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要学习水塔，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要做好工作，首先就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还要学习水塔那种慷慨无私的精神，有了水就毫无保留输送给别人。谢守正想了一下补充说：“我看这个高，主要指思想上的高，而绝不是要我们站在群众之上。我想到文华楼的水井，它深深埋在地底下，正因为扎得深，有了无穷尽的源泉，才能取之不尽，作出贡献。我们呢，要扎根群众之中，向群众学习，才能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后来的谈话中，金婉蓉也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工作总是不大胆，有时心里想得蛮好，就是不敢说出来，不敢照着做。辅导员说得对，青年人要敢想敢做，不怕错，错了就改嘛！我想，自己就要像这六角亭一样（她指着学生会）轮廓分明，而不能圆滑没有棱角。”这次谈话，昙华林的水塔，六角亭，文华楼的水井，深深刻入了我的脑海，让我终生难忘。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下了两天雨，天又晴了。我拿了一本《学习**专刊》，坐在校园草地石块上阅读。眼前，有几只燕子低低地飞着，不时在嘴上衔着一根草或是一撮土，飞到体育馆的屋梁上停了下来，我好奇地瞧着它们，原来，它们是在做窝……“南来的燕子啊！
新来的候鸟，从北方飞到了南方……”
是谁在朗读**的诗，回过头去，原来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刘燕平，她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平时嘻嘻哈哈的，今天显得有点严肃。“傅永昌，最近我想了很多事情”。我问：“什么事情？”她犹豫了一下说：“我告诉你，想征求你的意见，可不准告诉别人。”我爽快答应：“行！”她的眼睛望着远方，像在沉思，隔了好一会，她才慢慢地轻轻地说了起来，她说到学习上高标准的目标，说了盼望早日加入团组织的心愿，甚至说到毕业后的打算，说自己要申请到边疆去，“把青春献给边疆，献给少数民族，多有诗意啊！”她边说边笑边摇头，随后，又轻轻地唱了起来：“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她见我没有反应，凑过来问我：“你怎么不吭声呀！”我故意说：“幻想，十足的幻想。”她一听，扭过头去，生气了。我还想激她一下，拿起手中的书，念着：
“七分热情，三分幼稚
就像那羽毛未丰的新燕，虽然爱着白云蓝天，可才刚刚要展翅起飞，还没有经受雨打风吹。”
她一把把书抢过去，接着念：
“风里，不退，雨里，不退！”
念完，啪的一下又把书扔还给我。我看玩笑不能再开了，就只有平心静气对她说：“你也想得太简单了，你就不想想到边疆有多少困难？”
“谁说没想困难的，有困难就克服呗！”她的气还没消，嘴努得高高的。
我又说：“要是到时候边疆不要人，派你到别处去呢？”
“**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她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觉得她比以前长高了。
昙华林春晨的校园，景是美的，人是美的，情是美的，景，人，情组合在一起，唱出了一支最动听的赞歌。这是青春的赞歌，是前进的赞歌！
（傅永昌，1962年入中文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曾任武汉市江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差一点没能跟大家成为同窗
【王继超】
入学50周年欢聚过了，现在大家又在撰文回忆校园生活。此时此刻，我却记起了当年差一点卷辅盖回家。不能和学友们同窗共读的往事。
记得已经入学后安顿下来，“洪湖水浪打浪”般的高粱糊也吃过了好几天，突然有人通知我去一趟系办公室，说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我。会是什么事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还是在一个中午不到两点的时候去了。系办公室还没有人上班。门关着。只见一位年青人手拿一本书，正坐在地上，背靠着墙。看儿眼书，又闭上眼默默记忆一会儿。从他胸前的校徽上，看得出他是一名教师。估计也是来办公室办什么事的，利用等开门前的一点时间读书。后米才知道他就是邢福义老师，怪不得人家那样博学多才，那是惜时如金的结果啊。
待到见了找我的老师，他的一席话却似一盆凉水从天而降：说的是经过体检，我的“肝大”，不能入学。稍微缓过一点神来，我惴惴地问：“那是不是得要明年再来报到入学呢？”答曰：“明年就得要重新参加高考了。”这下子，我就紧张了：虽然我的母校武汉六中算是一所重点中学，但当年的高考入学率也才三分之一的样子呀。去休息一年，谁知道明年会是个什么结果呢？
回家后跟家里人谈起此事。家姐在一所部队卫生学校任教，遂带我去到当时还在汉口黄埔路的武汉部队总医院挂了个号作体检。一位军医来检查完后，说：“什么事都没有。”然后在检查结果单上大笔一挥。签上了“上校军医某某某”的大名。
拿着这份体检单，我喜滋滋地回到系办公室。以为这下没事了。谁知被系里叫来的医务室那位刘医生（当时就是他阁下检查说我“肝大”的）狡辩说“即使我检查的不准，那也不能说他检查的就一定准啊”！
怎么办呢？系里只好要我到桂子山校本部医院作最后的检查。
那时候，去桂子山可是件难事，我步行了多久也说不清。去到校医院外，也不着急进去，先找了一棵大树坐下来，靠在树上，掏出一本书看了好久好久，一是为了休息一下，二是为了平复一下紧张的心情；这可是事关前途命运的大事啊！
进了医院。讲清来意，一下子过来了四位医生。这阵势可让我更加紧张起来，好在他们在我腹部按来按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切正常！
同去的路上，那可真是“风含情云含笑”啊，不知不觉就到了昙华林。那位从来也没有穿过一件干干净净白大褂的刘医生，再也无法说出一个“不”字来，我也才得以与大家同窗四载。
说起昙华林的医务室，还有一段经历，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至今仍然难忘。那是1962年的某一天。具体的日子倒确实记不清了。记得已经睡到半夜。突然间我胃疼得要命，真是疼得在那张上铺打滚。这下惊动了寝室里的同学，大家都翻身起床。几个反应快的说道：赶快送校门口的湖北医院！于是儿位同学匆匆赶往医务室抬担架。不一会儿，担架来了，同学们抬的抬、送的送。片刻工夫就把我送到医院看了急诊。医生问：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没有？这个问题还真是无法回答。虽然说这个时候吃的饭已经比高粱糊糊强一点了，那可能也就是大麦馒头、清煮的蚕豆之类的东西；再说。那个年月。除了学校饭堂里的这些食品，哪里还有么别的“不干净的东西”吃呢？不管怎么说吧。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炎，经过输液、留院观察等治疗，到第二天下午也没事了。后来才听说，同学们去医务室抬担架时，大门紧闭，无论如何敲门，里面的值班人员都没有反应。情急之下，还是亏得陈泽范兄一拳打破了门上的一块玻璃，从破口处伸手进去拉开门闩，这才能够进去抬担架，泽范兄也付出了皮开血流的代价。在此衷心地向泽范兄道一声谢！
说来也巧，自从那次胃疼之后，五十年来，我虽然大病小病或多或少都犯过。胃却再也没有疼过。真可以称得上是吃嘛嘛香，咸的淡的、甜的苦的、酸的辣的、干的稀的、冷的热的、荤的素的，百无禁忌。也许这都是托了同窗之福吧。
“胃”事不小，“肝”事更大，可来不得半点糊涂啊。
（王继超，1961年入中文系。高级讲师）
青春易逝岁月难忘
【周宝珠】
1961年9月，我被武汉一师保送入华师教育系学习。在桂子山读了一年教育专业，因国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高校也按此方针调整了某些专业培养计划。这样，我就由教育系调整到了昙华林的中文系。
记得我是1962年暑期参加校团干集训之后，便离开桂子山进入昙华林、跟着中文系二年级一起学习的。当时我带着如饥似渴的心情投入到语言文学专业紧张的学习中。心想，中文专业我比其他同学少学了一年，自己应该快马加鞭迎头赶上，而且唯恐漏掉应掌握的文学语言知识。当时，中文系对学生培养规格提出两个“一”一个“三”的基本要求，即“一口话，一笔字，三百篇诗文”，我知道自己的差距，所以，那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教室的前排，以便听得清楚，笔记也容易记得完整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