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讨论的是女编辑小陈。广东人，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学生，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归国时父亲送她一架国际名牌大钢琴，上大学带着，来报社也带着，宿舍放不下，只得放在工会办公室，给她一把钥匙。农村劳动一个月放一次假，四天，我们都单身很少回来，只在县城玩，吃几次肉。她不，她要坐一天的车回报社，闭上门狂练两天琴，废寝忘食，然后再坐一天车回来。她晕车，非常辛苦。在农村她每天在擀面的案板上、炕沿上练手指，保持灵活、节奏和力度，我行我素。她“表现不好”，主要是爱卫生。她的茶杯农民喝了要重新洗过，被褥床单不让农民坐、靠，一次发现面汤里浮着死苍蝇，一惊一乍的吐了，受到通报批评。她在编辑部跑文化新闻，晚上看演出写稿迟了，第二天就不按时上班：“雇佣观点”，“干革命工作讨价还价”。不计名投票表决，刘主任和本人不参加。结果赞成二十一级（按时转正）两人，赞成二十二级3人。我投二十一级。
二十二级是延长见习期，三个月后复评。她当场就哭了。刘主任按惯例让她表个态。她哽咽着说：“我是被告，你们都是法官，生杀死活你们定！”
态度非常重要。编辑部的表决仅供编委会参考，编委会的决定才是关键。刘主任是好心人，他说：“搞音乐的人容易冲动，小陈你太不懂事太冲动了，冷静一下，大家都是为了帮助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再想一想，明天找我个别谈，我相信你会端正态度的。下一位是……”
我上“被告席”了。
有过小陈的过激反应，大家谨慎起来。刘主任瞄李丹一眼。第一个发言是定调，他相信李丹会说我好话。我不计工作定额为她改稿，改退稿信，我还保护她免受歹徒欺侮——她汇报过吗？我和她是“一对红”。
李丹不作声，眼睛向下，神情凝重。平日她发言踊跃。
没想到，刚才感情深受打击的小陈说话了。
“我说。叶斌同志一年多来表现很好，非常好。在农村不用说了，我和他在一个生产队我知道，干重活翻田割麦子在前面，干细活间苗拔草在后面，从来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回编辑部，也是上班前面走，下班后面走。小说《金师傅》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改出来的，我看过席雄原稿，我可以作证。一天晚上很迟了，十二点多了，他来办公室，我在赶稿，我问他怎么不休息，他说想起有一段要加几句话。就是《金师傅》这篇小说。他是无名英雄。我建议，二十级。”
我没有回过神。二十级是“表现突出”的毕业生，没有人够得上。
有人问：“没有缺点？”
小陈说：“有。拣最大的缺点说，他太不知道爱惜自己！在农村是这样，在编辑部也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同意不同意？”
刘主任说得对，小陈太冲动太不懂事。她在赌气吧？感谢她，不过也许效果很负面。
我和她不多来往。在生产队，一次晚上去她住处，是送磨好的镰刀。房东不在家，我进来时她就把门大开，热气进来，蚊子也扑进来。不让关门。我终于明白了，觉得她太过分，太敏感，以后再不登门。又有一次，也是夏天，大中午她在渠里洗澡，我从上游游泳过来，不期而遇，她大叫起来，弄得我喝了几口水。其实那时女同学在白天下渠洗澡，是穿背心裤头的。在编辑部我们是点头招呼问好之交，托她买戏票电影票，说“谢谢”、“麻烦了”和她回答：“客气什么呀”“又不是不给钱”。
（文革开始不久，她服安眠药自杀，留下一张字条：“我找莫扎特去了，那里有音乐。”她是属于音乐的。我常常怀念她。）
小陈的发言不合常规，富有冲击力。开会总是闭目养神不说话的老作家老编辑老常，开口说话：“小叶的表现有目共睹，小叶的能力、水平、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小说《金师傅》与全国性大报上发表的小说相比也不逊色。至于初评二十级，报社历年无此例，我的意见是二十一级。二十一级很亏小叶了，但只能如此。”
老常在评议小陈时没有发言。他是反右后从上海调来的，解放前就出版过长篇小说。来报社后“公私分明”，踩着上班铃声进门，踩着下班铃声出门。上班时间兢兢业业，不说闲话不干私事。坚持用红毛笔改稿。用蓝毛笔写退稿信：“大作敬读（或恭读、拜读）……”
李丹最看不惯老常。
李丹坐不住了。我能感觉到，她每次发言前都喜欢扭动一下身子坐正（本来已端坐）。
“叶斌同志的优点、长处、我们都充分肯定，不需要我多说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评议一位党的新闻工作者，合格不合格，优秀不优秀，先要看他的思想意识，思想作风，政治表现，阶级立场。他对当前批‘文艺黑线’是什么态度？对‘突出政治’是什么态度？他还是‘业务挂帅’，做他的作家梦，走白专道路。再说，他大改大删工农兵作品合适吗？我们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再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可是，他从来是在业务上帮助我，这是错字别字，这句主谓语不妥，可是在政治思想上从来不提。看作品要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我们看人评议人，也应该是政治挂帅，业务第二。我建议22级。”
我完全意外。
我觉得，在座的都感到意外。没人说话了。
刘主任一口口喝茶，然后说：“很好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讲出来就好。”
接着，只是简单表态了。
表决结果：一票二十级，四票二十一级。没有人投二十二级。明显，李丹没有投二十二级。又是意外。
我想，她是为自己的评议造舆论，定调。
第三位是李丹，三票二十一级，两票二十二级。
奇怪的现象，评议我的时候，发言人都会说出几级，评议小陈和李丹，多的是谈观感，且简略。到底是谁给李丹打二十二级？李丹一定怀疑有我一个，一连几个星期对我爱理不理（也许是她说我是二十二级，不好意思解释了）。冤枉我了。两票，一位大概是小陈，另一位，除了我谁都有可能。
一个月后通知下来，小陈、李丹和我全是二十一级。演了场《三岔口》。
席雄蹿红了。席雄以他自己都难以相信和不适应的速度蹿红了。
《金师傅》之后，接连发表他的小说、散文和对口词。对待席雄的来稿，已成了我们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态度，甚至成了我们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试金石。李丹后悔地说，那次我们去矿区组稿，应该多留一天结识席雄（我只能不置可否）。老常突然消失了（平日办公室少一个人不奇怪，可能下乡下厂了；后来才知道他调干部政治学校学习。堂皇的名义，其实是隔离审查，毕业无期），他的工作交给我，席雄的来稿全经我手编发。
刘主任明白我的辛苦和劳作，一篇篇几乎都得重新写过。我一次次下矿井，一次次跑席雄的书房。面对争先恐后对席雄作品的赞美，比如“生活气息浓郁，只有劳动在第一线的工人才能写出来”，而这些细节，往往是我添加的。
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纪要毛泽东批示“同意”。纪要提出，文艺界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江青成了文艺革命的旗手。我们闻风而动，紧跟不怠，这是党报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文艺部召开工农兵作者学习纪要座谈会，报社总编辑亲自莅会，强调文艺部编辑是“带两只耳朵、捧一颗心”来参加座谈会，只有一个任务：学习。
邀请11位工农兵作者。工农兵各有一人作重点发言。春节前我和李丹去矿区看演出，席雄没有票进不了场（矿工抽签，10人一张），现在他是坐第一排，去后台，审查彩排节目。不过让他在座谈会上重点发言还是发怵。他早一天来，央我写了讲稿。（另一位农民作者讲稿也是我代笔。）
这是很滑稽的事：在他们念我写的讲稿时，我要认认真真做笔记，随后还要对自己写的讲稿谈学习心得。
想起来有点好笑。整个虚伪！
席雄照本宣科结结巴巴念完5页讲稿，突然离开讲稿说：“我非常感谢叶斌编辑，说真的，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我迈出的第一步，也没有第二步第三步，我的每一篇发表的稿件，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说起我到矿区看演出那晚上，在他家喝酒，谈创作，谈人生直到深夜。（李丹用怪怪的神态瞟我一眼，疑惑，责备，惊愕。）我坐立不安，不知道应该有什么表情才合适，五官僵住了。我要表态否认吗？怎么否认，这是事实呀！我找不到可以谦虚一下的语言，这会使我显得不诚恳。最担心的是在座的人以为是我让他说，教唆他说，启发他说。
我低着头。
这也是很滑稽的事：他只不过说了实情，他得到谦让荣誉不贪功，虚心诚恳不骄傲的美誉，而为他做了这一切的我却感到是我在贪功、骄傲。这又怨不了他。我心甘情愿去做，但我难以承受这样后果。不说话，笑一笑，咽下委屈。
7
席雄是名人了。不过，他的来稿越来越少，很少“亲自创作”。矿工来稿中，见到“此稿已经席雄同志看过”，或者“席雄同志对此稿亲手修改”字句。现在是我去信约他写，他回信说，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创作。他调到工会宣传科，以工代干。
自从他来信，他要在工人阶级打出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之后才能专心写作，我也知趣再不约稿。小说、散文、对口词最终不过是雕虫小技，当然是“新世界”重要。
上海“一月风暴”后不久，他来找我。
他没有从绿挎包里掏出稿件。
报社夺了权。两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报纸只刊“红色电讯”即新华社稿，不发地方报道，文艺副刊停刊。无班可上，我们天天上街辩论，一派是夺权“大方向完全正确”，好得很，自称香派，另一派是“好个屁”，香派称之为“臭派”。
我是保守派，即“臭派”。
一天，我吃惊地在辩论人群（一堆堆，一团团）中发现席雄，他旁边站着李丹。两个人都穿绿军装。李丹已剪掉单长辫留“刷子”辫，用橡皮筋扎着，硬挺挺的。他俩比划着手势。没有看见我。我和李丹很少见面，更少说话；席雄许久未找我。李丹拽着他的胳臂离开，一副不屑于与对方辩论的样子，到更多的人群中去。
我心中莫名其妙的有一股苦酸味。
李丹生不逢时。她的入党申请，支部大会通过了：充分肯定她原则性强，阶级感情充沛，尤其是培养工人作者上有显著成绩。特别提到对我的帮助，耐心，热情。缺点是，喜欢走领导路线，团结同志不全面，有时态度生硬。入党申请虽已通过，但大局乱哄哄，第二天报社党组织被夺权，她努力奋斗几年（从大学开始）的入党梦，没睡着便醒来。无人接办。直到几年后党组织恢复，已找不到当年的材料。党委决定对她的入党申请要根据她在文革中的表现重新审议。这是后话。
她的生不逢时，还在天生丽质却无法四射她的魅力。那年代没有性感一说，但她以今天的或穿旗袍年代的标准，都是一颗靓星，她却在灰色的燃烧中度过花样年华。
她只能和又矮又粗、满口黄牙野心勃勃的席雄为伴。
我再一次看到他俩，是在羊肉泡馍馆。他俩大声说笑，用筷子在点点划划，热烈又亲密无间。
这两次（当然不只）来银川席雄都没有找我。
不过我还是以客相待。
“我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答应。”他开门见山，笑了笑。他一定知道我是保守派，道不同不相谋。
“我做不到呢？”开门见山是一种气势，我是喜欢的。
“你愿意，一定做得到。做不到我就不找你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
“什么事？”我无意再聊天。
“能弄一身军装吗？真军装。”
军装是“运动服”，那年代最时尚。革命小将穿，干部中以“造反派”穿得多。但他们只是军装色罢了，真军装是军用品，量身定做，一年两套。于是街上流行抢军帽，骑车飞驶而过，从人头上抢过一顶绿帽子。军人绿帽子丢了可以补领。真绿帽子，印有编号、姓名和血型的帽子也不容易抢到，何况真军服。（一位革命小将，中学生，武斗中重伤，临死前唯一要求是让他穿军服下葬。）
一定是李丹的主意。她知道我的朋友中有部队的作者。部队重视报纸，宣传科有新闻干事专攻报社编辑部，见面点头哈腰，掏烟点火，不像军人。他们的转干升级评功，与见报数密切相关。
我和“兵”感情很铁。
“想办法，找找看。”
“我身高1米68。你会找到的，找到了，交给李丹也行。我很忙，我走了。”
他走后，我越想越不对劲。奇了怪了！他一定以为他的成名给我带来很多好处，我应该还他情！我欠他什么了？我快超龄了还入不了团，我做贼似的喝过他一次酒，我背着他请我吃牛肉面的黑锅。我送他的书不下10本吧？更不用说殚精竭虑为他改稿，一篇篇重写——这是我的工作，但我欠他什么了？
不过，我很快为他找到1米70的真军服。兵作者一说就办。地方军区支持保守派。（现在想，无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谁是皇帝？我们其实都是在毛主席最高指示下拉下他杜撰臆想出来的另一个党内司令部一号二号。谁保刘少奇、邓小平了？没有的，都在听毛主席的号令。至少表面上和行动上如此。）
我把军服外加兵作者送的军挎包一起交给李丹。
“好的。”李丹说，“我知道你能搞到。”
没有感谢，很冷淡。我不图感谢；她又有什么资格替席雄表示感谢呢？
总之，说不清了。
李丹无疑是当初“走资派”的红人。
她对总编辑的歌颂非常肉麻：“不和毛泽东思想闹一个字的独立性”，“紧跟毛主席寸步不离”。星期日总编辑不在家，她带他孩子去公园玩。她每个月都向总编辑写“思想汇报”（抄家时在他抽屉里发现）。然而她又是最早站出来要把他“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批斗他的时候她别出心裁做了一顶“乌纱帽”上台给他戴上，两只圆形帽叶一晃一晃的。总编辑正确对待群众的革命行动苦着脸看她一眼。台下笑，她很得意——这种事编辑部的其他人不会做，不过别人做了也开心。
我没有笑。我对她的作态恶心。
两派争斗越来越带血腥味。夺权是香是臭和平头老百姓有何相干？然而为了香臭之争，夫妻离婚，朋友反目，有人致残，有人成“烈士”。
街上常见满载持长矛戴头盔穿黑衣的卡车呼啸而过，他们喊口号，唱语录歌。杀气腾腾。李丹加入“红色矿工铁血兵团”，是他们的笔杆子，但也戴头盔，持长矛，飒爽英姿。她和席雄已是成双成对出入各种场合。批斗大会上，李丹喜欢跑上跑下忙碌，递纸条，传话，席雄站在台上左手叉腰（学毛主席在延安的一张照片姿势），目光远望。
8
一天中午，报社门口站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问我：“你是叶斌编辑？”
我点点头。
他递给我一个信封：“叶斌亲启”。密封。信纸上只有一句话：“躲到郊区农民家，马上走！”没有署名。
不会是开玩笑吧？不会是考验我的胆量吧？
我不是走资派，也不是“黑干将”、“小爬虫”，我怕什么？我有好人缘，我自恃身体好会武术。未去郊区。
当晚，十点左右我正要回报社宿舍，突然拉起警报，汽笛长鸣。停电几分钟，一黑一亮，几千矿工分乘几百辆卡车威风凛凛驶进市区。全市红色恐怖！红色矿工铁血兵团包围和攻占全市要害部门。报社大门被卡车撞飞，保守派不堪一击。在冲进大院的4辆卡车上，跳下百多位武装起来的矿工。报社香派抬来两张桌子，一位带红袖章持长矛穿黑衣的人爬上桌子。
“听着，下面点到名字的人，全部集中，听候处置……”
名单中有总编辑、社长、编辑部站队在保守派一边的主任，还有保守派的头头脑脑，共三十多人。我吃惊地发现，名单里有我。我的职称是“保守派黑笔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