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众议院夺取了52个席位，在参议院夺取了8个席位，从而在两院都成为多数党。这是它40年来首次控制国会。此外，共和党还在大多数州议会的选举中获胜，这是1962年联邦最高法院公布“一人一票制”规则以来的首次。共和党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统反共势力的支持。在众议院议席的竞争中，“基督教权利”（ChristianRight）将其80%的选票投给了共和党。该组织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13%，这个百分比与参加投票的黑人相当。该组织在冷战期间十分仇视共产主义并热爱罗纳德·里根。可见，冷战后的共和党同它的过去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个右翼宗教组织“基督教同盟”（ChristianC·aliti·n）在90年代的历次选举中都积极活动，帮助共和党。它向遍及美国的7万多个教堂发送“记分卡”，评估各政党在各项政策上的表现，给它们打分；这种打分是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并能对选民起导向作用的。该组织总是给共和党打很高的分。比如1998年，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平均得分为88.7分，像金里奇这样的共和党领袖人物得了满分（100分）；与此相对照，众议院民主党人只得了平均19.3分，许多人得了零分。由于该组织的倾向性过于明显，联邦选举委员会曾对它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它通过发送“记分卡”而非法干扰选举。
冷战后共和党人仍然运用冷战期间惯用的策略：攻击民主党人“亲共”。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理查德·阿梅（RichardArmey）把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R·dhamClint·n）提出的健康保障法案（HealthCareSecurityAct）比作是卡尔·马克思的理想，还说“所有她的朋友都是马克思主义者”。1994年选举过后，阿梅将福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同斯大林、毛泽东做了比较：“在‘新政’、‘新边疆’和‘伟大社会’的背后，你将发现，除了权力和精力上的不同外，他们给世界带来了与苏联和中国的‘五年计划’和‘大跃进’同样的东西。”一年后，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兰迪·卡宁汉姆（RandyCunningham）攻击民主党有“社会主义倾向”，谴责民主党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共和党人总是把自己描绘成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能更好地保卫美国，而民主党则被刻画成是，在同“共产主义的阴谋”做斗争时糊里糊涂。共和党人宣称：“来自国外的核恐怖主义将在21世纪对美国海岸构成单一的最大威胁；在北朝鲜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仍然有能力造成能震惊公众舆论的危害；可是克林顿却忽视这些潜在的像苏联一样的树林中的熊。”
在1996年大选中，共和党与民主党对华政策的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共和党众议院领袖帕崔克·布坎南（PatrickBuckanan）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他声称：“我认为（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已经蜕变为导致帮助和姑息共产主义中国的政策。”而正如美国学者斯蒂文·泰立斯所认为的，“共产主义中国”这一称呼“冷战后在强硬右派圈子外几乎不再被使用”。后来成为共和党惟一候选人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在党内属于温和派，然而就是他也搬出了冷战的座右铭——民主党“在对待共产主义上是软弱的”。他声称尼克松是他的导师，要坚定地踩着尼克松的脚印前进。在竞选中，“多尔指责克林顿在北朝鲜‘姑息共产主义’”，宣称他“如果当选，将继续孤立北朝鲜”。对古巴，多尔指责卡斯特罗在公海上打下美国的私人飞机，许诺绝不在他的决定中示意在那个被监禁的孤岛上恢复民主。这些事例表明，多尔仍然是一个冷战的俘虏。
从党的竞选纲领也可以看出两党的差异。民主党的纲领提出“支持政府稳步接触以鼓励中国稳定、安全、开放和繁荣的政策”。而共和党的纲领则提出“保证将大力支持台湾对付中国可能发动的侵略。”与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比较起来，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显得温和一些。两党之间的差异还可以从美国共产党的态度反映出来。在这次大选中，美国共产党领袖格斯·霍尔曾号召本党的支持者投克林顿的票。他认为，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候选人，民主党人现在便是惟一的选择，因为他们没有共和党人那么邪恶。霍尔还斥责多尔及共和党人为“极右的新***主义者”。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冷战后美国两党都在奉行“国际主义”，但是民主党反对称霸，主张接触，而共和党则鼓吹通过加强美国的实力来保卫和平。共和党仍然是“鹰派”的形象。1999年10月13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表决完全是以党派划线。在100名参议员中，民主党除1人弃权外，都投了赞成票；而共和党只有4人投赞成票。
二、2000年大选与两党外交政策
2000年大选是新世纪、新千年的首次大选，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因此两大党都非常重视这次选举。在世纪与千年之交，美国的大选显示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就初选情况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内政优于外交。候选人都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内政问题上，如枪支控制、教育、同性恋婚姻、禁止毒品、限制移民。在“超级星期二”之前，美国CNN电视台和《洛杉矶时报》组织了两次候选人之间的公开辩论，每次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有二三十个，但只有一两个问题涉及到诸如中东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外交事务。
2、政治上左右分野淡化。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纲还是能被分出“左”与“右”，但界线已越来越模糊，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在主要经济、社会政策上，两党已经没有多大分歧。在两党分歧较大的问题上，也很难分辨出谁的主张体现“左”，谁的代表“右”。比如在人们最关心的枪支控制问题上，民主党主张禁止持有19种致命的攻击性武器；共和党则一方面强调持有武器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提出要促进对枪支安全使用的训练，特别是对妇女和老年人的训练，另一方面又提出限制枪支的购买，对持有枪支的恶棍进行惩罚。正是由于政治分野不明显，在初选中跨党投票现象严重，有些登记为民主党的选民却投票给共和党的候选人。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所得的票，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民主党。而麦凯恩又被认为是属于共和党右翼的代表，他本人也自称要重建里根保守主义的党。不过，也有人认为，跨党投票是民主党人的策略，有意使共和党出现分裂，并破坏小布什的威信。
3、走中间道路更受欢迎。从初选结果来看，两党都是靠近中间立场的候选人获胜，较“左”的布拉德利和较“右”的麦凯恩虽然有一定的支持者，但难以同靠近中间立场的戈尔和小布什抗衡。
虽然有这样一些特点，如下几个现象仍值得注意：第一，尽管内政优于外交，对华政策问题还是被炒得火热，特别是共和党，由于美国经济形势比较好对民主党有利，共和党在经济问题上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于是想用外交政策问题来为自己争分，并将对华政策当成攻击对手的“一张牌”；第二，尽管两大党的主要政策趋于一致，但在对华政策上，两党仍存在较明显的差别；第三，尽管两党候选人艾尔·戈尔和乔治·W·布什（小布什）都倾向于中间立场，但在对华政策上，小布什的明显地比戈尔的强硬。
两党竞选纲领在初选期间就在对华政策上显示出了较明显的差异，共和党总部曾就两党已阐明的外交政策作过如下比较。共和党：“要将同中国政府的关系放在对其军事潜力、武器扩散活动和对人权（特别是在香港）的态度保持警惕的基础上。”民主党：“支持行政部门稳健的接触政策，以鼓励中国更加稳定、开放和繁荣，这样的中国会更加努力去尊重人权、参加国际反武器扩散，并且在自由、公平贸易方面发挥作用。”可见，民主党的政策相比之下要积极一些。
两党主要候选人的对华政策主张在初选时也体现出了明显的不同。戈尔基本继承了克林顿政府现行的政策：将中国作为潜在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在台湾问题上奉行“三不”政策，在国家导弹防御计划问题上不明确将中国作为要对付的对象。而小布什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对华政策上的强硬立场。1999年11月19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在加利福尼亚州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声称“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然而，就是这样的政策主张却遭到共和党另一名总统候选人加里·鲍尔的批评。鲍尔说：“布什在同红色中国进行贸易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在一切重要的方面都同克林顿和戈尔的绥靖政策相吻合。这使布什无法同共和党内绝大多数普通党员步伐一致，当然也无法同共和党内的保守派分子步伐一致。”可见，共和党内在对华政策上持强硬立场的人更多一些。
美国《外交》杂志2000年1-2月号发表了两篇阐述共和党外交政策的文章，作者一位是小布什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之一、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孔多利扎·赖斯女士，另一位是里根、布什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白宫副总管、财政部长顾问罗伯特·策利克。这两人的外交政策思想很有代表性。赖斯在文章中先是提出了未来共和党政府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上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它们是：“确保美国军队能威慑战争，规划力量，并且在威慑失败时能为保卫美国的利益而战；通过将自由贸易和稳定的货币制度扩展到所有承认这些原则的国家和地区来推动经济增长和政治开放，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西半球，而该地区作为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过去经常被忽视；重新加强并明示与盟国的关系，这些盟国与美国享有同样的价值观，因此能够分享促进和平、繁荣和自由上的负担；将美国的能量集中在同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广泛关系上，俄、中这样的大国能够并且将要塑造出国际政治体系的特征；果断地对付无赖政权和敌对力量的威胁，这些无赖政权和敌对力量正日益增长地采用各种潜在的恐怖主义形式，并且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赖斯提出的这些优先考虑的问题虽然没有超出克林顿政府外交战略的三大支柱，但却是层次更加分明，尤其是更明确地将世界力量划分成盟友、“大国”和敌对力量三部分。赖斯接着批评克林顿政府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上做得不够好，原因在于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深深扎根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思想，经常用“人道主义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来取代国家利益。而共和党政府能够克服这些弊端。在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问题上，赖斯把中国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她提出：“中国和北朝鲜的挑战需要美国同日本和南朝鲜协调与合作。我们向我们的真正伙伴发出的信号是重要的。”她进而批评克林顿总统1998的访华时的的做法：“美国总统再也不能干在北京呆九天而拒绝在东京和汉城停留这样的事了。”赖斯认为，美国应该把俄罗斯与中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过两国所带来的挑战是不同的，中国是个正在上升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正极力“维持其独掌政权”的局面。她主张美国应当通过贸易等手段促进中国的改变，并在人权上对中国实加压力。她还认为：“中国不是维持现状的力量，而是一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亚洲力量平衡的力量。单凭这一点，它就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曾经号称的‘战略伙伴’。”对中国，“应该寻求合作，但是当我们利益冲突时，不应当害怕同北京对抗。”赖斯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小布什竞选班子的政策思想。虽然在大的方面与克林顿政府现行政策没有根本的区别，都存在着遏制与接触两方面因素，但总体上趋于强硬，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定位上有较大的差异。
策利克在文章中同样批评了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然后提出了能显示现代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五条原则。一是将关注权力作为前提，既不羞于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又不过急地运用国家的能力。世界各国不可能发挥同等的重要作用，因此要赋予美国在世界上的责任，它必须获得反对严重危险的行动自由。二是强调建立同盟和联盟体系。同盟和联盟伙伴应该承担他们那一份合理的责任。三是将国际协定或机构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而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形式。四是欢迎、鼓励在信息、通讯、技术、商务和金融方面的革命性变化，这些因素将塑造全球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五是要认识到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罪恶，仍有人憎恨美国和美国所支持的观念。这五条原则确实有一定的新意，特别是第四条还真有点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味道。不过，在运用权力、建立联盟、认识罪恶等方面，仍没有脱出美国现行外交政策的框架。尤其是第三条，将国际协定和机构作为实现美国目标的工具，更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在对华政策上，策利克也是强调中国不是“朋友”，也“肯定不是伙伴”，当然他又说“也不必当成敌人”。与赖斯不同的是，在大国关系（美国非盟友大国）问题上，策利克将印度放在与中、俄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策利克的观点在共和党内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小布什在2000年7月31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后，继续坚持他原来提出的强硬的对华政策，并且还有所发展。概括起来，与民主党和戈尔的政策相比，共和党和小布什的政策有四个突出特点：
第一， 共和党与小布什将中美关系定位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共和党2000年竞选纲领中提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挑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社会。”基于此，“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一些共和党鹰派人物甚至批评克林顿政府将对付朝鲜和其他“无赖国家”作为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坦率表明，对付中国是主要目的之一。相比之下，民主党和戈尔则仍坚持将中国作为潜在的“建设性战略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