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孩子们完成教育，同时在生产线上接受培训，1916年，我们成立了亨利·福特中等职业学校。我们并不将“慈善”一词加诸这一举动。这么做，只是想帮助那些为环境所迫，不得不辍学的孩子们，而正好车间需要经过培训的工具制造工。打从一开始，我们便坚持三大原则：第一，孩子就是孩子，不要将其视为未成年的工人；第二，文化教育与工业训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三，通过训练，制造可实际使用的物品，培养孩子对自己工作的自豪感与责任感。
为何在文明社会还有救济的必要？我倒不是反对人该有一颗向善之心。
倘若对有需求的同类袖手旁观，着实天理不容。人的同情是极好的品质，怎能以冷酷算计取而代之。若没有同情作为动力，许多伟大的进步也不会发生。正是为了帮助他人，一项项重要的服务才发展起来。
问题就在于，我们一直将这伟大优秀的动力用于太琐碎的事上。如果同情心使我们去帮助饥者有食吃，那为何不能将它施之于更大的目标——让饥饿从我们中消失？如果我们都这么有同情心，愿意接济他人以渡难关，那自然也该有同情心让他们不再有困难。
接济是很容易的；将接济变得不再必要则要难得多。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看到个人贫困的根源所在——当然，同时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人，只是不要仅仅止于暂时的救济。似乎问题就在于，怎样才能透过现象找到根源。
更多的人会被感召去帮助贫困的家庭，而不是思考怎样才能彻底消除贫困。
我对专门的慈善事业，或是任何充满商业气息的人道主义，都没有半点兴趣。一旦人的帮助系统化、组织化、商业化以及专门化，它就偏离了初衷，变得冷漠无情。
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帮助，是从来不会像分类卡片那样分门别类，或是广告般大肆宣扬的。更多的孤儿是被私人收养且得到关爱，而非在儿童福利院里成长；更多的老人是被朋友接去照料，而非住进养老院。如果一家经济上有困难，通常是靠另一家的接济，而不是靠从社会信贷机构借款。也就是说，在人道的基础上，人类社会自会自我关照。而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人类慈善天性的商业化，则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专门的慈善事业不仅冷漠，且带来的更多是伤害而不是帮助。它侮辱了被接济者，伤害了他们的自尊。而与其紧密相连的便是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
就在前几年，一种观念广为流传，认为我们都应期望得到“服务”。由是，数不胜数的人成了善意的“社会服务”之接受者。很大一部分人被“社会服务”
宠坏，陷入一种只知等待，孩童般无助的状态。这样，就产生了专为人们做事的常规职业。它使得那种值得称赞的服务热情得以实现，但对人们自食其力却没作出半点贡献，也未纠正滋生这些服务需求的环境。
比起这种对孩童似的渴望的鼓励，更为糟糕的是，它不但未教会被接济者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反让他们产生一种充溢心头的仇恨感。人们常抱怨那些被接济者“不知感恩”，这再自然不过。首先，在所谓的慈善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真正出于关心与同情的乐善好施；其次，没人乐意被迫接受施舍。
这样的“社会工作”造成了一种紧张关系——被接济的一方在领取救济时感到被侮辱了；而施舍者在施舍时会不会感到被蔑视，这也是个问题。慈善从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一个慈善机构的目标不是使自身的存在变得不必要的话，它其实不是在提供服务，只不过是为自己找事做，为不生产的记录上又添一笔。
当那些看似无力谋生的人不再被划为不能生产的一类，而能投入到生产中时，慈善便不再必要。在前面章节我已讲述，我们厂里的试验是怎样证明了，在充分分工的工业里，伤残人士、发育不良者以及盲人，都完全可以找到一席之地。科学的工业不需像个怪物般，吞噬掉所有接近它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它就没有完成自己在生活中该发挥的作用。企业内外，肯定有需要身强力壮的工人尽全力的工作；也有其他许多工作，要求的技术比中世纪的工匠活还多。高度分工使得身强力壮，和技术熟练的工人，能一直使用其力气或技术。以前旧式的手工劳动，一个技术工人要为不需要技术的活花上许多时间。
这是一种浪费。但因为那时候所有工作都要求，需要与不需要技术的活都由一人完成，所以对那些头脑不太灵光、学不会技术或是没机会学门手艺的人来说，几乎无容身之地。
如果一个技工的工作全由手工完成，那他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没什么积余。人们认定了，当一个技工年老时，肯定得由子女赡养，如果膝下无子，就得由社会赡养。这些其实都是不必要的。工业的高度分工，使得几乎所有人都可找到一席之地。高度分工可提供给盲人或腿脚不便者的岗位，比他们的实际人数还要多。在这些岗位上，那些曾被短视地认为该是慈善对象的人，与那些最灵巧、最强健的人挣同样的工资。让身强力壮的人，去做腿脚不便者也能完成的工作是种浪费；让盲人去编篮子是种骇人的浪费；让囚犯去砸石、捻绳，或是任何琐碎无用的任务，都是浪费。
一所管理良好的监狱不仅应做到自给自足，而且应该能让囚犯养活他的家庭；或者，如果他没有家，应能让他积攒一笔钱，让他出狱时能有一片立足之地。我并不是在提倡囚犯劳动或像奴隶一样逼他们耕作劳动。这种想法是极可憎的，连说都不该说。不管怎样，监狱管理上我们已做得够过分了，出发点就是错的。但是，只要能使监狱完美地纳入整个生产计划中，一所监狱兴许便可成为一个生产单位，既可减轻社会负担，又使囚犯受益。我知道有法律限制监狱的工业活动，那不过是一帮不思考的人通过的愚蠢法律。这些法律大多是按劳工组织的要求通过的，却没有真正替工人着想。加重社会负担对社会里任何一个成员都无益。要是能将服务理念谨记于心，那每个社会里都会有做不完的工作。
为服务而组织的工业，消除了慈善事业存在的必要。不管动机有多高尚，慈善事业都不利于自强。我们必须靠自己。只有对现状不满，一个社会才能进步。我所说的不满，并不是指每天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吹毛求疵，而是一种更具远见，也更有胆识的不满。这种不满深信，所有的事都应该，最终也可以被更好地完成。一个为服务而组织的工业（工人和领导者都必须服务），能够支付足够丰厚的工资，使得每户家庭都可自给自足。把时间和金钱投入进去，帮助世界为自己做更多事的慈善事业，比光是施舍，从而鼓励懒散的要强得多。慈善事业，同万物众生一样，应该具有生产力，而且我相信它也能做到这一点。我亲自以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及一家医院为试验，想看看这些通常被认为具有慈善性质的机构，能否靠自己运营下去。我发现，它们是可以的。
我并不赞同一般中专的操作模式：孩子们只是获得零星的知识，也不知怎样去运用。中等职业学校，不该是技术专科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交叉点。它应教会孩子们具有生产力。如果只教他们做些没用的事——写写文章，然后随手弃之——他们是提不起兴趣也学不到知识的，而这本是他们的权利。在校期间，孩子们没有生产能力；除非靠慈善赞助，学校无力资助学生。而许多学生都需要资助；因此不管什么活来了他们都得做，没权利挑三拣四。
如果孩子们就这般不经训练便步入社会，不过是徒增已然数目庞大的不合格劳工人数而已。现代工业要求一定程度的能力和技术，这是早早辍学，或是长期待在学校都无法培养出的。为了保持孩子们的兴趣，以及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先进的教育体系开设了手工劳动培训部，但无疑，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因为它只是迎合了，却还未满足普通孩子的创造性本能。
为了让孩子们完成教育，同时在生产线上接受培训，1916年，我们成立了亨利·福特中等职业学校。我们并不将“慈善”一词加诸这一举动。这么做，只是想帮助那些为环境所迫，不得不辍学的孩子们，而正好车间需要经过培训的工具制造工。打从一开始，我们便坚持三大原则：第一，孩子就是孩子，不要将其视为未成年的工人；第二，文化教育与工业训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三，通过训练，制造可实际使用的物品，培养孩子对自己工作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孩子们学会制造的，是具有实际工业价值的物品。学校是作为私立学校成立的，招收12至18岁的孩子。它以奖学金制度为基础。每个孩子一入学，便得到每年400美元现金的奖学金。如果表现优异，这一数额则逐渐增长，最高可达每年600美元。
课堂和车间实践的成绩都有记录，同时被记录的，还有学生在这两项中表现出的勤奋程度，学校根据勤奋程度调整学生的奖学金数额。除却奖学金，每个孩子每个月都可得到一小笔钱，但这笔钱必须存进银行，孩子在校期间，除非得到学校允许用于救急，否则不得动用这笔节约基金。
学校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一个个解决了，我们也发现了更好的方法来实现学校目标。起初我们定下的是，孩子一天三分之一时间用于课堂训练，三分之二用于车间实践。后来发现，这样一天里换来换去的，阻碍孩子们进步，因此，他们现在是按周接受训练——一周接受课堂训练，两周去车间实践。课程连续进行，各个小组轮流上课。
工厂的员工便是最好的老师，教材则是福特工厂，它提供的实践教学机会，比大多数大学都多。而算术课的内容，就是具体的车间问题，孩子们再不必被那抽象的“A代表4英里，B代表2英里”折磨。真实过程与实际情况，就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被教会观察。城市不再是地图上的黑点，大陆也不再只是书上一页页的图；工厂输往新加坡的产品，以及从非洲和南美洲运来的原材料，就在他们面前。世界不再只是老师讲台上的彩色地球仪，它是真实的、有人居住的星球。至于物理和化学课，工厂则充当了一个实验室，在这里，理论都转化为实际，课程转化为真实的经验。假设某节课要教水泵工作的原理，教师先讲解各零件及其功能，回答提问，然后便领学生们去机房参观大水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