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元义
台湾诗人非马有一首名为《鸟笼》的诗：“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
有人在把握这首诗时指出，如果写成“把自由还给飞鸟”，可以说那并不是诗。而现在诗人这样加了一个“笼”字，虽然只有一字之多，却化腐朽为神奇。鸟笼使鸟失去了自由，但鸟笼就一定轻松自在吗？某种意义上讲，鸟笼比鸟更不自由。因此，他提出了解放鸟笼这个理想，认为放走飞鸟，或许首先解放的正是自己。
的确。诗人希望这个世界都是自由的，没有谁囚禁谁，没有谁束缚谁，没有谁管制谁，没有谁监视谁，没有谁压迫谁。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是，事与愿违，“鸟笼”根本不要这种自由。
而“鸟笼”为什么拒绝诗人赠予的这种自由呢？首先，这是飞鸟和鸟笼的现实关系所决定的。飞鸟和鸟笼的自由是不同的。鸟笼是为“禁锢”飞鸟而产生的。也就是说，鸟笼的目的和存在就是为了“禁锢”飞鸟。飞鸟的自由是挣脱鸟笼的“束缚”，而鸟笼的自由是“禁锢”飞鸟，而不是废弃不用。飞鸟有了自由，鸟笼就不自由了；而鸟笼有了自由，飞鸟就失去了自由。因此，认为还给鸟笼自由就是还给飞鸟自由，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飞鸟要想真正获得自由，不是解放鸟笼，而是废除鸟笼。
其次，这是飞鸟和控制鸟笼的人的现实关系所决定的。鸟笼不过是控制鸟笼的人禁锢飞鸟的工具。真正禁锢飞鸟的不是鸟笼，而是控制鸟笼的人。如果只是“解放”鸟笼，就很不彻底。因为解放一种禁锢飞鸟的“牢笼”，还会有其他禁镏飞鸟的“牢笼”产生。因此，鸟笼是不能完全承担控制鸟笼的人的罪过的。而在现实生活中，飞鸟与控制鸟笼的人是不平等的，在禁锢中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即使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感受是相反的。因此，无产阶级追求解放，而有产阶级则反对解放。飞鸟与鸟笼、被囚禁的人与囚禁别人的人，被束缚者与束缚他人者、为人管制与管制者、受人监视与监视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平等的，在对囚禁、束缚、管制、监视的感受上是不同的。而还自由给鸟笼与囚禁别人的人、束缚他人者、管制者、监视者不过是助纣为虐而已。
其实，提倡解放鸟笼的人不是不清楚这样的现实状况，即解放鸟笼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而把不自由强行“送给”飞鸟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普遍现象。他们之所以一再地提出解放鸟笼，还是因为他们一心一意地为鸟笼设想，看不到飞鸟的抗争。还是把立足点移过来吧，和飞鸟一起，丢掉幻想，废除鸟笼，争取自由。
居易与居不易
2010年1月，终乘湖南理工学院成立何建明研究所这个机会，我参观了余三定的私人藏书楼——南湖藏书楼。
南湖藏书楼共4层，占地面积240平方米，建筑面积960平方米，可藏书10万余册，现有藏书3万余册。楼内设图书和期刊两类藏书室8个，其中有2个特色藏书室，一为北大版典藏室，全部收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类学术著作；二为题签本珍藏室，主要收藏当代学人、作家赠送的题签本。看到我的七部文艺理论著作摆放在题签本珍藏室书柜一格，既感动，也感慨。感动的是，在这个热衷强弱、不辨是非的时代，思想还能在这里找到崇高的位置；感慨的是，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基本绝迹的私人藏书楼居然在中等城市出现。与余三定拥有四层私人藏书楼相比，我虽然学历高，著述丰，但至今连相对独立的书房也没有，只能蜗居房角。的确，在文艺理论人才出现严重断档的当今中国，这种情景似乎难以想象。然而，这却是事实。首都北京居不易啊！
公元787年，唐代贞元三年，年仅十六岁的诗人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读了《赋得古原草送别》前四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名声大振。”如果白居易在长安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唐代很可能少了一位大诗人。而唐代之所以人才辈出，是因为它具有人才成长的适宜土壤。长安虽然米贵居住不易，但是有才的人却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居易。而在当今中国首都北京居高不下的房价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人才，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这种杀鸡取卵而不是养鸡生蛋的发展方式迟早会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引进死胡同。正如市场，市场繁荣就会引起摊位租金的上涨，如果我们为了收取更多的摊位租金，那么，就会遏制更多的商家迁入，结果导致市场萧条。而维护摊位租金的稳定甚至略微下降，将会引来更多的金凤凰，市场更加繁荣，物流更加快速，商品更加丰富，交易更加活跃，这样，税收就多，而不是紧紧盯住摊位租金这个收入上。近些年来，有识之士不断追问中国当代社会为什么缺乏具有世界地位和世界影响的杰出人才？很多人都把这个缺失归罪于教育。这不过是以局部问题掩盖全局问题而已。天才不是学校能够完全培养出来的。人才尤其杰出人才，主要不是在学校里成长，而是在社会上成长。因此，当今中国为杰出人才的匮乏而追究教育之过，不过是本末倒置。其实，贺敬之等的歌剧《白毛女》所反映的白毛女与黄世仁的关系在20世纪后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似可看出端倪。
白毛女与黄世仁的关系从20世纪40年代的对抗和斗争的关系到当代白毛女纷纷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中国当代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不是改变不合理的现存秩序，而是在不改变不合理的现存秩序的前提下从下层阶层分化出来跻身到上层阶层而已。因此，中国当代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不但没有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反而强化了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这些年，当代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国民财富总体是极大增长的。但是，却出现了绝大多数人“干得多挣得少”而极少数人“干得少挣得多”的现象。在初次分配上，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运营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当代中国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很突出。其实，人们在房价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猛涨中就可以强烈的感受到：谁先拥有雄厚的资本，谁就可以猛发横财。而勤劳难以致富时，中国当代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的现象就“不得不”频发了。可是，人当尊严都丧失时，遑论尽其才。有些优秀人才虽然甘居蜗居，但他们的思想恐怕很难走出蜗居。觅渡，觅渡，渡在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