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灾难性的通货紧缩，一战、二战和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都是由于美联储的失误以及其无法控制的力量而共同导致的。随着美国从金本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目前的浮动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使得美联储的任务变得复杂化。
治理通货膨胀是一场持久战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这样，甘为各种货币理论的实验基地。
从凯恩斯的反放任型货币政策，到弗里德曼的完全放任型货币政策，美元和美国财政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推至风口浪尖。在一堆大大小小的问题当中，长期受到人们关注的，便是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这三个永恒命题。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通胀的历史。
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对待通胀，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所持有的态度都是治理为主。所谓治理，可以被理解为控制、掌握，而非消除。
是的，美国并不希望消除通胀，只要让它时时处于政府可控的范围内即可，这就是美国对待通胀的一贯思维。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自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来，美国从未爆发过恶性通胀，并且有过不少通缩时期。说到这里，也许不少人会一头雾水，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要清楚的是，世界历史上有详细记录的恶性通胀事件，全部发1生在20世纪。
20世纪的恶性通胀大体发生在三个时期，分别为一战战后、二战战后以及19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
一战后，奥地利、德国、匈牙利、波兰和前苏联陷入了恶性通胀当中。
据资料记载，1922-1923年间，德国最高通胀率达到了29000%，而同期美国通胀率为-6.10%至1.80%。
二战结束，即1945年之后，中国、希腊和匈牙利也纷纷陷入了货币混乱中，这些国家创下了世界金融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胀记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物价平均每月通货膨胀率达到19800%。而同期的美国通胀率为2.27%-14.65%。
全球第三轮恶性通胀发生于1980年代，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秘鲁等国因对外债务危机导致金融混乱，引发了一系列恶性通胀。但同时期美国的最高通胀率仅为13.58%。
美国最犀利的地方在于，它拥有着全世界最强大的金融家和财政问题专家，因为全世界只有美国甘愿成为各种新式货币及金融理论的实验场。这些人很久以前就对通胀的属性进行了分析，从弗里德曼的理论延伸，适度的通胀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构成这一理念的主要思维我们并不陌生，它是反映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数据之一——消费者物价指数（CPI）a。
从弗里德曼之后，美国在经济发展上几乎都在遵循自由市场的原则，这就需要充分的消费来支撑市场的运转。其中的逻辑十分简单——假如某件商品价格上涨10%，消费者依旧会选择购买，这就可以被理解为经济出现了增长；但假如某件商品的价格在一个短暂的周期内上涨了aCPI是一个反映城乡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调整和节奏把握上具有重要的指标作用。
100%，无论消费者是否愿意继续购买，这都会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
联储一直在做的，就是设法维持前者，防范后者。
过去25年里稳定的低通胀时期被称为“大缓和时期”，其形成的原因与保罗·沃尔克的行为有关。
保罗·沃尔克坚持认为物价稳定是实现就业最大化和经济好转的必要条件，他上任之后将自己的中心任务放在反通胀上面，并为此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此后，美联储和世界各国央行均更加注意控制通货膨胀。
美联储控制通胀的主要武器是联邦基准利率（FederalFundsRate），即美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其中最主要的是隔夜拆借利率。这种利率的变动能够敏感地反映银行之间资金的余缺，联储调节同业拆借利率就能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并且将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余缺传递给工商企业，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国民经济。
尽管对联邦基金利率和再贴现率的调节都是由美联储宣布的，但其方式则有行政规定和市场作用之分，调控效果也有高低快捷等差别，这正是联邦基金利率逐渐取代再贴现率、发挥调节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联邦基金利率是在金融市场的重要基准，而该利率是透过两家银行之间的谈判而议定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每年都会进行例会议定联邦基金目标利率。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调节联邦基金利率所产生的效果。
1993年7月，格林斯潘宣布美联储将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调控目标。仅1994年2月至2001年8月的7年时间里，美联储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调整联邦基金利率达25次，从而确保美国通胀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同时保证经济不至于过热或过冷。
从美国历年通胀数据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自1993年以来，美国通胀率始终维持在2%-4%之间，极少出现大幅反弹，这便是格林斯潘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所达到的效果，和预期基本一致。
为什么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就能够达到治理通胀的目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要弄清所谓的联邦基金利率，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联邦基金。联邦基金是美国各大商业银行存放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准备金，包括法定准备金和超过法定准备金要求的多余资金，这些资金有着一项天然的法律允许——可以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借贷给其他成员银行，以满足其对短期准备金的需求。简单地讲，假如联邦储备银行的某一成员银行遇到财务问题，短期内无法提供充足的法定准备金，则可以向联储银行的联邦基金申请贷款用于弥补短期性准备金不足的尴尬。提供这类资金拆借的就是联邦基金，而拆借资金的利率便被称为联邦基金利率。
联邦基金利率与贴现率是美国两大基准利率。
了解了联邦基金利率的运作原理之后，要弄明白它是如何起到抑制通胀的作用则显得容易许多。
当联邦基金利率被提升时，商业银行为了减少拆借所带来的成本损失，大都会选择向联储银行注入尽可能多乃至充足的法定准备金，因此商业银行在联邦基金利率上调时就会限制贷款，通过银行体系所释放出的资金减少，市场流动性就会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通胀率随之便会逐渐下降。
反之，当联邦基金利率下降时，商业银行会尽可能多地从联邦基金拆借资金，以满足法定准备金的要求，这么做的理由是当放贷利率高于联邦基金利率时，商业银行如果从利润当中取出一部分贴补到联邦基金利率里，差值为正数，也就是还有利润可图，那么对于银行家而言，为什么不多拆借一些呢？拆借得越多，只要保证预期的坏账率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银行将会处于盈利期。市场流动性会有所增加，通胀率自然也会随之上升。
这种依靠利率来治理通胀的手段，至今仍然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倚重。近代以来，利率武器逐渐成为了治理货币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最后贷款人：怎样勒紧金融危机的缰绳
美联储成立前，当商业银行需要借钱支付储户取款时，尤其是在银行挤兑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无处可寻求强援。如今美联储为全国的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在危机时期可以向美联储借钱。
同时银行也可以从美联储借钱以满足日常的非预期波动对银行准备金的要求。当参议员奥德里奇、欧文和众议员格拉斯制定成立美联储的计划时，他们已经想到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这是因为减少银行挤兑和银行倒闭有助于维持经济稳定。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最后贷款人”究竟是做什么的？
答案是，在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和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的前提下，中央银行为应对引起流动性需求非正常增长的不利冲击，在其他市场来源不能满足这种流动性需求的情况下，对金融机构或整体市场所采取的相机提供紧急流动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最后贷款人是中央银行在危机时为应对市场失灵而向金融体系提供的流动性救助。
2当然了，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其选择服务对象是有着极其严格的条件的，它仅向陷入流动性危机而非清偿力危机的银行提供贷款。过去的“最后贷款人理论”a中将救助对象严格限制为暂时流动性不足但仍然具有清偿力的金融机构，这是建立在市场有效性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如果银行间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由银行间市场向出现流动性问题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是可行的。
但是，危机的频频爆发说明市场调节有时候会失灵。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同业市场上有富余流动性的银行很难弄清楚那些提出流动性需求的银行的动机和资产负债的真实情况，这使得同业市场多家银行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有富余流动性的银行理所当然地不愿向其他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这就导致了银行同业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失效。
在银行市场自我调节失效的情况下，具有清偿力的银行也无法从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流动性；无流动性但有清偿力的银行会由于同业市场效率低下、不能从其他银行借得款项而发展成为无清偿力的银行。且像流动性不足、资不抵债这样的状态概念，在危机来临时亦很难及时并准确地作出界定，流动性不足可能只是资不抵债的前奏，受到未来整个经济状况恶化或者银行折价销售资产的影响，一家具有清偿力的银行也可能很快变得资不抵债，甚至伴随着流动性不足的发生资不抵债已经出现。
从现实情况来看，在危机的快速传染中，在市场流动性紧缩下当一家金融机构突然出现流动性危机时，中央银行很难在很短时间内获取充足的信息来判断金融机构的清偿力是否出了问题，危机的快速发展需要中央银行作出及时应对，尤其是一家大银行将要倒闭时，往往引起人们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任危机，最后贷款人肩负着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职a这里指古典最后贷款人理论。
责，为避免系统性危机发生，就应该对陷入流动性危机甚至资不抵债的银行进行救助，不过这种救助通常会伴随着惩罚性利率。
根据“最后贷款人理论”，中央银行发放的最后贷款的利率应该是惩罚性的，这样可以使金融机构在申请贷款前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获取流动性，减少对中央银行的过分依赖，从而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
同时，惩罚性利率的存在也约束了金融机构在状况好转时尽快偿还贷款。
但是惩罚性利率也相应地带来了问题，一是惩罚性利率没有充分考虑借款银行的承受力及救助目的，可能恶化危机。
惩罚性利率能够提高整个金融体系效率的前提是借款银行的利率需求弹性足够大，在流动性危机银行已无法从同业市场上借款，只能求助于最后贷款人，在这种情况下高利率不仅不能减小需求，反而会恶化借款银行的资金情况，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增大风险。二是惩罚性利率可能向市场传送银行失败的信号，反而加剧银行危机的恶化。三是惩罚性利率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道德风险，使银行管理者更倾向于为复苏而孤注一掷。
除此之外，银行还应当拥有良好的抵押品。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银行更倾向于通过货币市场调节流动性需求，如果直接向中央银行申请贷款，说明货币市场已经无法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这时银行一般很难真正提供良好的抵押品，因为如果具有良好抵押品将能够从货币市场上获得贷款。
更进一步看，抵押品是否良好也取决于市场形势的变化，伴随着危机的蔓延和深化，抵押品价格将随之波动，良好抵押品也会很快变得不再“良好”。美国金融危机中，美联储为了便于金融机构获得中央银行救助，创设了多种流动性支持工具，其抵押品范围由原来的国债，扩展到了市政债、企业债、按揭贷款支持证券和其他资产支持证券等。显然，最后贷款人要求的抵押品范围不断扩大，并没有墨守必需良好抵押品的成规。
那么，在1970年的商业票据危机中，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都做了哪些事情？
首先我们需要简单地了解一下什么是商业票据。
商业票据是货币市场最为重要的融资工具之一，商业票据市场也是美国货币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融资方式。大部分商业票据期限短暂，通常30天内到期。它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发行不需要美国证券委员会的批准。因此它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且对于信誉好的大公司，通过发行商业票据可以融通到大量的资金。
对于投资者而言，商业票据也非常有吸引力，投资者可以获得竞争性的市场收益，又可以享受商业票据量身定做的便利。
在1970年以前，美国的商业票据市场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市场之一。
因为只有信用非常良好的公司才能发行这种商业票据。此外，票据发行的公司通常是发行新票据用以偿付到期旧票据。
1970年，商业票据市场发生了严重的滨州中央交通公司违约事件。
滨州中央交通公司（下简称滨州公司）是商业票据市场的一个主要发行者，它有2亿美元这样的在外债务。受经济萧条影响，1970年5月滨州公司开始处于破产的边缘，于是它申请联邦政府救助。当时处于尼克松总统执政时期，滨州公司寻求联邦政府援助的理由是，该公司承担大量美国国防运输业务。
根据国防生产法的宽松解释，政府准备提供2亿美元银行贷款担保，由约70家银行提供2年期贷款。尼克松政府向国会提议给予救助的议案，美联储对此也持同意态度。经过6个星期的辩论后，6月19日，美国国会否决了这样的一个救助议案，尼克松政府同时申请美联储直接贷款，因为根据《联邦储备法》的规定，非常时期经过特别的批准，美联储可以直接向非金融公司提供信贷。于是美联储指示纽约分行调查该公司信用状况，然后再决定是否给予救助。
纽约分行研究后认为该公司不能归还贷款，因此建议不应当给予救助。6月19日，美联储通知美国财政部，不能给予滨州公司贷款。6月21日，该公司宣告倒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