进。冯钦哉叛变后，我军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已无险可守，军事危急。
“在外援上，阎锡山背弃诺言，只是不出兵攻我们罢了。韩、宋态度犹豫，按兵不动。李宗仁、刘湘积极响应，但无法以实力援助我们。
“不久，在咸阳的蒋军十三师万耀煌部被陕警三旅解除武装，一小部逃入秦岭。驻甘肃的胡宗南等师尚无异动，汉中王耀武旅亦无向北进攻模样。红军迅速大兵南下，日夜行军，某部已进入商雒地区，有力地支援了我们。
“我们的兵力弱于蒋军，但抗日反蒋的士气是高的，如桂永清的装备优良的教导总队向我军进攻时，被我一击即溃，即其例证。
“但这时外援无望，内部可虑之事尚多。在对何应钦、汪精卫等的阴谋活动进行初步了解后，觉得把蒋长期拘留，这个人质也会失去作用，使蒋回去，反而可以造成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至少使汪、何等拿不到实权。自然，放蒋回去，对我们也有不利的方面，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放蒋之害还是较轻些。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和平的主张提出后，放蒋、和平解决之议乃大定。但杨的主张是有条件、有保证的放蒋。即：（一）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以上各项，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杨的官邸，张、杨一起经过商量意见统一了的。
“关于放蒋问题，张和杨还谈过几项。张说：蒋对他表示过几次，蒋是赞成我们的主张的，但他不在南京，没有人能做主张，这关系到国策的变更，得在中央全会通过才行，不过只要他提出来，不会通不过。蒋说：他对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的办法。张还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做保证。看来他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说：放他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如何再说。杨问张，对红军如何安置。张说：蒋表示停止‘剿共’，对红军的编制、经费以及防区等，叫我们同红军商量好，他可以批准。”
从此，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和杨虎城渐露分歧。随着和平谈判顺利的进展，释放蒋介石的分歧越来越明显，除张学良以外，西安三方面的人都主张必须有保证，才能释放蒋介石。
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崇民所负责的设计委员会召开会议，集中地讨论了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共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二）释放“七君子”，取信于民。（三）没有保证，蒋介石不能走。第三条是主要的一条，也是一致的意见。
杨虎城是一直主张放蒋要有先决条件的。兵谏以后，他曾和幕僚们商议过，设想要蒋秘密签署协议，至少要蒋向全国做一次广播，表明态度。杨虎城第一次见周恩来，周恩来曾表示没有保证不轻易放蒋，杨虎城很高兴。宋子文第一次到西安，张学良问杨虎城，如蒋同意团结抗日，是否可以放他回去？杨虎城明确表示应有个先决条件，至少蒋介石应先以谈话方式向全国表明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才能释放。杨虎城又说，放蒋是重大问题，必须三方面都同意，才好向部队和群众交代。
二十三日下午，高崇民把设计委员会讨论的意见向张、杨汇报。杨虎城默不作声，张学良听了着急，怕出大乱子。
二十四日下午，张学良在他公馆办公楼上召开设计委员会。他简要地介绍了谈判情况，透露了蒋介石很快要走，他还要亲自送到南京。又说：“昨天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边乱说，尤其不许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天大的事，做错一点，我们担不起。”张学良说完，会场沉默，好一会儿，有人问：“蒋、宋答应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张学良急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的人虽然紧张，仍复述了二十三日会上提的条件。张学良说：“你们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行不通。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了，当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所以说你们的意见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因为二十三日会上曾经有人提出让阎锡山作保，张学良就这个问题又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联共抗日的事早和他说过，他表示赞同和支持。可事变爆发以后，他的回电，用了好几个‘乎’，最后还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并把这个电报送给南京，他打的是什么算盘？！这样的人不能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有人问：“副司令说要亲自送他到南京是什么意思？”张学良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到家，合作得彻底。你们要听我的话。”张学良又申述：“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事送神，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还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学良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参加会议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就此结束。
二十四日晚上，张学良向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宣布，他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并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王等劝张学良不必送，怕蒋变卦。张学良坚持要送，并向王等交代：“关于东北军，听命于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时多和周恩来商量。”
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以后，宋氏兄妹就要求张学良早点放蒋回南京，并提出最好在圣诞节回京，取个吉利。对此，张学良是同意的，但下面有不同意见，需要做说服工作。二十四日下午和晚上的安排都是为了办这件事。当天晚上，高崇民又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尤其是马占山、杜斌丞等人致宋子文的公开信，完全地把张学良推到了没有退路的境地，使得他自小就养成的马上英雄的个性受到了损伤，他当即表示：
“请委员长放心，我张学良说话是算数的！”
张学良告别蒋介石回到自己的下榻处，已经是二十五日凌晨了。赵一荻依然没有入睡，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她望着张学良那涨红的脸庞，知道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又遇到了麻烦，她小声地问：
“还是杨主任不同意放委员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