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正处在国家经受“三年自然灾害”——准确地说，是天灾人祸——之后的复苏时期，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粮食、油料、副食品等是定量供应，每天都要啃大麦、玉米等粗粮制作的馒头。但是，比起高中三年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过的“苦日子”，我们无一不感到心满意足，津津乐道于吃饭不要钱，一切都有学校安排。我们把黑色的大麦馍，把粗茶淡饭当成美味佳肴。有时，每人定量的一份饭菜没有吃饱，手上还发有机动票，再去窗口加一个大麦馍，带回寝室慢慢吃。
？？？大学生一年级的生活丰富而充实，我感觉简直就像在天堂里一样度过每一天。其中最难忘的是倾听名师讲课，那真是人生的一种享受。大学课堂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高庆赐老师操一口纯粹的京腔，铿锵悦耳。讲课时旁征博引，缜密周全，无懈可击。在逆境中严谨治学，一丝不苟，他是我们终身效法的榜样。
石声淮老师讲授先秦文学课喜欢穿长衫，他的打扮似乎不合时宜，但我以为与他传授古典文学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并且印象深刻。他操长沙口音，语言平易幽默，妙趣横生，经常引起哄堂大笑。特别精彩的是，他在讲完课文之后，会模仿古人吟唱《离骚》、《湘夫人》等屈原的作品，“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高挑身材，着一袭长袍，露出迷茫的眼神，配上舒缓的手势，声情并茂，成为文华楼教学的一道景观，让我们看得听得着迷。这样，先秦文学课成为我们的最爱，用现在的说法，我们都成了石教授的粉丝。经常是下课后，还有学生围着老师提问，之后就簇拥着他离开教室，一直把他送到家里，还要在老师家里坐上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回来。接着会在寝室谈论热情、端庄的师母，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她就是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妹妹。
邢福义老师当年还很年轻，但是他能把每一堂课安排得极其紧凑，娓娓道来，环环相扣，天衣无缝。他的语言逻辑严密，善于雄辩。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他讲课都会丢开教材和备课本，来一个脱口秀，包括现代汉语的理论和大量的例句，全部牢记在心中，从来没有发现有什么遗漏和差错。可以想见，他为了上好课，花了多少备课的时间，付出了多少心血！邢福义老师后来成为闻名遐迩的专家，学术带头人，他当之无愧。
给我们上课的还有欧阳德威老师、杨潜斋老师、孙子威老师……恕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和事迹，但他们都是我们的恩师，他们的教诲照亮我一生的历程。
智慧的脑袋总是容易产生许多奇思妙想，并且更容易自以为是，62级的同学从来就不甘寂寞。组织文学社团，创办文艺报刊，探讨文艺理论和创作的规律……闹得热火朝天，经常因为观点的分歧，“打”得不可开交，指的是用大字报的形式，打笔墨官司。我们女同学往往是热情的观众。实际上，每个人在辩论中都会有自己的收获。
宁静幸福是人生的一种体验，往往是经过比较才有感觉。进入大学二年级，政治风云突变，阶级斗争的理论成为我们学习的重点，批判成为我们主要的任务，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出了问题，讲课的老师，教授的内容……昔日受到学生爱戴的老师，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批判，一个个被弄得灰头土脸，难以幸免。我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小姐的典型，成为被排斥的对象，一言一行，动辄得咎。
当然，本人绝非无懈可击。历来不关心政治，内心深处是对政治的轻蔑，并且从小崇尚自由，喜欢独行特立，组织观念缺乏，不求进取，连入团的申请书都没有写过……这一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属于敌对阶级的情绪。
经过深刻地反省，我幡然醒悟。做人应该尽量使自己的言行，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这是最基本的生存原则。不遵循这个原则，就无法生存。
如果说昙华林风平浪静的学习生活，给了我们知识的陶冶，文化的积淀，是我们终身用之不竭的源泉；而后来的委屈和挫折则是不可多得的历练，使我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脆弱走向坚韧，从这个意义来说，应该把委屈和挫折也当成宝贵的精神财富。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一天天变老，偶尔照镜子，发现在不经意中，自己已变得面目全非。曾经的丹凤眼，现在变成三角眼；曾经是白皙面颊上飞红云，现在是满脸皱纹飞黑斑。寻思着趁现在还能走动，与老同学相约旧地重游，我们来到昙华林寻找那些逝去的岁月。于是，人们看见十几位60多岁老爷爷老奶奶，簇拥着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她是曾经教授我们并且乐意参加我们活动的熊培粹老师），在昙华林的林荫道上徜徉，拍照留念……啊，昙华林，无论你现在变成什么模样，我们心中永存你昔日的倩影，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眷恋，即使有甜美，也有苦涩。
（余茝芳，1962年入中文系。编审。曾任湖北少儿出版社副总编，湖北省政协第八、第九届常委，文史委副主任）
昙华林一日
【程本兴】
昙华林，阔别已近半个世纪，魂萦梦绕着的总离不开您。您那高高耸起数十米的绛红钟楼，您那平平如毯的上千平方尺的碧绿草地，您那巍峨古朴的体育馆，您那狭长匀称的石阶梯，您那挺拔参天的古树林，您那错落有致的洋房，您那辛勤耕耘其中的教职工，您那立志成才的我的师姐、师妹、师兄弟……一组组身影，一声声话语，在记忆的海洋里游弋，时间越久远，越挥之不去……凌晨，昙华林那雄浑厚重的钟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刹那间，楼上楼下寝室里的日光灯闪闪亮起，像情人的眼睛分外精神，唤醒了在梦乡里徜徉的学子们，穿衣、洗漱完毕，三五成群地涌向操场或庭院的中央及体育馆前的草地。同学们迎着朝霞，或慢跑，或早操，或打太极，伸展肢腰，吐故纳新。更有捷足先登者，已在大树下，花坛旁，石级处，小路间，引亢吟诵、放声朗读，或口中念念有词、心中默默记诵着先秦诗文、唐宋诗词、俄语篇章……大家满怀豪情，如饥似渴地落实着学校教务长高原同志提出的“练好身体，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健康地工作40年”和“说好一口普通话，练好一手规范字，背熟300篇好诗文”的要求。昙华林的早晨自强不息，生机盎然！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早餐，是极为简单而富有特色的。同学们拿着自备的简陋餐具，鱼贯而入学生食堂。领一勺红高粱稀粥、一筷头咸菜和一个高粱粉与玉米面混合做成的窝窝头。一边走，一边吃，一边哼着自编的小曲：“洪湖水，浪打浪。高粱粥，稀汤汤，盛在碗里直晃荡。啃口窝窝头，喝口高梁汤，走出食堂全吃光……”在自来水管前把餐具一冲，回到寝室里拿起书包就直奔课堂。那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这餐饭能转化成多少热量，能有多少营养，想到的往往只是赶进教室占个便于看黑板、记笔记的好地方。
上午4节课，第一、二节连排，学专业课。第三、第四节或上自习或上一节公共必修课、选修课。上课时，全年级一百多人在一起听讲，教室是不固定的，有时在二楼，有时在三楼，有时在临时通知的地方。座位也是不固定的，每人坐一个简易的桌面和靠背连在一起的椅子。
记得有一段时间，王凌云教授给我们讲《古代文选》课。他将近50岁，身材魁悟，穿一件灰色风衣，步履稳健。讲授时精神抖擞，声音洪亮，一口不紧不慢的公安话，让人听起来十分舒服。当时没有课本，总是课前由王教授把刚从学校印刷厂在粗糙的再生纸上铅印的活页资料带来，请学生干部和课代表分发给大家。王教授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讲“荘公寤生，惊姜氏”一句，竟讲了半个小时，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引人入胜。自那以后，我对古代汉语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教高中语文、组织高考复习备考以及本世纪初研究宋玉作品时，都深受裨益！
令人没齿难忘的还有教我们《语言学》的杨潜斋教授。杨教授中等身材，国字型的脸庞，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那抑扬顿挫的普通话伴之以惟妙惟肖的肢体语言，把我们带进语言学殿堂。有一次，在讲字词的重音和感情色彩时，他信手拈来一个故事──一天傍晚，两三位中年男、女教师在田野的小径上行走。突然，一位女教师大叫一声：“哎呀！蛇！”其余的慌忙躲闪。不一会儿，定睛回头，打开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一截横在路上的草绳……至今我还记得，当杨教授把嗓门提得又高又尖喊出“蛇”字时，他瞪着又大又圆的双眼，张得又大又圆的嘴巴，高高耸起双肩，双腿变成弓形颤颤发抖──一副惊恐万状的神态，吓得教室里鸦雀无声！而当他降低嗓门平缓舒展地吐出“草绳”两个字，同时眯起双眼闭上嘴巴，把头一歪，摊开双手──原来是虚惊一场。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同学们从杨教授那生动形象的演讲式的上课中，具体地感受并领悟到了语言的色彩、尺度和魅力。杨教授的课堂语言艺术，极大地吸引了我，使我在毕业后近40年的教学工作中和上10年的学术研讨中，多次赢得成功。
下午有3节课，多数是自习，有时是一、两节专业辅导课，当时很讲求教学民主、教学相长。辅导课以教学班为单位，一个班三、四十位同学，师生答疑问难，或对教学提出意见与要求，或就某一主题展开自由讨论。当年王庆生老师教我们的《文学概论》课。他是中文系的副主任，工作很忙，但仍能抽时间来辅导我们。有一次，庆生老师组织我们6103班的同学评论小说《耕云播雨》。起初大家互相观望，都不发言，像练气功一样屏气凝神地端坐着。也许因为我在班里年龄较小，“初生牛犊不怕虎”，加之从小就当学生干部，发言讲话不怯场，于是便打破沉寂，开了头一炮。我围绕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对小说主人公（山村女气象员）的塑造进行了分析。其中，对她的生活环境、音容笑貌、典型语言、泼辣举止、秀发飘飘等等，与6101班的女同学王一民作了对比讲述，顿时，生性爽朗的吴耀远同学忍俊不禁，“扑嗤”一声笑了起来，引发了满堂大笑，气氛顿时宽松起来。庆生老师也笑容可掬地频频点头，不失时机地因势利导，启发大家积极思考。王敏夫、伍明万、胡德林、范齐家等同学也相继发表了看法。最后，庆生老师恰如其分地点拨了几句，要言不烦，切中肯綮，让我们对黑格尔老人关于典型的“那一个”的精典论断，有了形象而本质性的理解。课后，庆生老师决定，由我担任了《文学概论》的课代表。自那以后，更增添了我对文学评论的兴趣，以致对大学毕业后分析语文课文、研究评论宋玉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自习、辅导课之后，是40分钟的课外活动时间，此刻，昙华林里又活跃起来。有的继续抢抓时间，沉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博采众家之长、吸吮着古今中外书籍报刊中的营养；有的步出教室、寝室到开阔处打篮球、排球、羽毛球；有的余兴未尽，三三两两地还在走廊里、小路上讨论着普希金的爱情与决斗，《红与黑》中于连的沉浮与可悲，以及李白的梦游天姥的洒脱与狂放；还有的则去理发、洗衣，在朴素中添加一些整洁和不大引人注意的漂亮……昙华林校区南门内的西边，是一处由6个篮球场连成的水泥地面的电影放映场。放映场西边与当时的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仅一墙之隔的是两间配电房，配电房上面有个阁楼，就是中文系团委会和学生会广播站所在。配电房的外墙，挂着一个投稿箱。到了下午课外活动时，我就带着从各年级团总支宣传委员那里收集起来的稿件，和王一民同学一起登上那数十级狭长匀称的石阶梯，穿过那个电影放映场，从投稿箱中取出新稿件，向值班的黄师傅打个招呼，他帮我们搬来小木梯，放稳支好，我率先爬上木梯，从楼板的洞口处爬进阁楼。然后转身，紧紧地握住尾随而上的王一民同学那娇嫩、柔软而温暖的右手，一把把她从木梯上拽上阁楼。阁楼里的陈设非常简陋，紧靠东面窗户的是一张脱了漆的办公桌，一台老式播音器，一个大头麦克风，连一个木凳也没有。我们总是扒在那办公桌面上审稿、编稿。晚饭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像晚会节目的主持人那样，站在那个麦克风前播音。广播站东北面那段狭长的石阶梯的尽头是一棵粗大的古树，树上架着一个高音喇叭；学生食堂里、我们的教室和宿舍区组成的四合庭院中各有一个小型扩音器。我们那洋溢着阳刚之气和阴柔之美的播音及其多彩的内容，可覆盖整个校园，在昙华林上空荡漾──传递着各年级的动态要闻、教学班里的好人好事、对时政的扼要评说和对生活的纵情歌唱……40分钟的播音结束后，便赶回寝室就餐。王一民和骆艳龄、马素华等女生一样，是学习成绩优秀、出类拔萃的高材生，并且容貌、身段娇美。她的晚饭自然是有人乐意从食堂里代买、带回。我的饭菜，当然也不愁，有男生帮忙打点。同寝室的胡家祥、伍明万、黄光福、刘书淼等都是助人为乐的热心肠。胡家祥，来自孝感，个头不高，但两眼炯炯有神，乌黑的头发常常一丝不苟的梳理得整洁而样式可观；学习认真，言行可亲。我当过他的入团介绍人。伍明万，宜昌人，俊美的身材，戴一副轻度近视眼镜，使那白晰的脸庞显得格外清秀，恰似在上海时瞿秋白的形象，举止温文尔雅，记忆力特好，当年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发表后，他很快就能一首首地背诵出来。黄光福，随县人，中等个儿，明亮灵活的大眼睛，带着泥土芬芳的大洪山区的纯正口音，使他那刚直、爽朗、大度、豪情壮志、永不言败的浩然正气显得特别可亲可爱。他是我班的出色诗人。他那首长诗《太阳同乌云的决战》，寓意高远，语言铿锵，气势磅礴，令人难忘。刘书淼，咸宁人，个儿高，腰身粗、臂膀宽而圆，红朴朴的大脸盘上活动着浓眉大眼，气度非凡。他是中途和张玉权、孙瑶珍、赵陵莉等同学一起从教育系转到中文系来就读的，言不多，生性善良，学习努力……那些年，互助互帮的同窗，实在不胜枚举。其中，熊长英、张伏珍、徐湘兰、赵陵莉、郭金凤、杨世凤、黄丽璋、於美珍等女生，在日后学习**时多次主动地利用休息时间帮男生洗衣洗被。陈奎彦、汪昌松等为同学理发等所呈现的友爱、热忱和真诚，常常从记忆的仓库里闪现在眼前，感人至深！
（程本兴，1961年入中文系。湖北省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曾任宜城市第一中学教育教学科研处主任）
从“奇怪的日记格式”说起
【周年丰】
我1960年到1964年在华中师院读书时，曾是武汉晚报的忠实读者，也偶尔在该报上发点豆腐块文章。有一篇百字文令我难忘，它就是“奇怪的日记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