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定让他感觉象八十年一样漫长的80秒钟后，他的演讲又回到讲稿的原文上。他攻击了保守党解决工业事务的作法：“正是他们不能避开政治冲突，不能掌握合股经营的潜力。正是他们接受了70年代的议程，因为他们对90年代的问题给不出答案。”演讲重新获得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
会后，许多代表议论起布莱尔演讲中出现的意外。出现这种事故，使人们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但他处理这次意外事故的能力又激发了人们对他的爱戴。
不过，这次工党年会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因为保守党内出现的变化更引人注目。就在工党年会举行的那个周末，财政大臣约翰·梅杰和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最终在欧洲问题上战胜了撒切尔夫人，迫使她同意英镑加入欧洲汇率机制。7个星期之后，撒切尔夫人宣布辞职。对撒切尔夫人的离去，布莱尔在第二年有个特殊的评价，他说这是保守党最近几年来最大的错误，因为这使保守党迷失了方向。这一评价与他几年前所说的撒切尔夫人是“心智不健全的”形成对照。
撒切尔夫人宣布辞职后，她的财政大臣梅杰接替了她的职位。布莱尔曾描述梅杰的特征是“性情平静、暗灰白头发、较低技巧”。梅杰一当上首相，执政党和反对党便都陷入随时有可能举行大选的气氛的包围中。尽管工党在民意测验中领先，但保守党的支持率也有所回弹。梅杰一直在寻找举行大选的时机，他觉得趁工党未及做充分准备，尽可能提前举行大选。而工党则尽力迫使梅杰推迟大选。工党看上去很有信心而且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实际上它的竞选策略有问题。工党的策略是被设计用来对付撒切尔夫人的，在梅杰上台后并未有多少改变，而梅杰不仅是撒切尔夫人的继承者，同时又是她的对手。
此时，工党在政策上也存在严重问题，1989年结束的历时两年之久的政策反思运动只是一个否定过程，它否定了旧的政策但还没有建立起新的东西。1987年大选时一位评论家的话对工党仍然适用，他说工党对社会问题所作的承诺“类似于一个有安全问题的航空公司极力兜售它飞机上的高质量的饭食。”除非选民相信工党能提供一个强大的经济，否则无论是医疗保健制度还是就业新权利都不能劝使他们投工党的票。
当工党为大选所作的准备工作得以加强时，布莱尔日益担当了一种领导人的角色，甚至金诺克都承认布莱尔是个可信赖的党的管理者。他和约翰·史密斯、高登·布朗、玛格丽特·贝科特一起被看成是领导核心中的人物，这些人在1991年4月18日的工党政治广播中被介绍给全国人民认识。政治广播是一种可重复放映的介绍人物传记的电视节目，每次30到60秒钟，通常是在竞选运动之初被搬上银幕以在选民中树立起本党领导集团的形象。电视画面上，布莱尔身穿皮夹克，站在德汉姆的一座被明媚的阳光照耀着的教堂前的桥上，身边是他的女儿凯思琳。画外音是：“他37岁，是影子内阁大臣中最年轻的，出生在爱丁堡，一位律师演说家的儿子……”。接下来是一阵布莱尔对机会的看法：
“每个人都有大量由才能与潜力构成的财富，我们没有利用它。我们没利用它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给人们提供发展他们自己的个性、构造他们自己的特质、确切地意识到他们能成为什么人的机会。如果他们获得了机会，就能遂已所愿地成就自己。现在，你们不能为人们做每件事，不能为他们管理他们的生活，不能为他们作出所有选择。但你至少能提供给他们我享受到而许多人没有享受到的那类机会的通道。”
布莱尔的上述见解是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大众政治家的口齿流畅，而且还抓住了“英国机会”这个大选年的主题。尽管那时布莱尔的知名度仍旧很低，但在工党的民意研究中，他是个新星。在定期在中间阶层选民中搞民意测验的电视节目中，他比其他任何同事出现的频率都高，而且形象也更好。民意研究者们回忆，只有一次他没有得到高度评价，当时他谈到了他在伦敦有一个家、在他的选区还有一个家的问题，这听起来好象他在抱怨拥有两处房子。
这时工党内部领导核心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史密斯的威望已达到拥有实际领袖地位的高度，同时，布莱尔、布朗和贝科特的实际地位也在上升。布莱尔预见到史密斯将继承领袖职位，他常告诉朋友们他认为工党将因没有足够的变革而失利于即将到来的大选，其隐含之意就是金诺克要下台。已在富特和金诺克之间改变过选择轨迹的布莱尔，现在正在向转向史密斯。这更使金诺克处于不利的境地。金诺克办公室的主任查尔斯·克拉克说：“他（指金诺克）认为他们对约翰（史密斯）太忠诚了。是这样的。在很多场合下，托尼和高登都赞同尼尔（金诺克），但今后将不会如此了。”
在1991年早些时候，工党内曾流传一些人鼓励史密斯取代金诺克为领袖的谣言。当时党内许多人，包括一些象布莱尔一样钦佩金诺克的人都被保守党刚刚做出的改变领袖的做法所诱导。不过史密斯强烈拒绝讨论向金诺克挑战的建议，尽管他不否认“如果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工党领袖职位出现空缺时”自己将成为一名候选人。
这期间，布莱尔的威信不断上升。在1991年工党布莱顿年会上，布莱尔本人已被作为未来的领袖人选被人们谈论。他在大会上的演讲也表现出了领袖演讲的气魄，他引用了只有领袖人物才使用的警句：“运用所有的权力为每个人谋利益。”他谴责了政府的失业记录，并用“整治犯罪并整治犯罪的原因”这一口号发展了“社会内聚力”的思想。他用了一个类似于两难的手法来抨击保守党政府治下治安状况：“没有人除非傻瓜会为几星期前损毁我国城市面貌的骚动找借口。但除了托利（指保守党人）没有人会忽视这些恶行在其中繁殖的社会绝望心态。”这次演讲很出色，它不仅没有再发生1990年那次演讲中出现80秒钟间断的失误，而且使党内其他几位要人都显得逊色，其中包括金诺克和史密斯以及布朗。
如果对1987年到1992年的5年间布莱尔的经历做一番回顾，就会发现他升迁的速度是不平常的，他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开始他是一位年轻、有才能的前座议员，之后，几乎每年都上一个台阶。到1992年，他已成了一位领袖人选。一些好事的观察家们甚至愿意在布莱尔当未来领袖上押赌注。乔治·埃列特是塞奇菲尔德的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定期接送布莱尔和他的家人在飞机场和车站之间往返。还在1991年时，他就问过以赌赛马为业的比利·戴：布莱尔“到本世纪末若当上了首相你给我多少钱？”埃列特对人评价布来尔说：“我认为：他是多么英俊的一位议员，在工党内我们不常见到。他穿着整洁，电视形象很好。我自己有赛马，你看，我是个在押注的人，因此我认为一个好的运动机会来到了。我过去常听托尼演讲，他来得正好。我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机会，这个人就能抓住它。”
1992年大选是英国政治史上曾有过的为时最长的一次竞选运动。1990年11月约翰·梅杰一当上首相，就急切地想要寻找时机举行大选，以使自己成为真正是由选民选举出来的首相。竞选序幕已经拉开。然而梅杰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冒这个风险。1991年3月，工党在蒙茅斯的补缺选举中获胜，使得梅杰更不敢轻举妄动。此外，直到这年9月份，工党在民意测验中一直居领先地位；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工党也是略微领先。然而，工党的好势头只是一种假象，布莱尔对大选结局早有预见。就这一点来讲，他是很不寻常的，这表明他有一种很强的政治判断力。他的助手詹姆斯·布纳尔认为工党会赢得大选胜利，并与布莱尔以一瓶香槟酒作赌注。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工党会赢，尽管保守党在梅杰上台后情况已大为改善。
在整个竞选运动中，布莱尔的悲观看法好象是没有根据的。到投票前一周，布莱尔更孤立了。这周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工党领先7个百分点。布莱尔为之困惑，或许这时他该做一做当内阁大臣的梦。然而，很快，形势急转之下，连领袖金诺克都感觉到选民们正倒向敌对的一方。各种民意测验都显示梅杰的声望突然升高。倾向于保守党的报纸也向工党发起了凶猛的攻势，发行量最大的《太阳报》刊登了一篇长达9页、标题为“在金诺克大街上的恶梦”的文章；《邮报》等报纸也对工党进行了类似的攻击。面对保守党的进攻，工党虽然有些惊慌失措，但大多数人还是充满信心。大选投票那天，史密斯在离开他爱丁堡的家时说，当他再回来时已成为财政大臣了。他已经认同了财政部的一项关于汇率政策的声明，这声明在大选过后将被提交讨论。
1992年4月9日，大选投票。到了这天晚上，金诺克和布莱尔的悲观看法很快就被证实是正确的了。晚11点后，巴西尔登的选举结果公布出来了。这是一个保守党的边际席位，虽然有大量的工人阶级，但他们多数都是保守党的选民。竞选中，工党在此地花了很大功夫，但还是无济于事。金诺克看着电视，对他的妻子说：“情况竟是这样。”他预感到他当首相的梦想结束了。
布莱尔又一次在自己的党失利的时候取得了好成绩。他在塞奇菲尔德的多数票增加到14859张。但保守党候选人——前保守党总督导员麦克尔·骄普凌的儿子尼克拉斯·骄普凌也以高出一个百分点增加了他的得票份额。自由民主党在该选区的地位被保守党取代了。
这次大选，保守党和工党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工党的得票率上升了3.5个百分点，达到总票数的35％，所得席位也由上次大选的229席增加到271席；而保守党的席位则由376席下降到336席，在下院的多数席位仅有21席，而1987年时有102席。工党的成绩得益于过时的选区划分，而且它在边缘选区进行了一场高效率的竞选运动。保守党在国家处于经济衰退并且经费不足的条件下仍能赢得大选，实现四连冠，也是很难得的。自由民主党等小党的表现不佳，在1987年时，它们总共得了45个席位，而这次只得了35席。
但是，不管怎样，工党毕竟是输家。作为一个议会政党，不能上台执政，就没有机会去实践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任何美好的计划和打算都是纸上的东西，而且，党内的活动家们也没有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治国才能。对布莱尔来讲，大选失利证实了他事先的预见，也证实了他对工党的看法，这就是工党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能再丧失时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