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文学的整体格局总体趋向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作家在小说创作观念上，秉持一种面向现实、切入人生的比较直接的社会价值取向，自觉或是非自觉地延续着一种追随时代、介入当下的创作热情，以及严肃的写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很多作家将创作的观照视点集中于现实生存领域，在小说题材和主题的审视取向上与社会的敏感区和公众的关注点相契合，也因此在当代文坛频频激起阅读和评论热点，许多文学话题，诸如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新写实”，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关怀”，再到后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底层叙事”等，都与湖北的小说创作有关。
尽管“介入”当下现实，近距离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变革，这种创作的倾向和创作成果在湖北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介入当下、跟随时代的潮流去追踪表达中国的社会世情，也是许多湖北作家创作的自觉追求。20世纪80年代末问世的《风流巨贾》，最早地跟随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潮头，表现了个体商户的经营活动与生活，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汉正街由此名扬天下。
蒋杏的《走进夏天》以国有大型纺织企业的改革为切入点，真实地再现了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体制和现实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国有大型纺织企业是国企改制中最早受到冲击的行业，也是中国改革中的重点之一。《走进夏天》所展现的问题是具有普泛概括性的。
杜为政的《大风》将审视的目光集聚于棉纺织厂和大型钢铁企业的改革，由此表现了城市改革的艰难过程。小说有现实基础，题材明显地取自武汉这座城市。小说中国棉八厂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宣布破产后被台商收购，工人下岗待业，这是改革的代价，在他们再就业与新发展的过程中，既充满了艰辛也给人很温暖的感动，在写人叙事上颇见功力。
郭襄的《鬼墙》以改革开放后的南方某钢铁公司西野铁矿为背景，表现了城乡和工农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研究生出生的宗廉，踌躇满志地走上了矿长的岗位，欲施展自己的才干，实现宏伟大业，却发现他的改革尝试困难重重，到处都有“鬼墙”的阻碍。小说写到了当地农民对矿井的抢夺挖采，对矿山设备的盗窃和破坏，敏锐地指出企业与地方的这种纠纷看似是“工农矛盾”，实际是“政企矛盾”，也是地方主义的不正之风的一种表现形式。小说通过情节和人物叙事，对政企不分的行政纵向管理以及条块分割体制进行了揭示，要求企业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要求打破地方壁垒，简政放权。其实，在今天看来这部1991年问世的小说所揭示的这些内容，都是很有现实冲击力的，触到了社会问题的纵深。
徐世立的《儿科医生》以医院改革为契机，着力表现了在社会转型期这样一个急速变化、人的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和解体的大背景下，几代医务工作者所产生的种种困惑，既表现了他们对医学研究、对病患所保持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尚的救死扶伤精神，以及对医德和社会良知的坚守，同时也反映出他们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和妥协。
刘醒龙的《天行者》叙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特殊群体“民办教师”。让人看到了他们令人感叹和心酸的生存状况。《痛失》以对当今乡镇和县城生存境况的深入洞察，对底层生存困境和官场欲求做了深入细致地叙写。
董宏量的《遍地黄金》比较早地写了个体书商，这是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的过渡性的人物，也表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全民“下海”的潮流中，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所受到的各种冲击与碰撞。
阳生的《组织部长和他的同事们》可以和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有一拼，同样涉及到了省委机关大院的社会生活，小说以省委组织部这一人事最高部门为观照对象，写了包括省委书记冷子冰、省长等一批高级干部，围绕着干部任免的“上”与“下”，把各种矛盾聚焦在一起，展示了现代官场的各种现象，不熟悉省委机关大院生活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这也提示了阳生的特殊身份。
唐镇的《同一条河》首次将文学的观照视野投向了一块尚未被深入发掘的领地，追溯到人的自然生命的源头，对制约着人的性格行为的基因组序展开了探索。体现出一种对生命内在自我和本我的理解认识，对人性的二重性及犯罪心理，做了一定的创作尝试。
当然，介入当下的小说还有很多，有些我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做了分析阐释，像王建琳始终立足于“当下”的农村现实，积淀了他人所不可援用的乡村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写了数部新农村题材的小说，近距离地反映了乡村中的三农问题。刘心明的《八品乡官》，对中国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遇到的问题，做了最真实的刻画。
改革潮流中的汉商与汉商文化
任常的《风流巨贾》很特别，一是它最早地表现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个体商户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面貌，二是作者的特殊身份，也使这部作品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任常本人王仁昌就是汉正街的个体商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激荡汹涌之时，跃上了时代潮头的弄潮儿，是汉正街最早的一批“万元户”。因此，这部由亲历者创作，对汉正街小商品市场进行深度写实叙事的长篇小说，在1989年问世时是具有唯一性的，成为当时很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
汉正街，之于汉口这座东方名镇，几乎可以说是孕育发轫的胚芽。正是因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顽强生存力，以及绵延百年的商业活力，催生了汉口朝着名闻遐迩的商业大镇的方向迅速成长。这条古老狭窄的小街，以其无可替代的历史魅力和商业价值，在汉口漫长的城市发展史上镌刻上了一枚显耀的徽章。
但是在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汉正街无可奈何地沉默了。适逢改革开放肇始，市场经济的大门稍露缝隙，汉正街便迅速地恢复了生机，以致引领了全国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改革开放的潮头。时代的造化注定了汉正街又一次的“青史留名”，在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上重重地烙上了自己崭新的印记。
《风流巨贾》在当时引起普遍关注，首先是题材的特殊性和新颖度，这归根于任常的经历和对所表达对象的熟稔。在这部差不多形似半自传性质的作品中，任常以细致的笔触对汉正街这条虽则大名鼎鼎，但在外人看来却似雾里看花、不明就里的芜杂世界作了一次纵向的、横向的，以及由表及里的全方位写真。这条古老街道重新焕发活力后的喧哗与骚动，熙攘的人流所承载的万花筒般的各色面孔，在任常的笔下一一信手抹过，一切都栩栩跃动、灵性十足，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零距离观察汉正街真实状态的最佳窗口。
中国社会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中，始终存有“轻商鄙贾”的偏见。三十年计划经济时代，这一偏见达到了顶峰。商贾群体在秉持这样的偏见观念的社会环境中注定无法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被整个社会边缘化似乎是他们顺理成章的宿命，更遑论汉正街上经营小商品交易的个体商户，其社会地位可想而知。《风流巨贾》的作者怀抱一种几近悲怆抗争的情绪，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汉正街，要让社会公正地认识被偏见异化了的汉正街的个体商户群体。
小说的背景设在改革开放之初，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再度开放，小商品个体经营者潮水般涌进了这条商业老街，主人公陈思翮带着一种极其矛盾和无奈的心态“下海”了。陈思翮决心“下海”所表现出来的痛苦，恰恰是改革之初整个社会不适应症的折射。改革开放的阵痛与曲折，首先体现在全社会的价值理念和传统思维的转变。近三十年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筑就的群体思维定势，对改革开放持有的态度也是各异的，清醒的、模糊的，有意识的、下意识的，更多地是全方位地抵触和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观念遭遇到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其结果便是制造了大批类似“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不三不四赚大钱”的社会抱怨。虽说在现今看来这只是改革初期人们无法回避的“换脑”的纠结，但在当初毕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环境，这对于抢身于汉正街——市场经济最直接的激流中的陈思翮们来说，精神上的背负之重是可以想见的。
针对“暴发户”、“不三不四”一类的不屑，小说企望为汉正街讨个名份，为汉正街上的个体商户群体争得公正的主题意识，在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表现也是十分强烈的。任常为此不惜笔墨，用大量篇幅详细记录了主人公陈思翮一家，从摆一个小人书的小摊起始，逐渐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式的艰辛创业历程。因为作者的亲历背景，这些段落的细致和真实，营造了作品独特的鲜活感。尤其是表现陈思翮下海摆摊第一天的情景，任常把陈思翮的那分紧张、兴奋、期待，忐忑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在写到他有生以来做成第一笔生意的情形时，几乎要为作者叫绝了：“这笔生意做成了，一下赚了两元钱。思翮接过一百七十二元钱，手都有点发抖，接着数了两遍，这才放好。”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而这恰恰是汉正街的所谓“暴发户”们最初起步的典型写照。往往有这种情况，人们对自己所经历的极度的艰难坎坷，大凡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回望这些记忆时，常常是怀着一种膜拜的虔诚，小心翼翼，惜爱有加。任常对陈思翮一家由小到大的转折性一单生意的描述，便溢满了这种情感。陈思翮偶然得知一家快要倒闭的国营纽扣厂存有大量卖不出去的压库纽扣，便打通种种关节，把这些压库产品廉价购回，发动全家人，清理残次，擦洗抛光，分拣装袋，“陈氏一家老小，就这么起早贪黑地赶这，每天平均要做十八小时的活！思翼、思翔和两个小伢只算两个人头，则总计要搞九十个工时，以每天平均五十元毛利来算，一小时不过五角五分钱。有病自己掏钱，老了无‘劳保’，盈亏不定，朝不保夕，这种为生存的苦挣扎，有谁为他们划算过呢？”陈家凭着难以想象的艰辛劳作，仅靠纽扣就创造了当时汉正街上所有个体商户的最高利润记录。任常的这段沾血带泪的真情叙写，读来不胜唏嘘，震撼心扉。令人不禁要想，这样的汉正街人，不是随便哪个“不三不四”的人就能做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这样的“暴发户”的，这也许就是这部小说最值得赞许的价值体现。
《风流巨贾》的作者除了汉正街个体商户的亲历背景外，还有一重当时汉正街商户少有的特殊身份，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正是这一特殊身份，使这部小说在主干思想上陷入了困惑和矛盾。可以看出，任常赋予主人公形象塑造的理想，是清者自清，出污泥而不染。但是这个立意本身就暴露了作者潜意识中的自卑所导致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即把汉正街不自觉地置于等而下之的“底层”的概念上。小说一开始就把主人公陈思翮的“下海”摆摊定位为“万般无奈的选择”，既不能“坐在堂皇的学府深造学习，又不能进一个像样的国营单位，乃至连个居委会办的婆婆妈妈工厂都保不住。”于是到汉正街上去摆摊就成了求生存的最低选择。这种预先设置的人物基调，给作品的主题展示造成了失衡和混乱，从而把主人公的人生轨迹模糊在积极进取和泥淖挣扎的纠结中，作品旨在还汉正街人一个公正形象的诉求表达，也因为主人公形象塑造的矛盾而失于消减。尽管说这种认识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不能以此去批评作品，但也不能不看到任常自身的一些局限，他对汉正街和汉正街人的主题解剖缺乏高屋建瓴的视角，能沉下去，却跳不出来，以至使整部作品在构架上耽于琐屑的记录，缺乏谋篇布局的艺术气度，造成小说的小气和平直的缺憾。比如，对当时汉正街因为历史的原因所存留的种种负面表象，任常在认识上便表现出了缺失。自由商业市场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断层段，对市场交易规范和契约准则的陌生化，使得突然间开放的自由商品交易的市场氛围犹如醉氧效应，给初期的汉正街市场带来了一时不能适应的迷茫，规则失范后的乱像也给这个具有改革标杆亮点的典型街道蒙上了阴影。而作者对这阴影的揭示，不仅停于表面和概念化，甚而对汉正街种种乱象的描绘，下意识地陷入了津津乐道、把玩展示的情绪中，这给作品带来了伤害，多少有些降低了作品的品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风流巨贾》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最早反映个体商户的小说，也是位业余作者的作品，但作品在表现改革潮流中的汉商与汉商文化方面的确是开先河之作，单从这一角度讲，《风流巨贾》就具有了留存价值。
市场经济冲击下的仁心坚守
徐世立的《儿科医生》问世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这一时间段，对历经改革开放进程近二十年的中国来说是个特殊的转型期，市场经济的理念正以强劲之势冲击着各行各业人们的头脑，而经济大潮的涌动，不可避免地激发起人们对物质、金钱追求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迷惘和混乱。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开始在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显露出来，甚至附带地泛起一些历史的沉渣。在这种以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为主流的社会氛围中，关乎人类普世价值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良知，自然地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在此背景下成章的《儿科医生》，就紧随社会情势，抓住这些特定时代所赋予的十分适合长篇小说表达的诸种冲突元素，以宏大叙事的架势就此展开了多重内涵交织的小说叙事。
《儿科医生》预设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件作为开头，小说的主人公同仁医院的儿科主任白人初，一个纯粹到几乎另类的楷模级医生，令外人不可思议地在63岁高龄上，毅然决绝地跃入官场角逐的漩涡，执意要竞选同仁医院院长，由此构成了小说故事的主干。这场竞选之所以有点“匪夷所思”，是因为在70年代后的二十年里，德高望重的老院长钱煌曾三次提出，希望白人初担任副院长和院长，都被他婉拒。甚至钱煌在沉疴不起时第四次请他出山，白人初都没有在老院长生前明确地答应他的最后请求。白人初是个数十年干干净净行医，老老实实做人，视名利金钱如撇履的“白衣圣徒”，他一生不肯流俗，不愿为官，显得孤傲和不可亲近，但病人喜欢他，他医术高超，一辈子只做了值了几十年夜班的主任，他所带领的一百多人的儿科是全国一流的儿科，在省内外都名声响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