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点上，曾国藩与王闿运所见相同，但他不能像王闿运一样，如此毫无顾忌地直言。须知议论的不是前朝往事，而是当今太后，稍一不慎，就可能招致奇祸。他思索良久才说：“肃中堂才干，世上少有，有他和其他七位王公大臣辅佐，哪里还要太后操心。”
“大行皇帝临终前授了两颗印信给两位太后，一颗印曰御赏，送给慈安太后，一颗印曰同道堂，送给慈禧太后。大行皇帝说，今后上谕必须经两位太后审阅，前盖御赏，后盖同道堂，方可发出。”
王闿运这几句话，解开了曾国藩心中的大疙瘩。这些日子发来的上谕，上面都盖有这两个印章，他一直不解这是何故。他暗暗地想：大行皇帝此事办得欠思量，倘若顾命大臣拟的旨与太后意见相左如何办呢？不料，王闿运把他心中的顾虑挑明了：“大人，假使肃中堂办的事与太后完全一致，那就好办，或者太后不管事，只履行钤印手续也好办，但偏偏那慈禧太后也有才干，好师心自用，今后有戏看了。”
曾国藩的心开始紧张起来，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大事必得圣心独裁才是。太后、顾命大臣共同处理政事，的确会增加许多麻烦。皇上一贯英明，为何这事又不英明呢？
“大人，我想总有一天，太后会借她六岁儿子之口，对肃中堂他们下毒手的。”王闿运漫不经心地说。曾国藩的手却突然像被马蜂刺了一下似的抖起来。
“没有这样的事，不要乱说。”话虽严厉，但语气缓和，脸上亦无愠色。
“大人，肃中堂力矫弊政，重用汉人，尤其重用大人和湘军，是我大清兴盛的栋梁。但肃中堂也有致命的弱点，他权欲太重，心胸狭窄，我看他早晚要出事。”
曾国藩不愿意看到肃顺垮台，这对他、对湘军都是不利的。他微笑着对王闿运说：“肃中堂于你有知遇之恩，你应该指点他一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帮他的忙。”
“肃中堂这个弱点我说过多次，但没有引起他的重视。这次我特地从济宁日夜兼程赶到安庆，就是想请大人为国家，为肃中堂，也为湘军办一件事。”王闿运恳切地说。
“我为他办什么事？”曾国藩意识到此事非比一般。
“大人。”王闿运正了正身子，以素日少见的严肃态度端坐在椅子上，托出他一番深思熟虑的计划来，“当今天下形势，处在一触即发之时。肃中堂等辅政八大臣，如同卧危楼、游浪尖，随时都有灭顶之灾。以晚生看来，肃中堂一旦下台，则中国局面将无人可收拾。那时，发捻乱于内，夷人侵于外，我大清二百年江山岌岌可危。大行皇帝辞世以来，朝廷嘉奖之隆，赏赐之厚，宫保为第一人。可见无论是两宫皇太后，还是辅政八大臣，在对宫保的依畀上是一致的。故晚生环顾朝野，今日能救我大清者，唯有宫保一人而已。现在皇太后不甘于览奏钤印之虚位，要垂帘干预国是。御史明奏，太后机心，依晚生之见，均不足以制服肃中堂等。一则祖制重于泰山，二则肃中堂乃大行皇帝托孤大臣，上谕煌煌，阖朝共知。但皇太后会走出一步棋来，这步棋为大行皇帝之失误，而肃中堂又失察，那便是与京师恭王联络，叔嫂合谋，政变于宫闱。”
曾国藩神情肃然起来，他暗自佩服王闿运对局势看得深透，分析得精辟。
“本来，”王闿运换成了平缓的口气，条理井然地说下去，“大行皇帝应该牢记周公辅成王的古训，效法本朝多尔衮辅顺治爷的先例，任命恭王为摄政王，将幼子托付与他，再嘱咐肃中堂尽心协助恭王。这样尽管新主冲龄，政局会确保稳定。大行皇帝已去，自然不能再苛论，当今之计，只有宫保自请入觐，申明祖制，说明不能行两宫垂帘听政的道理，再与肃中堂一起谒见恭王，务请恭王以社稷为重，泯灭前嫌，辅佐新主。这样，上有贤明至亲之摄政王，下有干练威断之肃中堂，外有手握重兵之曾宫保，大清朝廷即使遭遇暴风骤雨之袭击、天崩地裂之灾祸，也可上下同心，朝野协力，共渡危难，稳如磐石。如此，大人对国家的贡献，将远胜攻取一城一地，千年青史，将永标大人忠贞为国之赤心！”
王闿运越说越意气昂扬，曾国藩则越听越冷静。眼前这个聪明异常的书生，为肃顺计，可谓远谋深算，处心积虑，但他毕竟是个年轻的书生，阅世尚浅。以肃顺之性情，他要执掌国政大权，岂会自请恭王当摄政王？说不定大行皇帝没有要恭王摄政，正是出自肃顺的主意！与肃顺谋此事，无异与虎谋皮，自讨苦吃。再说，肃顺跋扈，积怨甚多，恭王愿不愿意与他共事，也很难讲。若自请入觐申明祖制，肃顺、恭王两边讨不讨得好尚不可预卜，先得罪了两个皇太后，却是肯定的事。以慈禧太后之为人，得罪她岂有好处！现在是太后、顾命大臣、恭王三方在明争暗斗，三个方面不管谁胜，都必定要依靠自己，何必要介入这中间呢！在安庆静观时局变化，以不变应万变，乃是目前的最佳态度。主意打定，曾国藩笑着说：“壬秋，你的想法很好，但我一个外臣，岂能干预朝政？再说前线军事瞬息万变，也不允许我离开。”
曾国藩的断然拒绝，如同寒冬中一盆冷水劈头浇到王闿运身上，立时蔫蔫搭搭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但王闿运并不死心，定定神后，他又托出第二个计策：“大人，你还记得咸丰四年正月，在衡州出兵前夕，晚生对大人讲的那番话吗？”
怎么可能不记得呢？当年王闿运那番说辞，使初带兵的曾国藩为之心跳血涌。现在，他已久历沙场，连克名城，对胡、左、彭的暗示规劝，他处之泰然，王闿运那番话，至今想起来，也不过如此。曾国藩似有似无地点点头。
“若大人觉得晚生刚才所说的不妥当的话，大人可在安庆首举义旗，为万民做主。以大人今日之德望之实力，晚生可以担保，不仅天下响应，四方影从，就连肃中堂也会心悦诚服地拥戴。”说到这里，王闿运偷偷地看了一眼曾国藩，只见他安然坐在案桌边，低着头，若无其事地以手蘸茶水在桌面上划着。王闿运暗思：这回可能动心了。他兴致高涨，“肃中堂常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唯知要钱，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尤其敬仰大人？？”
“大人，折差送来重要信件。”荆七进来，打断了王闿运的话。
“好，我就来。”曾国藩起身，对王闿运说，“你来得正好。早几天，安庆城里一个姓曹的秀才，自称是曹子建的后人，送了一页子建的手书给我。你是行家，帮我鉴定一下，看是不是真迹。”
待曾国藩出了门，王闿运走到案桌边，只见曾国藩刚才以茶代墨写的字尚未干，仔细看时，竟是一长串“狂妄，狂妄，狂妄”！王闿运摇摇头，嘴角边泛出一丝苦笑，心头涌起一股悲凉。
离国制期满还差两天，彭玉麟领来一个年轻女子
原来，折差送来的是军机处抄的廷寄，对苗沛霖攻占寿州一事咨询曾国藩，剿，还是抚？
都是胜保坏了大事！看完廷寄后，曾国藩在心里狠狠骂道。这几年，苗沛霖在皖北招兵买马，广建圩寨，不臣之心充分暴露，但胜保欲挟以自重，一直庇护着他。上月，寿州邑绅孙家泰、徐立壮奏苗跋扈。苗大怒，发兵攻下寿州，挟制正在寿州城内的前皖抚翁同书。胜保向朝廷告急，他惧怕事情闹大，不可收拾，请求安抚苗。
“对苗沛霖决不能安抚，必须趁此机会宣布他背叛朝廷的大逆之罪，彻底消灭，以除隐患。”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惠甫，你就按这个意思拟一份奏稿。”
“假若朝廷接受大人的意见，派湘军剿苗沛霖呢？”赵烈文一贯遇事想得深远。
“湘军不能分兵，要集中力量打金陵。苗沛霖今日之所以敢于与朝廷分庭抗礼，实是袁甲三、翁同书等人养痈贻患，理应由他们收拾乱局。你写明：请皇上责成胜保、翁同书讨伐苗沛霖，收复寿州。”让他们去混战吧！曾国藩心里得意地笑着。
王闿运在安庆住了几天，见曾国藩再不跟他提起国事，自觉没趣，留下“我渐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的诗句，带着曾国藩送给他的程仪，回湘潭云湖桥看他的老母妻儿去了。他刚离安庆，京师便传来惊天动地的消息：两宫皇太后联合恭王，废去了顾命八大臣，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弃市，恭亲王任议政王，两宫垂帘听政，从明年起改国号为同治。
曾国藩为自己的谨慎稳重而暗自庆幸。王闿运则从此与官场告别，专心致志去做他的名山事业，刻意寻访奇才，决心将自己满腹帝王之学传与弟子，留待后人。
紧接着，从京师频频寄来上谕：“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节制四省，昨又简授协办大学士，其敷乃腹心，弼予郅治，朕实有厚望焉。”接到这一封封上谕，曾国藩受宠若惊。他自己尚不知道，之所以有这一系列隆重圣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肃顺垮台后家被抄，从家里抄出几大捆书信。由于肃顺炙手可热的权势和有意笼络，各省督抚、带兵的将军都统，个个都与他书信往来密切，且信中极尽谄媚言辞，而唯一没有在肃府留下字迹的只有曾国藩。这件事使两宫皇太后和恭王大为感叹，故而引为腹心。曾国藩有感于依畀太重，一再恳请辞去节制四省之职，朝廷则一再不允。他只得挑起这副重担，日夜与文武僚属商议归复金陵大计。偏偏癣疾又一次大发，弄得他苦恼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