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陆耀东先生八十华诞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湘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从湖南到武汉，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似乎我命中注定和这座城市有一段缘分。1997年我考入湖北大学攻读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这是我求学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前，我一直在湘南老家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生活倒是悠闲，有很多属于个人的时间在空洞中滑过，有时在夜晚的辗转反侧中枕着山中的月光，会隐隐地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人生虚无感，有时在空濛的月色下独自漫步，这种感觉会来得更强烈一些。在这种难以言表的心境中，我决心走出去，那时唯一的途径只有考研。我以勤奋弥补自己的愚钝，另有好友和同事的再三鼓励，终于如愿以偿。在湖北大学的三年学习中，我的研究兴趣慢慢由文艺学转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可能与我的文学梦有关，我以为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更接近当下文学的现场，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由于我的理论思辨能力不强，对于理论语言的运用总是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我决定改变研究方向，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这个决定实在是出于一个“乡下人”的朴素理解，我却因此在硕士毕业的那年顺利考入武汉大学，如愿在陆耀东先生的门下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
陆先生是我非常仰慕的学者，我在湖北大学的图书馆里借阅过他的《中国现代四作家论》等论著，还曾耳闻他对学生的严厉在武大非常出名。因此，当我第一次给陆先生打电话表达我的报考意愿时，紧张得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好在话筒里传来的先生的声音显得亲切而随和，才使我镇定下来把话说完。记得入学考试大约是在2000年3月的中旬，最后一门课程考完后，我刚刚走出考场，就接到考务人员转达的一个通知，要报考陆耀东先生的所有考生赶到梅园山庄去，陆先生要在那里宴请我们。这对我们考生是一个完全意料不到的惊喜！那个考务人员告诉我们，陆先生今年七十岁，这是他最后一次招收两个博士研究生，你们考生中也就只有两个幸运者，陆先生这次宴请你们，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带有纪念的性质，因此，你们每个人又都是幸运的。当我们赶到梅园山庄时，陆先生和师母谢韵梅教授已在一个大包厢里等候我们。陆先生个子不高，前额宽阔，须发银白，衣着朴实而随意，他给我的印象非常符合我理想中的学者形象。他和蔼地和我们每一个人握手，和师母一起安排我们入座。在吃饭的时候，他说的话并不多，也没有询问我们的考试情况，只是一直笑呵呵地看着我们，不停地示意我们吃菜。我觉得他是一个可爱而且有点天真气的老爷子，并不像传闻中那样严厉。陆先生的弟子们背地里叫他“老爷子”，据说并不仅仅和他的年龄有关，更和他的严厉有关，我是在入学之后才开始领略到陆先生的严谨和严厉的。说起陆先生的这一次宴请，我至今仍心怀一份感动，陆先生在这次宴请中并没有表白什么，他说的话普通而平和，没有宣讲什么大道理。席间谈人生谈学问，陆先生都是点到即止，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一个前辈著名学者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和对年轻学人的真切期望。
我在武大三年的学习基本上是按部就班进行的。住处是在枫园，紧靠珞珈山，离东湖也只有百步之遥，在学习困倦之余，到珞珈山和东湖边上散步都极方便，因此，在生活的单调和重复中也就还有那么一点诗意。那时的枫园还保留一点田园乡村的风味，树木苍郁，终日极安静，确是一个学习和研究的好地方。武大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果然是名不虚传，我想主要是得山水之助。董必武老先生曾经慨叹：“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我当时为有这样一个住处陶然自醉，更为能受教于陆先生门下而自得。陆先生住在珞珈山的另一边，我每次都是骑着自行车到他家里去求教。武大的地形有点特别，上坡和下坡似乎均匀地搭配着，很多地方是一个很长的上斜坡连着一个很长的下斜坡，平坦的地方很少，这使武大的校园格局在幽深和曲折中显出一种别致的韵味来。到陆先生家里去很方便，先推着自行车上一个长斜坡，然后骑上自行车一溜儿下一个长斜坡就到。有几次我骑着自行车下坡，看见陆先生很吃力地踩着自行车上坡，我不禁有点好笑，心里抱怨他怎么不下来推着车走，那该多省力啊！我这抱怨开始并没有说出来，心想陆先生也许是要这样锻炼身体吧。有一次我又碰见他踩车上坡，看他显得非常吃力的样子，终于忍不住劝他下车推着走。陆先生说：“我用点力，总会骑上去的。”说罢，他并没有停下来，继续踩着自行车往坡上骑。我望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悟，同时为自己的取巧感到惭愧。此后，我再骑自行车上坡，总是会鼓劲一口气踩上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畅感。我有时想，做学问也是下坡容易上坡难，人生中的很多事情也都是如此。我是通过陆先生悟到这一点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生哲学吧。
按照陆先生的讲法，读博期间还只是做学问的起步阶段，起步不易，进步尤难。他还说，学问总是越做越难，做到一定的高度，想稍有超越都极不容易，因此，做学问的人要有抱负，不可缺少“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耐力和毅力。真切地体会到做学问之难，可能是我在读博期间的一个最大收获。我起初只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和兴趣看书，好长一段时间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研究方向，这种快乐的“读书主义”恰恰是研究者的禁忌，照此发展下去，就很有可能无法形成博士论文的选题。陆先生提醒我眼界要宽，方向要准，知识要博，选题要专，这些其实都是陆先生的治学经验之谈。他特别提到选题问题，说选题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而选题的确定应有一条“底线”，也就是一个选题应达到的最低要求。陆先生把它概括为很平实的三点：“新”一点，“深”一点，“细”一点。具体来说，就是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要有一点新意；或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要做得深入一些；或者在具体的分析和论述上，要更细一些，对具体作品的分析，适宜采用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如果一个选题没有达到这三点最低的要求，就不会有学术上的价值。陆先生强调学术研究上的“水磨工夫”，一个有创新意义的选题一定是反复“磨”出来的，尤其是重大的学术创新更要经过长期的“水磨工夫”甚至一生的学术积淀才有可能实现。我想，陆先生就是用“水磨工夫”来要求自己的，三卷本《中国新诗史》的资料收集和写作前后跨越三十年，可以说是陆先生一生的心血之作，就是这种“水磨工夫”的典型表现。每每在陆先生家的客厅或书房里听他谈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我总有一种被点醒的感觉。由此，我认识到做学问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超越于职业生涯的人生价值追求。如果用一种单纯的职业眼光来看待学问和学术，就很容易失掉学术创新的驱动力，就会失掉对学问发自内心的敬畏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师辈面前总有一种手足无措的紧张感，在陆先生面前也是如此。我想，这可能是来自我性格里的乡土根性，是由一个“乡下人”素朴的狭隘感转化而来的处世方式。陆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严师，我每次向他送交论文习作和求教专业问题，总是不敢稍有懈怠，事前要做充分的准备。一篇论文总是会翻来覆去地推敲、修改，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不将就任何细微的差错，有时为查阅一条资料会在图书馆里泡上几天。我知道，资料运用上任何细微的差错都不会逃脱陆先生的眼睛，他不会容忍这种因疏忽而造成的差错。在陆先生每一次批阅论文后，我总是会根据他的意见再一次进行细致的修改，这个修改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提高的过程，也是一个强化学术自觉意识的过程。有时请教陆先生某个具体的专业问题，他的点拨总是一针见血，常常使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经过这样的几个轮回之后，不仅我的研究方向渐渐明确起来，而且我对治学的甘苦也自有一番体认。我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在平常的接触中，陆先生是一位蔼然仁者，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祥和的长者，他在笑起来的时候不仅显得妩媚，而且带有儿童的天真气息。但在对待学术问题上，陆先生则是一位凛然严者，他的严谨和严格总让人不由在内心里产生敬意。陆先生的仁与严其实是一个学者的境界，在他的仁与严里不仅包含着一个前辈学者的真诚和丰富，也包含着他对弟子们的良苦用心。如果我以后能在学术上稍稍取得一点成绩，那是和在陆先生门下受到的严格训练分不开的。
我对陆先生的重要论著大都作过用心的研读，这应该是一个作学生的本分工作，也是学术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平常所说的师承，除受业师言传身教的影响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大概就是尽可能获益于业师的论著。陆先生在学术研究上起步很早，从1956年发表最初的文学论文，至今已有50余年的时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是一位资深学者。我感触最深的是陆先生治学的严谨和文风的平实，在严谨和平实中显出个性和风格，这需要极高的学术素养和功力。陆先生的《中国新诗史》出版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广受赞誉，被视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的“集大成之著”。谢冕先生评价说：“作者学风很平实，伟大出于平淡，丰富出于平淡，只有大的学问家才能做到这一点。”严家炎先生认为“是一部很厚实、厚重、扎实的著作”，“是一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优秀学术著作”。温儒敏先生认为是“近年来不多见的、新鲜的、厚重的、有独到见解的一本著述”。杨义先生则认为《中国新诗史》展示出“文学史写作的一种炉火纯青的状态”，“淡化对流派的研究，回到新诗的历史情境之中去，通过刊物和社团来展示文学存在和文学历史的自然过程。这种研究视角看来很平淡，但在平淡中有真理”（引文均见《陆耀东学术成就简介》，《江汉论坛》2007年第6期。）。我觉得在这些评价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充分肯定陆先生平实的治学风格和在平淡中出真知的学术功力。在平实和平淡中见风格，是一个学者的高远境界，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要到达这个境界殊非易事。在目前普遍浮躁的学术氛围中，陆先生的这种治学风格也许看起来很传统，是一种过于老实的方法，为学界追求时髦和时尚者所不取。《中国新诗史》在资料运用上的浩博与披沙拣金，追求“无一字无来处”的严谨和稳健，不炫奇、不卖弄、不因袭的平易与创新，显示出鲜明的学术个性，这是陆先生长期用心追求而又自然形成的结果。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新诗史》弃绝流行的概念和术语，没有先入为主的理论框架，这与陆先生反对文学史撰写中的“以论带史”，乃至“以论代史”的主张是相一致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离开史实和史料的放空之言并不少见，一些文学史、新诗史著作往往“宏大叙事”有余，而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细察不足，这是陆先生撰写《中国新诗史》时特别谨慎的地方。陆先生是目前国内拥有新诗刊物和新诗集子最齐全的学者，他的新诗史建立在全面的史料基础上，他的谨慎表现在尽可能充分运用第一手资料，同时与对新诗作品的精当阐释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实际上也是史料与史识的有机结合。《中国新诗史》中引用的新诗之多，远远超出其他的新诗史著作，通过对这些作品进行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呈现出中国现代新诗的鲜活和丰富，这正是陆先生的独到用心之所在，也是《中国新诗史》最具个人特色的地方。
我博士毕业后，转回湖南一所大学中文系任教。对我来说，重新回到讲台也意味着另一种职业生涯的开始。我有一个思想准备，大学讲台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面对那么多渴望知识的年轻人，自己的知识上不去，学术功底上不去，自己在学生心里的形象也就上不去。有时与陆先生通话，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总还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在离开武大的前一天晚上，我到陆先生家里告别，陆先生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我用自己的实力站稳讲台，要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还嘱咐我要珍惜时间，人生不可虚度，机遇稍纵即逝。陆先生的这些话包含着对我的关爱和期望，现在想来，他说的是人生的长远目标，需要通过长期的努力去实现。我曾在一个访谈中这样回答：“我的导师陆耀东先生总是教导我：‘学术文章是一辈子的事情，急不得，要慢慢来，静心去做。’我把陆先生的这句话记在心里，对学术和创作都抱着神圣的敬畏感。现在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几乎无所不在的各种诱惑，静心不易，真正把学术文章当作一辈子的事业当然更难。不过，在我们的身边，仍然有很多在寂寞中坚守学术事业的学者，陆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学者。他年近八十高龄，每天仍然坚持伏案写作，三卷本上百万字的《中国新诗史》经过三十余年的资料收集和近十年的艰苦写作，即将完整出版。可以说，这部《中国新诗史》是由陆先生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凝结而成的。陆先生的这部学术著作对我这个学生来说既是一个高度，也是一个示范。还有很多的前辈学者以他们的道德文章使我在内心里怀着深深的敬仰，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风亮节是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我现在还处在学术和创作的起步阶段，得益于很多前辈学者和作家的帮助和鼓励，心里怀着感激，我当然不能踏着他们的脚印走下去，但是我会用他们传给我的精神气走下去。”（吴原：《生命的追问与吟唱——青年学者、诗人吴投文博士访谈录》，《湘潭研究》2008年第1期。）我想，一个学者之所以做学问，总有一种内在的学术抱负。做学问是苦中求乐的事业，苦在黄卷青灯，孜孜以求创新，乐在求索真理，身心有所寄托，有抱负者才可能有学术上的造就。陆先生就是一个有抱负的学者，他的《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徐志摩评传》、《冯至传》、《中国新诗史》等论著都包含着一个学者的抱负。这是我从陆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取得的成就中受到的一个启示。回顾我的求学之路，走得很艰苦，也很充实，今后还将这样走下去。我想，作为一个学生能够回报陆先生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牢记师训，身体力行一个学者的使命。
2009年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