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城外】
故宫——昔日的紫禁城，自1925年成立博物院以来，一直是中国老百姓注目和津津乐道的地方。这里不仅拥有现存规模最巨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拥有最丰富的历史艺术杰作和宫廷珍品，而且拥有一批堪称“国宝”的大师级文物专家。
1969年秋，单士元老先生随故宫“大部队”下放咸宁时，已经六十有二，早已过了眼下的退休年龄。自燕京奔鄂南，不禁让人顿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之慨。当咸宁甘棠一带憨厚敦实的农民听说向阳湖干校有不少学员来自红墙黄瓦的紫禁之地时，纷纷赶来瞧热闹，看稀奇哩！
在国家非正常的年代，彼时情景，热闹说不上热闹，稀奇却称得起稀奇。单以单老生平为例，便足以说明。1924年11月5日，“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大门，执政的民国政府成立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年方十七的青年布衣单士元就参与了清宫旧藏文物的点查工作。次年10月10日，作为院中工作人员，他有幸出席故宫成立的盛典。由于长时间在故宫图书馆、文献馆从业，得以尽窥宫廷之秘。1930年至1934年，单士元就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生，毕业论文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补写了《清史稿·表》中之阙；其后又发表《档案释名发凡》，成为历史档案学的开拓者。同时，他还是第一个古代建筑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的早期成员之一。建国后，长期担任故宫主管业务的副院长，至今仍是在编的顾问。单老还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和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由于他是唯一与故宫相伴七十多年的“元老”，亦可视作无人可匹的“中国之最”。
言归正传，我来到旧鼓楼小石桥11号单老家，坐定以后，单老夫人黄新热情端上茶水。我环视客厅四周，满是古色古香的旧家具。因为事先已在电话里联系好，单老有所准备，开口便风趣地说：“那时你们咸宁的甘棠正街上有个供销社，我们都称那里是‘王府井’……”接着，老人缓缓追忆起悠悠往事。他只身一人到向阳湖之前，先在嘉鱼住过一段时间，1971年又从咸宁转往丹江。初来甘棠时，很凑巧，单老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下来的沈从文先生同住一室，由于他的行李未到，沈先生借了部分日常生活用具给他。两人过去都属文物口的，沈先生曾于1956年初冬应故宫之聘，到织绣研究组任业务指导，和单老是老相识，因此时常一起聊天、散步。在干校，以前是什么家务都不会做的雅士，不得不适应新环境，烧水、割谷、修坝，盖屋、放牛、养猪，什么活都干过，单老左手小指头因过度劳损而骨折，至今不能伸直。尽管如此，现已年近九十的老人无怨无悔，反倒以轻松的口吻提及在嘉鱼江岸上看江鸥翱翔，在甘棠乡间听飞鸟鸣叫的情景，洒脱的神态显现出一派老庄遗风。
接着，他关切地问，咸宁现在是县还是市？文化部干校的印刷厂和医院旧址还在不在？我一一作答。他又笑着问起甘棠是否真的成了繁华的“王府井”，我一时语塞，随即转移话题，介绍起自己采访冰心、萧乾、臧克家、楼适夷、张光年、严文井、韦君宜诸老的情况。单老一边耐心听着，一边插话道：“你把这一流的名人都找到了，不简单！而我只能算四五流的。”我自然对老人的谦虚不敢苟同。他无心解释，继续阐述道：“你们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的工作值得做，应该做。‘文革’中那么多文化名人到了咸宁，可以说极一时之盛。像冰心，这样的大家哪儿找去？还有其他名流，数不胜数。重温那段历史，不无借鉴意义。否则过去的事也就过去了，如果你们没出题目，谁也不会写，你今天不来提醒，我也不会回忆。你们是在做‘抢救文物’的工作，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愿尽力支持。”
良言一席，沁人心脾。忽然，我瞥了一眼墙上悬挂着的一个玻璃镜框，里面夹着单老1936年3月4日荣获的研究生论文审查证书。这张六十年前由蒋梦麟、胡适颁发的文凭，清一色的小楷写就，实属隋珠和璧，令我大饱眼福。于是，我请单老再谈点专业方面的见解，他爽快地答道：“我在文物界干了七十年，但称不上鉴定家，主要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史。我欣赏文物，却不收藏，更不买卖。这是干我们这行订下的清规戒律。如果你是专家，却又收藏文物，那就说不清楚。还有一条，我从来不带手杖进文物陈列室，更不进库房，这也是我们搞文物的规矩……”
我被单老无私、敬业的崇高境界所深深感染！正想进一步请教，接受更多的熏陶，不料临时来了电话约单老外出，我只好请老人日后抽空写点回忆文章并为咸宁题字，便匆匆告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