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进思就再派他的党羽二人做刺客，夜闯钱倧府邸。二人跳入院中后，钱倧听到响动，急忙进入堂屋关门呼救，薛温当即率众进入，杀掉刺客，救出钱倧。薛温告知朝廷，钱俶尽管有准备，还是大吃一惊。事后推究整个事情的蛛丝马迹，知道刺客乃是胡进思所派出，但一时也奈何不得这位四朝元老。胡进思毕竟年纪大了，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也有担心，就在忧惧中“疽发于背”，不久死去。
从此薛温得到重用，累官至镇国都指挥使、睦州刺史等。太祖赵匡胤时代，他还在做官。此人信奉佛教，乾德元年（963），曾将自家住宅捐出，建报国罗汉院，后来又舍地建设佛寺。
胡进思死后，还有人建议钱俶“诛”废王钱倧，以绝后患。钱俶坚决不肯。钱倧于是得到保全，居住越州二十多年，宋太祖开宝年间病逝，善终。史上废王与新任王在世互不加害，有始有终者，似乎仅见于钱倧、钱俶兄弟俩。
范旻德政
权知两浙诸州事的范旻乃是前朝名臣范质的儿子。
他属于天才人物，十岁时能写出像样的文章，因为父亲的身份，很早就做了官。他在太祖时出任淮南诸州转运公事时，每年能够运送米粮百余万石到京师。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唐代太宗年代。太祖驾崩后，范旻在淮南任上回到朝廷，太宗称赏他道：“江、淮之间，陆路、水路运输粮草，充实我朝仓廪，爱卿之功劳啊！”范旻也颇得意，对宋太宗说：“唐代贞元年间，淮南每年漕运输送米粮到汴梁，不过十万石。现在每年运到汴梁的是那时的多少倍！”太宗一笑，对他说：“知道你的功绩啊！”
君臣二人的对话就有留任范旻在京师做朝官的意思。但这时大臣卢多逊认为：吴越初平，朝中派出官吏管理地方，非范旻不可！
太宗想想也是，兴利除弊，范旻是一把好手。
当初，太宗在做开封市长时，范旻知开封县，俩人在一个系统，市长多次找县长谈话，听他讨论天下军政大事，常有见解，很是器重他。
太祖平定岭南时，范旻迁知邕州兼水陆转运使。邕州民俗祭祀泛滥，民间有病，轻视医药，反去求神拜鬼，庶民很多人往往因此染病不治而亡。范旻下令禁止这类淫祀。但当地民众贫困者多，买不起药，范旻就将自己的俸禄拿出来买药给有病的人，史称“愈者千计”，治愈了上千人。他还将常用的药方验方刻石，放在府厅、墙壁之上，让人取方抓药。范旻等于做了移风易俗的工作。邕州民众渐渐被感化，开始相信医药。
在邕州时，范旻还赶上了一次战役。
原南汉国的旧官员邓存忠反宋，劫掠当地土人两万多，试图攻取邕州。在无外援的情况下，范旻坚守州城七十余日，并多次亲自列兵出城斗战。有一次，胸部中了很多箭，他还在激励将士与敌人做殊死战，直到敌人稍稍后退，范旻整军入城。病创很严重，但他仍然组织有效的坚壁固守，并派出十五组小分队到两广各地求援。广州救兵到，围解。太祖赐玺书奖励他。箭创甚重，太祖下诏，令有司以“肩舆”，也即轿子，将他载归京师。
如今，吴越之地，由范旻“权知”，合适。
于是，太宗就对范旻说：
“爱卿且为朕辛苦一趟，就去杭州，不久，朕当召回你。”
名相卢多逊推荐的范旻确实称职，他到任后，很快发现了钱俶治理吴越的弊端，与陈洪进一样，此地徭赋繁重而又苛杂。
官方推演“国教”
钱氏据有两浙以来，国库支出，除了日常行政管理费用、王宫日常用度、战争经费之外，另外还有两笔费用也很浩大。
与陈洪进一样，吴越也需要对外“贡献”。陈洪进要向南唐、中原两大政权“贡献”，钱氏只需要向中原“贡献”，但只此一家的“贡献”额度却远远超过陈洪进。这从钱俶历年贡献给大宋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出。
另一笔费用是崇佛支出。他喜欢佛法，甚至奉养法师为国师，自己也受菩萨戒，还有个法号名“慈化定慧禅师”。早年间，他很仰慕阿育王造塔故实，就建造八万四千小宝塔，塔面涂金，塔内放置宝箧，箧中放置雕版印刷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史称“钱俶塔”，又称“金涂塔”“宝箧印塔”。塔不大，每一座小塔高六寸三分，重三十六两，四面，每面刻佛经故事。其中五百座小塔，遣使颁送给日本。这种小型塔可在佛殿供桌或香案上陈列，大一点的也可在地上建造，成为佛寺一景。制作材料也多样，土木砖玉金银铜铁五色水晶都有。
高僧德韶
钱俶在台州时，经常延请天台高僧德韶到官府说禅。
德韶乃是五代末年、大宋初年，出入于禅宗和天台宗的大宗师，他有名言：“天不能盖，地不能载。”意思是人若具备佛性，则可以达致无边无际，无外无内之境，以至于弥漫于天地之外。也有偈子示众：“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意思就是如果参禅能够达到巅峰状态，那里境界自然与凡间不同；由于心外无法，所以看青山只是青山。
钱倧践祚后，请台州刺史钱俶到王府参加相府工作，钱俶还有犹豫，德韶似乎能掐会算，对钱俶说：“此地非君为治之所，当速归，不然不利。”台州这个地方不是您治理的所在，应该尽速回到钱塘，不然不利于您。钱俶听他话，九月中离开台州，十月到京城。十二月底，就有了胡进思之变，钱俶践祚成为吴越国末代君王。
钱俶即位后，马上向当时的中原帝国后汉汇报，被后汉授予东南面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吴越国王等一串职务职称，赐给了他金印、玉册。所以他非常相信“佛法无边”，迎立德韶为国师，对他行弟子礼。
德韶在弘法时，总是祈愿“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诸患难”。他认为四句话是“佛语”，古今不易。
德韶对活跃于南北朝陈国和隋朝时的天台宗开山宗师智顗很是钦佩。史上有一个“会昌法难”，就是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事件，这一事件之后，天台宗的佛学典籍，包括智顗的疏论，都已经被毁。德韶就请求钱俶派使者到朝鲜去誊抄这些经籍，而后带回国内。后来天台宗的再次兴起，就与德韶的这个文化恢复工作有关，钱俶也是功不可没。
据说杭州有一次火灾，府邸都被烧为灰烬。大火旺时，似乎就要绵延到国家粮库，钱俶在这紧急当口，开始举酒祷告说：“食为民天，若尽焚之，民命安仰！”粮食为万民仰靠，如果全部焚毁，万民靠什么为生？据说，祷告过后，大火就渐渐熄灭。此事连远在汴梁的周世宗也知道了，派来使者慰问。
神异的事情多了，钱俶对佛教更是笃信不疑。
他于是更在弘扬佛法中做工，杭州灵隐寺、西湖雷峰塔都是钱俶建设的，流传至今有名的国宝建筑。他还多次延请高僧大德讲法，多次派遣使者到日本、高丽求取佛经。一时间，吴越国成为中国佛教非常兴盛的地区。
钱俶几乎将佛教推演为国教。但由官方推演“国教”，那种宏大排场和精美制作都需要更多赋税支出。虽然具体数字难于统计，但五代后周时期基于民生考虑，多次抑制佛教超大规模的发展，可以作为一个佐证：佛教的展开的确占用了数量可观的民生资源。
佛教“出世间法”信仰，其正信、智信，有其规模闳敞的心灵教化之功、自我养成之效，对人间和气也有推演展开之利。钱俶受佛教影响甚深。
他算意外中被人拥戴为君，但他坚决不做“斩草除根”的恶行，保护废王哥哥钱倧，一辈子没有被人加害。即位后，也有励精图治的一面，他将国内庶民历年欠税一笔勾销，还鼓励农民耕垦荒地，“不加赋”。境内大旱时，民间有卖儿女的，钱俶就下令由官府支出粟帛，将卖出的儿女赎回，归还父母，同时开仓放粮，救济灾民。有意味的是，他还组织起“营田卒”，也即“军垦兵团”，几千人，在海边江畔开垦无主野田。史称“境内无弃田，粮食丰稔”。
钱俶“做好事”，有向佛祖祈福的意念。
唱簿鞭背
根据史料记录，也看到了钱俶时代吴越国的赋敛之重。
史称钱氏“外厚贡献，内事奢僭，地狭民众，赋敛苛暴”，对外要向中原帝国尽可能进献丰厚的贡品，对内因为笃信佛教，故礼佛多有奢靡，私人生活也有僭越。土地少、民众多，赋敛时很苛杂，手段狠毒。
升斗小民卖个鸡、卖个蛋、卖个鱼、卖个菜，很小很小的一次贩卖，都要收取管理费用。百姓如果欠了一升一斗的租税，就要“鞭背”。每次鞭打时，都要由不同的小吏拿着有记录的不同的征税簿籍，排列在受刑处。根据逃税人的数量来决定鞭笞的数量。一个小贩有可能同时欠了卖鸡、卖蛋、卖鱼、卖菜的管理费，就按顺序鞭笞。掌管鸡税的唱簿完了，掌管蛋税的接着唱。史称“次吏复唱而笞之，尽诸簿乃止”，下一个小吏接着唱名唱数额，直到把所有的账簿都唱完为止。这种“唱簿鞭背”，少的可能要挨数十鞭，多的就要达到五百多鞭。这种苛政，直到吴越国最后一年为止，都在进行中，史称“民苦其政”，百姓对经历这种苛政感到很是痛苦。
范旻来到后，将这些事一条条地上奏给太宗赵炅，请求蠲免，史称“诏从其请”，下诏同意范旻的请求。
钱俶本人日常生活不算奢靡，《钱俶墓志铭》说到他的生活，有言：“靡尚豫游，颇遵俭素”，不崇尚冶游放荡之乐，很遵奉节俭素朴之道。更多的史料，也确看不到钱俶“内事奢僭”的记录。关于吴越国，有道无道，存在着两种歧异性质的说法，此事，略通历史、略通传播规律即可知晓其中规律。
一种说法就是：吴越大地，经由范旻治理，出现了祥和富庶之相。
一种说法就是：吴越大地，在钱镠以来的钱氏治理下，本来就很祥和富庶。
吴越大地，是中国经历战乱最少的地区之一。钱氏纳土归宋之后，太宗赵炅又降“德音”，诏书善言：“赦两浙管内诸州，给复一年。”赦免原吴越境内诸州士庶，免除赋税一年。
这样，吴越，这一块膏腴之地，在钱氏或范旻治理下，在大宋的优惠政策下，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鱼米之乡。它为百年后的南宋在此建立临时首都，预先做了丰盈的准备和铺垫。历史的“有机性”在此得到神秘呈现。这是后话，略过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