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维
唏回母校看看去。多年来我总是这样想。特别是步入中年以后，经历了一番人生的坎坷浮沉，对母校的忆念，与日俱增，这种念头，也更日甚一日了。
然而一天，我站在母校的大门口时，木然呆住了。因为它完全不是旧目的破败模样，今昔90-90相比，面目全非：两扇新油漆的墨绿色的大门，光彩夺目；门柱是水泥磨砂的，光洁、挺拔、庄重；一旁小巧的边门，则油成可人的深灰色，……久别重逢的第一印象，竟是那样新鲜。可巧那天是星期日，学校放假，门儿紧闭着，校门前一片静悄悄的。如此我更有了遐思默想的空间。我像个多年未归的不孝的游子，一朝站立母亲的跟前，一时无所措手足，一任感情的潮水，在胸中汹涌澎湃。
我掏出手帕，按按湿润的眼角，不顾守门人产生什么误会，把微胖的身体靠上前，从门缝里望进去。操场比以前更大了，四百米的跑道，中间是一个宽阔的足球场。对过那一排排的平房教室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六层的教学大楼，巍峨耸立着。两旁是两座三层的楼房，我想，那该是教员备课室、图书馆和食堂了。
啊，这就是三十多年前给我以启蒙教育的地方？我的足下，就是我当年因贪玩迟到，斜背着一个沉重的书包，拖着一个瘦长的影子，急匆匆跑向教室的那块土地我看看门柱上挂的校牌，依然是“三和街小学”几个大字。哦，母校！半个多世纪以来，你以你陈旧的校舍，勤苦、称职的教师，哺育出一批批毕业的学童，走向社会各个角落，如今，又以全新的面貌，培育着新人，默默迎接着瞻仰你容颜的天涯归客侄儿要抬手敲门，我摆摆手：不用了，叫开也无用，三十几年了，不会有人知道当年的情况。何况，我来此的目的，并不是要寻访旧友，我是想以昔日的故事，激励我今日的志趣，唤起我更加勇猛进取的信念，而当年那位令我终生难忘的老师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却是牢牢铭记在我心坎上。
他，二十二三岁年纪，白净脸皮，中等个头，课下很少说话，看似郁郁寡欢，实际暗藏着一个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讲国语课，每逢讲到祖国的版图，像一枚秋海棠叶，但被毛毛虫蚕食，便义愤填膺，一讲到历代圣君贤相，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得繁荣强盛的时候，便不禁眉飞色舞。他还自作主张，悄悄增加了一些课本里没有的文章。他讲都德的《最后一课》，娓娓动听，每一句话都打动着同学们的心灵，滋润着大家的心田。特别是他强调的那句话：“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时候，只要它好好保住它的语言，就好比掌握了牢房的钥匙。”发人深思，启迪着我愚顽的神智。
当时我只十一二岁，全家流落在这个省城靠教书维持生活。日月的艰辛，父兄的叹息，促使我思考人生，审度时势。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渐渐在我心底升起。夜间，我常常一觉醒来，在黑暗和恐惧中，苦苦思索着生活的出路和前景。疲乏了，我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看看，周围一片漆黑——灯开不亮，灯火管制了。腹内饥肠辘辘，昨夜吃下去的麸面粥，已变成了尿，憋得我小肚子胀鼓鼓的，可我不敢下床去小解。啊，我浑身打颤，真像被圈在一个漆黑的大铁笼子里。对，就是那种关押囚犯的牢房。我直觉得头皮发麻，赶紧往被窝里缩进去，蒙住头，可真该死，孩提时代我盖的一条被子，太短了，盖住头，脚下又透风、冰凉了。于是，我蜷缩成一团。啊，难道我们从此就亡国了吗？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四万万同胞，历史上何曾受过这种屈辱？不，不可能！但是，漫漫长夜，何时才天明？怎样打破这牢笼？一个天使般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只要好好保住它的语言，就好比掌握了牢房的钥匙。”
啊，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学习、认字、造句、作文。竟有这样巨大的威力和意义。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扪心自问：自己对这能打开牢房的钥匙，态度怎么样呢？弹玻璃球、上山摘酸枣吃，旷课、迟到。这么想下去，我的心里隐隐不安起来，深感愧对老师的苦口婆心。从此，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变得老成持重了，变得知道用功了。钥匙，钥匙！每逢上课，我都咬着嘴唇，微皱着眉头，苦苦地去捕捉刘老帅讲的每一句话、每一词的含义……再加上他常常悄悄同我们讲中国军队如何在敌后打击日寇，我们看看他眼镜后面那严厉的眼神，也不觉厌恶，反觉得那里面充满着热切地期待，而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市布大褂，也不寒酸了。我们认定，他是老师，也是同牢房的难友、可尊敬的长者。
渐渐地，有些大些的同学，也不再议论他是患了失恋的忧郁症了。在街上、校园里，老远看到他就站住，待他走近，便恭敬地问候：“刘老师好！”背后则亲切称他是“咱们的哈迈尔先生”。
然而，忽然有一天，“哈迈尔”先生从学校里消失了。
同学们惊讶、叹息、交换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说他因宣传抗日被敌人逮捕了；有的说他家境艰难，回乡下谋生去了；还有人说他因“桃色事件”而逃遁……而学校教导主任在介绍新来的教师时，则冠冕堂皇地说他辞职另有高就了。
然而，无论如何，同学们都在怀念他。他的失踪，给全班长期地罩上了一层阴影，也启发着人们去进一步思考。
而他传授的那钥匙的比喻，则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间。我有一种强烈的意念：掌握好打开牢房的钥匙。那是获得自由的钥匙！自我解放的钥匙！恢复民族自信心的钥匙！带着这种信念步入社会，我理解了它更积极的意义：掌握好民族语言，还是建立新的精神文明，传播祖国文化、创造光辉的科学和文学艺术的钥匙自然，他的形象也永远活跃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做人、行动的楷模。他讲《最后一课》时那声出自肺腑的呼喊：“法兰西万岁！”久久回荡在我的脑际。我知道，在当时的课堂上，他只有这样呼喊，只能如此抒发感情，那是借题发挥：“法兰西万岁”，就是祖国万岁，也就是中国万岁他的形象也随着那一声呼喊而升华，而高大，而耸立于人间。
人海茫茫，世事变幻莫测。从那以后，似乎是永别了。然而，人世间的许多事情，总是在偶然与必然的交叉点上，出人意外的发生或消失。
十多年后，一九五六年深秋，当我坐在大学的课堂上，一阵上课的电铃响过之后，他却匆匆走上了我睁大眼睛注视着的讲台。
啊，刘老师！我差一点喊出声来。可哪能呢？这里是严肃的大学课堂。一年级大学生是最守规矩的。我终于按捺住兴奋，忍住了。他这回给我们讲的是“文艺学引论”，依然是慷慨激昂，滔滔不绝……惊讶之余，我仔细端详：他圆乎脸儿瘦削一些了；瓶子底似的眼镜片后面仍是一双看似十分严厉的眼睛；蓝色布大褂却被一身褪了色的绿军装代替，但并不土气；偏分头披散着；颈项上缠着一条深灰色的围巾；足蹬一双锃亮的三接头皮鞋。这种装束，在当时是很时兴的，透着一种文武兼备的潇洒神韵。
课后，我去找他。在他简陋的宿舍里，我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当说到三和街小学五六年级班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恍然大悟，叫道：
“你是……你是小弗朗茨！”
啊！我好弹玻璃球、上山摘酸枣吃、旷课、迟到的毛病，想必他还记着。
“是的，尊敬的哈迈尔先生！”我欢快地说道。
久别重逢，师生那股亲热劲儿不似当年，胜似当年。谁也想不到那场战争的两个受害者、也是胜利者今日在这里相会。我们执手相视良久，接着开怀哈哈大笑起来。
话题很快转到他的过去和未来。他说，当年他是在三和街小学一面教书，一面做地下工作。敌人发现了他，但并没有捉到他，他转移到解放区去了。一九四九年入城，因大学急需教师，他就回到学校教书来了。当年他给大家讲《最后一课》绝非偶然。因为他就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同时也喜欢文艺理论，偷偷读了不少马列和苏联的文艺理论书籍。所以来到了中文系。他以后要从文学发展和继承的角度写一部《法国文学发展简史》，还有把中法两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计划。现在已经收集了不少资料，作了数千张卡片。
看来，刘老师有很大抱负，也很勤奋。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一般都很珍惜宝贵的时间，有限的生命。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他因称赞“法国文学丰富，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学缺乏心理海洋的广泛描画和展示”，被认为是崇洋媚外，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对他更是一场灾难。他被发配到青海劳改，搞得妻离子散。……二十多年后，当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时候，我出差来到江南这座名城，独自默默地站在母校的大门口，我又惊呆了：一眼望进去，宽阔的校园，绿化得郁郁葱葱，树影问，一座座教学大楼拔地而起。那座当年我就读的丁字形图书馆，又扩建了一万五千多平方米，后面的书库加高加大了，现在藏书已逾二百万册。上下课的学生、教师，熙来攘往，个个喜气洋洋，气宇轩昂，走起路来雄赳赳的。
您好啊！先生们、校友们我得到确切的信息，刘老师早已平反，回到学校。他锐气不减当年，现在升为教授，且被大家推举为系里的领导。我留校的同班同学，大都成为教学骨干，有的还晋升为副教授。
春风又绿江南岸。走进去吧！会会你多年景仰和怀念的刘老师——“哈迈尔”先生，也会会你往日的那些同窗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