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
一
记叙体的文章在中国旧文苑里，可真不少，然而竟难找一篇完美的自叙传。中国的所谓文人，不但没有健全的历史观念，而且也没有深厚的历史兴趣。他们的脑神经上，似乎凭了几个荒谬的印象（如偏正、大小等），结成一个名分的谬念。这个谬念，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流传，结果便害苦了中国人，非特文学美术受其害，及历史亦然。他们先把一切的事情分为两族，一正一偏，一大一小……这是“正名”。然后再甄别一下，与正大为缘的是载道之文，名山之业；否则便是逞偏才，入小道，当与倡优同畜了。这是“定分”。
申言之，他们实于文史无所知，只是推阐先入的伦理谬见以去牢笼一切，这当然有损于文史的根芽，这当然不容易发生自传的文学。原来作自传文和他们惯用的“史法”绝不相干，而且截然相反。他们念兹在兹的圣贤、帝王、祖宗……在此用他们不着；倒是他们视为闲情别致的，反有关身心性命之微，有涉于文章之事。所以前人以为不足道的，我们常发见其间有真的文艺潜伏着在，而《浮生六记》便是小小的一例。
此书少单行本，见于《独悟庵丛钞》及《雁来红丛报》中，共有六篇，故名六记：《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今只存上四篇，其五六两篇已佚。作者为沈复，字三白，苏州人，能画，习幕及商，生于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八），卒年无考，当在嘉庆十二年以后。关于作者之生平及生卒年月之考查，略叙如此。此书虽不全，今所存四篇似即其精英，故独得流传。《中山记历》当是记漫游琉球之事，或系日记体。
《养生记道》，恐亦多道家修持之妄说，虽佚似不足深惜也。就今存者四篇言之，不失为简洁生动的自传文字。
《闲情记趣》写其爱美的心习，《浪游记快》叙其浪漫的生涯，而其中尤以《闺房记乐》、《坎坷记愁》为最佳。第一卷自写其夫妇间之恋史，情思笔致极旖旎宛转，而又极真率简易，向来人所不敢昌言者，今竟昌言之。第三卷历述其不得于父母兄弟之故，家庭间之隐痛，笔致既细，胆子亦大。作者虽无反抗家庭之意，而其态度行为已处处流露于篇中，固绝妙一篇宣传文字也。原数千年中家庭之变，何地无之，初非迩近始然，特至此而愈烈耳。观沈君自述，他们俩实无罪于家人，而家人恶之。此无他，性分之异，一也；经济上之迫夺，二也；小人煽动其间，三也。
观下文自明。
“实则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始以为惭，继成不期然而然。”
“芸欣然。及晚餐后，装束既毕，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忽变卦曰：‘妾不去矣。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
余怂恿曰：‘……密去密来，焉得知之？’芸揽镜自照，狂笑不已。余强挽之，悄然径去。”
（均见卷一）
“余夫妇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质，始则移东补西，继则左支右绌。谚云：‘处家人情，非钱不行。’先起小人之议，渐招同室之讥。‘女子无才便是德’，真千古至言也！”
“不数年而逋负日增，物议日起。老亲又以盟妓一端，憎恶日甚。……芸病转增，唤水索汤，上下厌之。……锡山华氏，知其病，遣人问讯。堂上误以为憨园之使，因愈怒曰：‘汝妇不守闺训，结盟娼妓；汝亦不思习上，滥伍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忍。姑宽三日限，速自为计，迟必首汝逆矣！’芸闻而泣曰：‘亲怒如此，皆我罪孽。妾死君行，君必不忍；妾留君去，君必不舍。……’”
“余因呼启堂谕之曰：‘兄虽不肖，并未作恶不端。若言出嗣降服，从未得过纤毫嗣产。此次奔丧归来，本人子之道，岂为产争故耶？大丈夫贵乎自立，我既一身归，仍以一身去耳！’”
（均见卷三）
放浪形骸之风本与家庭间之名分礼法相枘凿，何况在于女子，更何况在于爱恋之夫妻，即此一端，足致冲突；重以经济之，小人之拨弄，即有孝子顺孙亦将不能得堂上之欢心矣。故此书固是韶美风华之小品文字，亦复间有凄凉惨恻语。大凡家庭之变，一方是个人才性的伸展，一方是习俗威权的紧迫，哀张生于绝弦，固不得作片面观也。
因此联想到中国目今社会上，不但稀见艺术之天才诞生，而且缺乏普遍美感的涵蕴。解释此事，可列举的原因很多。在社会制度方面，历来以家庭为单位这件事，我想定是主因之一。
读《浮生六记》，即可以得到此种启示。
聚族而居的，人愈多愈算好，实在人愈多便愈糟。个人的受罪，族姓的衰颓，正和门楣的光辉成正比例，这是大家所审知的。既以家为单位，则大家伙儿过同式的生活，方可减少争夺（其实仍不能免）；于是生活的“多歧”、“变化”这两种光景不复存在了。单调固定的生活便是残害美感之一因。多子多孙既成为家族间普遍的信念和希望，于是婚姻等于性交，不知别有恋爱。卑污的生活便是残害美感之二因。依赖既是聚族而居的根本心习，于是有些人担负过重，有些人无所事事。游惰和艰辛的生活便是残害美感之三因。礼教名分固无所不在，但附在家庭中的更为强烈繁多而严刻，于是个性之受损尤巨。规行矩步的生活便是残害美感之四因。其他还多，恕不备举了。
综括言之，中国大多数的家庭的机能，只是穿衣，吃饭，生小孩子，以外便是你我相倾轧，明的为争夺，暗的为嫉妒。不肯做家庭奴隶的未必即是天才，但如有天才是决不甘心做家庭奴隶的。《浮生六记》一书，即是表现无量数惊涛骇浪相冲击中的一个微波的银痕而已。但即算是轻婉的微波之痕，已足使我们的心灵震荡而不怡。是呻吟？是怨诅？
是歌唱？读者必能辨之，初不待我的哓哓了。在作者当时或竟是游戏笔墨，在我们时代里，却平添了一重严重的意味。但我相信，我们现今所投射在上面的这重意味的根芽，却为是书所固有，不是我们所臆造出来的。细读之便自知悉。
是书未必即为自传文学中之杰构，但在中国旧文苑中，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篇著作；即就文词之洁媚和趣味之隽永两点而论，亦大可以供我们的欣赏。故我敢以此小书介绍于读者诸君。
一九二三，十，二十，上海。
二
重印《浮生六记》的因缘，容我在此略说。我幼年在苏州，曾读过这书。当时只觉得它可爱，而未审可爱之所在。自匆匆移家北京，流转数年，不但诵读时的残趣久已荡为烟云，即书的名字也若存若亡，汩没在忆后了。去秋在上海，与颉刚、伯祥两君结邻，偶然谈起此书，我始恍然追味出昔年得读时的情趣来。
他们各有一部——颉刚的是《雁来红丛报》本，伯祥的是《独悟庵丛钞》本——都被我借来了。因有这么一段前因，自然重读时更易得我的欣赏，而且这书确也有迷眩人的魔力。我们想把这种喜悦遍及于读者社会，于是便想把它重印。在去年十月，我在《文学》上发表一篇《拟重印〈浮生六记〉序》（即序一）；后来又就本书所载事实之年月可考者，排比成一年表；将伯祥的“独悟庵本”（是本书的初印本）校勘标点。这书颇觉粲然可观，遂由朴社刊行。这就是重印本书的一段因缘。
去年做的那篇序，自己很不惬意；因它只发挥了一大堆读后对于家庭社会的杂感，并未曾将《浮生六记》的精英撷出。做序本不容易。如复说书中所有，读书即可，无劳看序。如另说一番闲言闲语，则书自书，序自序，何以见得定是这书的序呢？所以在这书实行重印时，我另外写上一点，以弥补从前的缺憾。
《浮生六记》的作者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这一点很可注意。统观全书，无酸语，无赘语，无道学语（《养生记道》已佚，不敢妄揣）。
风裁的简洁，实作者身世和性灵的反映使它如此的。我们何幸，失掉一个“禄蠹”式的举子，得着一个真性情的闲人。他因不存心什么“名山之业”、“寿世之文”，所以情来兴到，即濡笔伸纸，不知避忌，不假妆点，本没有徇名的心，得完全真正的我。
处处有个真我在，这总是一篇好的自叙传，又何烦我斤斤以告诸君呢？
文章事业的完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我们莫妙于学行云流水，莫妙于学春鸟秋虫，固不是有所为，却也未必就是无所为。这两种说法同伤于武断，同不合事实。无论那一样事情的发生本没有简单的，又何况于文艺的创作时呢。古人论文每每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病含混，我却赏其谈言微中。
陆机《文赋》说：“故徒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这是绝妙的文思描写。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着意，着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记得宋周美成的《玉楼春》里，有两句最好，“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馀黏地絮”，这种况味正在不离不着之间。文心之妙，亦复如是。
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千雕百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
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他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所以不和寻常的日记相同，而有重行付印，令其传播得更久更远的价值。
我岂不知这是小顽意儿，不值当作溢美的说法；然而我自信这种说法绝非溢美。想读这书的，必有能辨别的罢！
一九二三，二，二七，杭州城头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