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有一些名言，例如：“法由圣显，道寄人弘”，“道由人显，亦赖书传”等等。这些名言说明道教对于道教的教育和道士的培养是十分重视的。之所以重视，是因为中国道教作为一个自东汉末年形成的宗教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有一个组织传承的问题。既然是组织，就要有人；既然要传承，就要有源源不断的道教徒。从道教组织特点而言，道教徒包括道士（神职教徒）和一般信徒两类。不管是哪一类，两类道教徒都依靠道门自己培养。
本文就中国道教如何培养教徒的问题，从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经验两方面作一些探讨，并且希望能对21世纪道教的发展有益。
一、道教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
道教教育的历史过程。一般认为，早期道教有两派，即太平道和正一盟威之道（即五斗米道）。太平道如何培养教徒，史载不详。但是太平道有《太平经》。《太平经》中多有强调学习重要的言论。例如：卷97“妒道不传处士助化诀”称：“人安得生为君子哉？皆由学之耳。学之以道，其人道；学之以德，其人得；学之以善，其人善；学之以至道善德，其人到老长，乃复大益善良。”《太平经》所说的“学”，既包括修道人的自学，也包括师长的教育。卷109《两手策字要记》称：“夫师者，乃天地凡事教化之本也”，这里，将师长的地位放到了教化之本的地位，因此，太平道的培养教徒可能就是依靠自学和师长的教化。正一盟威之道，史载有“鬼吏”和“鬼卒”的组织制度。开始学道的称为“鬼卒”。另外设有“祭酒”之职，“祭酒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当是教化和培养教徒之职能。
魏晋时期，道教开始建立馆舍。馆舍成为道教徒修道、传道和教化信徒的活动场所。据称，南朝齐梁陈三代建立的馆舍达一百余所。《晋书·许迈传》称许迈“立精舍于悬溜”。陆修静在庐山“爰构精庐”，后以其故居为“简寂馆”。这些馆舍都是传道、授徒的地方，就是一所道教学校。隋唐至宋时期，道教馆舍不断增加，规模扩大，多称为宫观。宫观的功能也逐渐扩大，但其传道和教化信徒的功能依旧。北宋政和四年（1114）宋徽宗“诏诸路监司，每路通选宫观道士十人，遣发上京，赴左右街道录院讲习科道声赞规仪，候习熟遣还本处”，这大概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所在政府道教管理部门领导下的全国性的道教学校。道士学习的大经有《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有《南华真经》、《冲虚真经》等。这所学校办了两年，后来在儒生们“儒、道合而为一，不必别置道学”的名义下停止了。
历史上道教教育的方法是“立观度人” 和“师徒传承”。道教教育的方法，在元代全真道派的发展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元代初期，丘处机由于得到了元太祖成吉思汗的信任，掌管天下道教，在从西域回燕京的途中，在1223年的盖里泊对其弟子提出了抓住“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的时机，“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依靠“立观度人”的方法，全真道派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区迅猛发展。史载，仅丘处机的弟子刘志源在河北大名路就修建道观两百余所，度化弟子三千余人。《修武清真观记》称“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史称，1228年丘处机安葬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1241年会葬王重阳，“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
“立观”是全真道派的出家制度决定的。王重阳《立教十五论》称：“凡出家者，先须投庵。”庵就是道观。没有道观，出家的全真道士无法生存。度人，也无从谈起。“度人”就是教化和培养信徒。其方法仍然是师傅带弟子的老办法，只是收徒数量大大超过以往的道门。史载，继任丘处机掌教的尹志平赴陕西兴建了二观四宫，度千人为道士。很难设想，在二三年中，这千人个个追随于尹志平的周围，接受尹的面授和教诲。可能就是在实践中，全真道派逐渐形成了师傅以“传经”和“传戒”的形式集体授徒。这一集体授徒活动，大约在清代初年的北京白云观王常月的三次“传戒”中达到了高峰。三次“传戒”，王常月度化全真龙门派弟子一千余人。正是依靠弟子们的努力，龙门派出现了“中兴”，其影响一直保持到三百年以后的今天。
明代第34代天师张宇初掌管天下道教事务以后，针对道门中存在的问题，著有《道门十轨》。其中第八轨就是“立观度人”。张宇初指出“立观度人为出家接续之首务。凡名山洞府、洞天福地、古迹灵坛，皆古昔仙真灵迹去处。其欲香火绵远，必以度人为先”。张宇初还分别就选择对象，度人手续，弟子修习内容以及违戒处罚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张宇初自幼习儒，又身负重任，因此重视道门的学风。他在《志学说》中，根据自己从学的方法将人的受教育的途径归纳为三，即：学校教育、师友教育和自我教育。在《书室铭》中，张宇初称：“余年未冠，嗜学有志。儒先君子之言，凡诗书六艺之文，悉尝记诵之。甫长，自揆于文章家未之尽究，凡通都大邑以学行著于时，谓之先生长者，又从之游。于是，经史子氏之书，逮老释之文，庋置日众。然后，会其指归，反身而诚，乃知皆备于我也。”从其叙述可知，张宇初的道教教育方法仍然是师徒传承和学道人的自学。
辛亥革命后道教教育的滞后影响了道教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自清朝开始对于道教的抑制，加上清末太平天国横扫偶像崇拜的劫难，道教中人在辛亥革命以后，都感到适应新时代生活的危机感、紧迫感。因此，在1912年，在北京白云观成立了以全真道派宫观为主的中华民国道教会，发表的《宣言书》称：“惟以募化为生涯，疏懒为事业，在人类中为寄生物，为附属品，无怪乎道教之如江河日下，而为社会所鄙弃，地方所摧残，自侮人侮，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在上海关帝庙成立了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及中华民国道教总会江西本部驻沪总机关部，发表的《发起词》称：“盖寺院自光复以后，业产田庐常失自主权限。过去者，既已而斯；将来者，胡复可言。恒产恒业，将化为乌有。教徒教业，必自之湑沦。”尽管两个道教组织各自为政，互不隶属，但是他们企图改变道教的现状，复兴道教的愿望却是共同的。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北京的中华民国道教会提出要传布道教的真谛、文义，说戒传戒，开展社会劝导等等；上海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提出要创办明道学校，培养道门子弟，创办杂志等等。但是，从《宣言书》和《发起词》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道教领袖们，对于社会变化的内涵缺乏认真的分析，对于道教自身的痼疾缺乏深刻的反省，特别是对于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的道教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加上群龙无首，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匮乏，因此，中国道教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十年中，在教育和培养道士和普通教徒方面，在提高道教的素质和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方面，没有什么大举措。其结果就使中国道教的素质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线上。小道士虽然各地仍有培养，但都是各山各庙师徒传承，数量逐渐减少，高水平的道士更是凤毛麟角了。
二、当代道教教育的新面貌
现代的道教，从传播地域上区分，实际上包含着三个部分：中国内地的道教，中国港澳台地区的道教，海外华人聚居区的道教。这三部分道教，由于生存环境不同，因此，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它们在生存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但是，从其传播历史来说，其信仰和供奉神系来说，三个部分道教又有密切联系。港澳台地区的道教徒和海外华人中的道教徒，都以中国内地的道教作为自己信仰的根，大多以中国内地某个庙观作为祖庭。道士都自称渊源于大陆道教的某个门派，出自大陆某位高道的门下。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内地的道教是现代道教的标志。
从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1982年以后，中国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道教也出现了振兴的态势。这一点，从几个统计材料可以看出来：
据李养正先生在1994年的《道教史略讲》中说道，“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有道教宫观637座，住观的道士约有五千人，散居道士有数万人。
1982年，在大陆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被批准开放的道观仅仅只有二十一处。道士只有几百人。许多地方的道士没有经书可念，没有道观举行科仪活动。
1994年，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据李养正先生说，全国道教宫观有近一千处，全真道士近一万人，散居道士近二万人。
到了1996年，据李养正说，“据中国道教协会在1996年的调查统计，全国现有开放的道教宫观1722座，其中992座已向县以上政府登记；住观职业道士7125人，其中全真派道士6450人，‘乾道4139人、坤道2311人’，正一派道士685人，另有正一散居道士三万人，合计约四万人；近四十年来，先后成立了各级地方道教协会组织约133处”另外有材料说，中国内地的道教宫观已经开放了1557座，住观的全真和正一道士，包括坤道达到25700人，散居道士数万人。
道教界的前辈们说，“今天的道教到了近百年来最佳的发展时节”。这句话是不错的。这里说的“最佳时节”，包含的意义，不仅是宫观恢复，道士人数增加，而且还说明道教的整体质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对于这个说法，我是有同感的。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个世代正一派道士的家庭。我了解道教的过去，至少是了解本世纪上海道教和江南道教的状况。我的祖父陈荣庆先生，是清代末年上海的最后第二任道会司的道官。我的父亲陈莲笙先生从小学道，1949年以前就是上海著名的高功法师，当时的上海道教组织的理事。1957年以后，一直担任中国道教协会的理事，还曾担任过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和顾问，上海道教协会的秘书长、会长和名誉会长。我本人在1947年至1955年间也一直混迹于上海道教之中，直到我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所以，我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说，今天大陆道教已经出现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巨大的变化。
道教的变化，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道教的组织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内地的社会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1957年，中国内地成立了跨宗派的道教组织，也就是中国道教协会。但是，1957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左”倾思潮，因此，严格地说，中国道教协会从成立起就没有能按其计划和章程正常运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道教协会已经恢复正常活动，各省市也成立了各级道教组织，一些县里也成立了县级的道教组织。虽然，中国道教协会和地方道教协会只是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但是，因为有了统一的合法的道教组织，道教徒才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国家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中国内地的各级议会组织中都有道士的代表。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是不敢想象的。
二是道士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1949年以前学道的道士，绝大多数没有文化，只是进了道门以后才认识经书上的字。我本人原定于1949年7月小学毕业以后学道，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有文化了。1949年以后，在中国内地，很少有人想来学道，因此，整整三十年里，道教没有认真培养过接班人。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以后，在陈撄宁会长主持下，举办过“道教知识专修班”，但是参加的都是中年道士，人数也不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道观的逐渐增加开放，学道人数迅速增加。这些新道士，大多已经完成普通学校的学业，有的还是高中学历。为了迅速提高他们的道学修养，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了中国道教学院，上海和四川分别成立了上海道学院和四川道学院。中国道教协会和地方各级道教协会还举办一系列的专修班、训练班和学习班，加快培养道教人才。据统计，中国道教学院自1982年至1994年，培养了全国各地各宫观送来的学员303名，大约是以前培养的十倍。至于各地自己培养的道教人才，超过千人。其中一些较早学道的青年道士，已经走上了道教的领导岗位。他们受过比较系统的道教知识的培训，既注意继承道教的优良传统，又能自觉适应当今中国社会，自觉维护道教的合法权益，相互团结，在社会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显示出中国道教是中国社会一支不可替代的社会力量。这一点也是前三十年中不敢想象的。
三是道教开始注意弘扬自己的思想和文化。道教以道家思想为教义核心，因此，在人生观和社会观的层面上，道教是以“无为”和“不争”为特征的。道教对于自己的传播也向来抱着“道法自然”的态度。道教不仅没有像西方宗教那样，要让中国人都变成驯服的羊群，“中华归主”，甚至像佛教那样用“讲经”来宣传自己的做法都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道教自己没有一份弘道的杂志和报刊。众所周知的《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是翼化堂主张竹铭创办的。可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道教，由于一批熟悉现代生活的青年的加入，在宣传和弘扬道教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所，地方道教协会也相继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室。现在中国道教协会的《中国道教》杂志已经公开出版，并且从不定期刊物变成了季刊，又变成了双月刊。地方的道教协会也出版了《上海道教》、《三秦道教》、《福建道教》、《广东道教》和《茅山道院》等内部杂志和报刊。中国道教协会和地方道教协会还公开出版了250万字的《道教大词典》以及一系列研究道教思想文化和介绍道教名山洞府的著作、音乐录音带和记录重大科仪活动的录像带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弘扬道教的思想和文化，使社会对于中国道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一点，也是前三十年中不敢想象的。
从以上三方面的变化，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道教已经出现了近百年未曾有过的振兴局面。这个局面的出现是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分不开的，也是同道教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分不开的。道教自身发生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批受过道教教育的青年道士充实到了道教徒的队伍之中，给道教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三、当代道教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教育方法
道教院校的办学宗旨。在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道教走向振兴的时候，各地都出现了有道观没有道士；有建立道教组织的机会，却不具备人力成立组织的尴尬局面。这是因为老道士年迈体弱，无法胜任，而青年道士却因为有近三十年没有培养，所以，各地各宫观普遍出现形势大好，后继乏人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尖锐的矛盾，中国道教协会在1990年正式成立了中国道教学院。经过十余年教学实践，中国道教学院已经具有较为完整的课程设置，拥有了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这所学院的教育目的与任务就是：“培养爱国爱教的、具有较高道教知识修养并有志于为道教事业服务的青年道教徒，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弘扬道教文化”。它以各地各宫观送来的青年道士为主要对象，其毕业生也已经遍布各地。与此同时，上海道教协会成立了上海道学院，四川青城山道教协会成立了青城山道教学校，广东省道教协会和黄龙观相继举办了培训班，各地道教协会也多次举办道教知识专修班和经韵培训班等等。这些道教院校和培训班都以青年道士为培养对象。以上海道学院为例，上海道学院是由上海道教协会举办的，经过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也已具有较完整的课程体系以及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它主要为上海地区培养正一派道士，以培养“有相当宗教学识的年轻宗教教职人员队伍”为目标。从大陆各道教院校和培训班已经公布的受教育的人数来看，受益的青年道士有千余人。这些青年道士在毕业或结业以后，及时充实到了各地道教协会或宫观中，缓解了道教走向振兴时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
近年来，随着中国内地的巨大变化和不断进步，许多较早进入道门的青年道士从自己学道和修道实践中感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不敷所用，因此，他们在业余时间中继续努力学习，有的参加了社会学校的业余学习，学习文档秘书、财务、管理、电脑和电工等专业，有的还参加了社会的大专水平自学考试，以提高自身素质。为了满足青年道士合理而迫切的要求，中国道教学院和上海道学院又先后举办了相当于大学专科水平的进修班。将来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在征得主管部门批准以后，道教协会还将开设培育道教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层次的课程，目的就是要培养有较深道学修养和道法造诣的青年道士，以适应未来道教事业的发展。
道教院校的办学方式和方法。当今进入道门的青年道士，一般都已受过初等教育或者中等教育。这些社会教育同道教院校的教育是不同的。其不同处主要是前者不包含道教信仰的内容，但是，它又为受教育者打下了文化知识的基础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基础。据此，道教院校对青年道士的培养，一方面在文化教育方面直接与社会教育相衔接，不再重复，一方面又大量增加有关道教信仰的内容，重点放在道教教义教理的学习、道教文化历史的传授和科仪经韵的培训等等。在教育方式上，道教院校采用了青年道士已经习惯的课堂教育方式，并且与道教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教育方式相结合。这样就能保证培养工作既符合道教的要求，又缩短了培养时间。
青年道士的培养，按照传统，历来是由德高望重的老道士负责的。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地道教协会在恢复道教活动时，仅有的一些老道士忙于应付宫观修复和经忏业务，另外也缺乏相当的道学修养，更缺乏能用新形式传授道教知识的老道士。因此，一段时间里，道教院校和各种培训班在选择师资时，采取“不拘一格”的原则，这就是说，不分地区或派别，不论年长或年少，不分教内或教外，只要有相当的道教知识修养和研究成就的，只要尊重道教的教义教理以及礼拜活动的，只要作风正派、学风严谨的，都可以作为道教院校的教师，被请来讲课。
道教院校的课程设置，经过十余年的教学实践积累，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道教院校的课程有政治、文化和道教三大类。以上海道学院的课程设置为例，三大类课程的学时比例为1∶2∶7。其中政治课程指的是“宗教政策法律法规”、“法学概论”等。文化课程指的是“高中或大学语文”、“高中或大学中国历史”、“高中或大学英语”、“中国哲学史”、“书法”等。道教课程指的是“中国道教史”、“道教经籍选读”或“道教原典选读”、“《道德经》讲读”、“道教音乐”、“道教经韵”、“早晚功课”、“道教科仪与符箓”、“道教文学”、“道教伦理”、“道教与科学”等。在大专班级里，还安排一些讲座课程，如：宫观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世界宗教常识，等等。
道教院校培养的是有学识的道士，因此，道教院校一般都设置在道观之中。学员要穿着道装，按时参加早晚功课，念经礼拜。道教院校的学员虽然是学生，但首先是个道士，要会念经做法事。中国道教学院的学员来自各地各道观，毕业或结业以后，还回到原地原宫观学道修道。至于地方道教院校，例如上海道学院，学员在第三学年就被分配到上海的宫观拜师实习。这样就既保持了道教原来的授徒传统，又能在实际中进一步培养青年道士。
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一个道教院校的学生，一般来说，都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从一个普通的社会青年向一个有信仰、有道教学识的道士的转变。通过规定时间的学习，他们无论在思想信仰上、在道教知识上、或者在斋醮科仪上，都会有比较迅速的提高。当然，院校方面反复强调，学员们也清楚明白，树立对于道的信仰是一个道士努力一辈子的事情。从道教院校毕业或结业，只是他们从道的第一步。
四、中国道教百年未有的巨大财富
新一代青年道教领袖带给新世纪的道教更多活力。1998年8月，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几位曾经领导了道教振兴工作的年事已高的老道士退居顾问位置，一批青年道士走上了领导岗位。各地方道教协会也相继换届，增选了一批青年道士担任地方道教协会的领导工作，使得中国内地道教的领导层显得生气勃勃。
在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人选中，除了1924年出生的闵智亭会长、1936年和1945年出生的任法融、刘怀元副会长、1939年出生的袁炳栋秘书长以外，其余6名副会长都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其中年龄最长的是王光德，1949年出生。50年代出生的有两位，即：赖保荣和唐诚清。60年代出生的有3位，即：张继禹、黄至安和丁常云。丁的年龄最小，出生于1964年。这6位五十一岁以下的道长，都是近二十年由道教院校培养出来的。王光德、唐诚清、赖保荣和张继禹都毕业于中国道教学院；黄至安毕业于中国道教学院坤道专修班；丁常云毕业于上海道学院，现在还是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大专）的学员。一些地方道教协会的领导工作，也都由青年道士担当。例如：江苏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就是1964年出生的杨世华，毕业于中国道教学院。江苏省道教协会的副会长、苏州市道教协会会长是1962年出生的张凤林，他也是毕业于1984年中国道教学院。福建省道教协会会长林舟，也毕业于中国道教学院。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史孝进，毕业于1986年上海道学院第1期道学班，现在是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大专）的学员。
以上列举的部分中国道教青年领导人员的学道经历，就可以说明，近二十年中国内地道教创办的各种道教院校和专修班对于道教的弘道事业以及今后二三十年的发展可能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
张继禹是江西贵溪人，出身于江西龙虎山天师世家。他从中国道教学院毕业后，就留在北京边工作边进修。除了教内职务以外，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委员，现在是第九届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代表道教参与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张继禹现在还是《中国道教》杂志的主编、中国道教协会的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在十分繁忙之中，张继禹编写过《天师道史略》等著述，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现在，他还主持出版标点排印本《中华道藏》的巨大工程。近年来，张继禹代表中国道教参加了许多国际活动，例如：1995年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1998年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世界（宗教）信仰与发展”会议，1999年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人类健康与环境和谐研讨会”。在会议上，张继禹发表了《道教对世界环境保护主张》、《道教对发展及经济生活的理解》、《道教对发展中医药和保护野生生物的理论和实践》等演说，并且在与会期间，广泛会见了各国各宗教的代表，接受了英国、意大利和海外华文报纸的采访，会见了各国的华人代表。在张继禹身上，人们可以明显看到宗教领袖的风度，从容自如的社会活动能力。
丁常云是江苏句容人。自上海道学院毕业后，他就从事创建道教文化研究室和编辑《上海道教》杂志等工作，先后当选为上海道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道教协会理事、副会长，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青年联合会委员。1995年起，还任上海道教文化研究室主任，《上海道教》杂志主编。近十年来，丁常云一直从事道教的学术研究工作，先后编写过《吕祖无极宝忏注》、《太上感应篇注》、《诸真宝诰注》以及《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上海道教文化》、《道教的城隍信仰及其社会思想内容》、《道教的禳镇科仪及其功能》等重要论文。1998年他作为中国道教文化代表团赴台湾地区发表了《道教宫观的神缘功能》的演讲。1999年还作为中国宗教代表团成员，到伊朗参加了亚洲宗教和平理事会会议。丁常云现在还兼任上海钦赐仰殿道观住持，需要在道观管理工作中积累经验，但是他作为在道教学术研究中已经颇有成就的青年领袖的形象已经确立，并且今后会对道教内部的学术研究和弘道工作发挥影响。
王光德是河南人，他从中国道教学院毕业后回到武当山，先后担任过武当山道教协会秘书长、副会长和会长，湖北省道教协会副会长，中国道教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十堰市政协副主席，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第六届中国道教协会代表会议上，王光德当选为副会长。王光德近年也有一些著述，例如：《武当山道教史略》、《仙山武当》等。但是，他的特长是宫观管理和社会活动。据说，王光德回到武当山时，紫霄宫、太和宫建筑破落，杂草丛生，道士生活十分困难。生活在著名的“金顶”的道士，没有水喝，没有电灯。王光德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和全部精力，面对各方插手开发武当山的巨大压力，积极依靠政府有关部门，到市、省和首都争取支持和经费来源，艰苦奋斗，风餐露宿，夜以继日，终于修复了紫霄宫、太和宫，并且为金顶先后新建供水和供电工程，从根本上改善了武当山道众的修道条件，也改善了武当山的旅游环境，获得了游客和当地群众一致的赞誉。自1993年起，王光德受到海外的玄天上帝的道教信徒的邀请，先后到新加坡、日本、意大利等国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传播武当山的道教武术、道教科仪和养身文化，把武当山介绍给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华人同胞。当地的道士称王光德是武当山守护神，说明他是用心血在浇灌武当的壮丽山川。
杨世华是江苏句容人。杨世华从中国道教学院毕业回到茅山以后，先后担任过茅山道教协会副会长、秘书长、会长，句容市道教协会副会长、镇江市道教协会会长、江苏省道教协会会长，中国道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江苏省青年联合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茅山道教文化研究室主任，《茅山道教》主编。杨世华也是一位以管理能力见长的领袖。自回到茅山起，杨世华就将全部精力投身于恢复和振兴茅山道教的工作，解决了茅山顶宫（九霄万福宫）的用水和用电问题，重新对顶宫的殿堂设置作了布局。面对茅山印宫（元符万宁宫）在抗日战争被毁坏，长期未能修复的破落状况，杨世华在市、省和中央的支持下，不失时机地领导茅山道众对印宫进行了规模空前的重建工程，自筹资金三千余万元，建设了上下四层的“道祖广场”。最下层为“睹星门”广场，第2层为“三天门”广场，第3层为“太极广场”，第4层，即最高层，为“道祖广场”。道祖广场中央有太上老君的坐像，高33米，坐像建筑于直径22米、高5米的圆台上。当地民众称它为“老子天下第一”。同时，杨世华也十分注意弘道扬善工作。茅山道院设立了文化研究室，并且出版茅山道教的音乐录音带、录像带，出版道教文化书籍和科仪经本，总数已达数十种。
从上面介绍的四位年轻道教领袖的风采，人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内地的青年道教领袖是各有所长的。我们大致可以将他们区分为：“社会活动家型”、“学者型”、“管理型”、“科仪型”等四类。这些青年道士所处的当代社会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能苛求他们成为全才或者通才，只要有一个方面的特长，以他们所处的领袖的地位，就可能对于道教的全局或者局部在今后几年或者几十年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上面列举的四位年轻道教领袖，只不过是近二十年来涌现出来的青年道士中的代表。我们如果以1996年统计全国有133个县级以上的道教协会为依据，设想如果每个协会有10名青年道士担任不同层次的领导工作，那么全国至少已经有了1330名青年道教领袖。这些领袖都是道教的人才。前贤说：“道由人显”。有了这些人才，道教就有希望，有实力，有将来。这样数量的人才是中国道教近百年来从没有过的巨大财富。当然，这些领袖还年轻，在今后的学道生涯中，其中某些人有可能出现种种曲折。这是不奇怪的。事实上，省市级的道教青年领袖中也已经出现过昙花一现的人物。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量，就为中国道教在未来选拔领袖准备了条件。有了这样的数量，人们自然可以期待道教继续振兴和发展。
从现在培养的青年道士的身上，我们可以估计中国道教未来将会出现某些新变化。
首先，道教将继续获得发展，道观继续增加，青年道士数量继续增多，以满足新世纪中人们仍然存在的宗教信仰的需要。近二十年来中国内地道教的发展，虽然是道教自身努力的结果，但是，归根结底是中国内地社会存在着道教以及其他宗教得以发展的客观原因。这些客观原因今天并未消失，而且由于社会经济运作方式和内容的深刻变革，社会分配方式和内容的深刻变革，社会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存在和多元选择，加上社会老龄化问题的突现、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滞后等等问题的出现，现在又增加了许多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新因素。因此，社会存在着道教继续发展的条件。对此，道教的青年领袖们由于生活在民众之中，心中是一清二楚的。张继禹在《中国道教协会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在谈到“今后的工作意见”时明确指出：“道教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大好时期”。这个历史发展的有形显示，就是“立观度人”。张继禹在报告中说道，某些道教宫观尚未交还给道教，某些地方的道教界的权益还没有保障。因此，继续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落实政策的结果必然是一些著名的道观或者群众有要求的道观又要相继开放。张继禹认为，能不能抓住这个时期，关键是看道教自己。张继禹指出：“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为此，他提出了培养人才的近期目标和中长期计划。近期目标就是继续培养教务和管理人才。中长期计划就是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有较高学识的教学和研究人才。有了足够的人才，就可以应付道教仍然继续发展的局面。张继禹在报告的结尾处，充满信心地预言：“道教事业一定能够振兴发展，道教的未来前景将会更加美好。”
其次，道教和社会生活将越来越紧密，道教和中华传统文化一样会面临挑战，因此必然会发生适应性变化。青年道教领袖都来自社会，他们同社会生活有紧密的联系。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他们在组织恢复或修建道观时，对于道观内设施的要求完全是按照社会的水平，因此电灯、电话、电传、电脑、电视、音响、灯光照明、卫生设备等等一应俱全。为了工作的方便，他们大多身上配备有手机，有的还带有手提电脑。他们熟悉经济运作的环节，善于经营。无论是为修复工作或者为法物流通，他们与商人谈判合同和价格时，讨价还价，寸步不让。如果他们不是穿着道装，看起来与一般的商家并无差别。不过，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道教的利益。这一些在中国道教史上是从未见过，而且为许多高道所不齿的。如果这就是宗教的“世俗化”，那么，中国道教未来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世俗化的问题。不过，道教乃至于中华传统文化不会轻易丢失。历史上每当出现大发展的时候，必然同时会出现对传统的回归。所以，下一世纪中，中国道教在世俗化的同时也必然出现对于道教传统的回归，也就是广泛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两股思潮对抗融合，就会产生发展。道教的历史，过去就是在改革和复古的矛盾中前进的。青年道教领袖们会利用自己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继承道教优良遗产，发扬道教优良传统，寻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第三，道教的教义教理、科仪道术、规戒制度等各方面都会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今天的青年道士都是生活在社会对宗教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逐渐趋于科学而合理的条件下，他们在学道的过程中，也已经接受了大量现代学术界对于道教和宗教的研究成果，因此，他们都明白，道教适应社会的要求并不是某个人的自由意志，而是道教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张继禹在他的《关于道教现状和弘扬道教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就明确地说过，“弘扬道教以适应现代文明，并为促进现代文明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是我们道教徒的普遍愿望，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因此，未来的中国道教，在内容和形式上将要发生变化是自然的事情。
就内容而言，张继禹在上述文章中明确地表述过他作为道教领袖的看法：“当今之道教，就是要承扬和弘扬道的根本教义思想，并随社会的文明发展进一步丰富发展经教教义，从而建立起切合社会文明的教义体系，裨益于人类的文明进步。”
就形式而言，涉及许多方面。在宫观和协会管理方面，一些有效的管理理念和制度必然并且已经进入了道教的管理工作，例如：上下班考勤制度、殿堂管理的考核制度、衬资（即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制度、各种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及时将道士和职工生活福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在科仪道术方面，随着信徒生活节奏加快，精神世界问题的增加，科仪时间必然并且已经缩短，科仪内容必然并且已经正在调整，新的科仪必然并且已经出现。科仪坛场的布置、道士的服装、坛场的法器以及科仪的音乐，如何满足当代信徒的审美要求，等等。在规戒制度方面，人们常常把焦点聚集在全真派的出家制度和清规戒律上。未来是一个崇尚个性的时代，人的精神世界也是多元的。不要说全真派能不能坚持出家制度，独身主义本身就是时髦的社会潮流。不要说全真派能不能坚持吃素，坚持吃素本身就是一种时尚的养生方法。所以，对此不必作太多的猜测。这方面的变化，只能是“道法自然”。历史形成的规戒制度都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关，当时有其合理性。今天社会发展，合理性成为不合理性了，规戒制度就会变化。但是，当代社会矛盾重重，人们精神负担很重，如果道教的规戒制度能够帮助人克服疲惫，解除困惑，超脱物质的烦扰，那么，在规戒制度方面出现多元现象，或者在执行规戒制度方面出现变化，也都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张继禹在上述文章中说道：“道教现状中存在诸多问题，但根本问题在于道教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这个根本问题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可见，对于面临的困难，道教的青年领袖们十分清楚。
最后，道教将在信仰领域中面对激烈竞争，强化组织，培养人才，形成比较有力的宗教实体。未来的竞争将日益加剧，道教已经遇到并将面对更多的挑战。这种挑战有的来自传统成分，有的来自新的成分，例如：各式各样的新宗教或者“邪教”。青年道教领袖都非常清楚，应对挑战的最紧迫的任务，是练好“内功”。这里的内功，并非内丹功法，而是指在组织上，加强道教的自身建设，培养更多的优秀的青年道士，团结好普通教徒，全心全意为信徒服务。因此，这些年轻的道教领袖都强调道教自身建设的问题。杨世华在最近召开的江苏省道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上说到要“不断加强宫观管理和道教自身建设”，认为“培养道教人才是关系道教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也是省道教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林舟在福建省道教协会1998年副秘书长以上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谈到要“加强自身建设，促进道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也认为“大力培养爱国爱教，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道教人才，是道教事业发展的关键”。青年道教领袖们的共识并非偶然，更不是由于某人的指示。因为他们都明白，几千年的道教传统要在他们手上继续，他们既有历史的责任，也有发展的使命。所以，尽管目前各地的道教协会还是处在“属地管理”体制下，但是，无论是中央和地方，或者地方和地方，道教界的纵横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得多。正因为如此，中国内地的道教界的紧密程度已经今非昔比了，现在已经不能用“一盘散沙”来形容了。作为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实体，道教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可以预计，在新世纪里，中国内地道教的实体力量将会加强，处在三个不同生存环境中的道教，也会紧密关系，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发展。
目前道教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尚需重视解决。中国内地的道教教育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是如何处理好信仰教育和知识教育的关系。道教院校培养的目标是道士，而不是传授道教知识。说到底，道教院校承担着将有无神观念或者泛神观念的青年转变为神职道士的任务，当然，这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是合法的、合理的。不过，要通过短短三年完成这个目标，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尽管道教院校在课程设置和宗教活动方面作了精心安排，但是，还是有些学员毕业以后，做了道士，而心里并不真正信仰道教。
第二是如何处理好信仰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要求学道的青年的入道动机是复杂的。其中道门子弟和因信仰而入道的青年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因为升学受阻，感情挫折，健康欠佳或者就业无门而踏进道门的。因此，道教院校还承担着将以谋生为目的的学员转变为有信仰的、愿意为道教事业献身的神职道士的任务，当然，类似情况在全世界各宗教的院校中也普遍存在着。尽管道教院校在教义思想的课程和宗教活动的实践中也做了针对性安排，但是，还是有些学员毕业以后，做了道士，视同谋生。举止言谈，不像有道之士。
第三是如何加强道教院校的教务管理工作。道教兴办院校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因此，对于如何办教育还缺乏经验，例如，在如何管理学员，如何管理师资，如何设置课程，如何上好课，如何组织好课堂宗教活动等等问题，都只能摸索着处理。有的道教院校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积累经验，包括如何积累教案，如何积累讲义和教材。当然，这在头十年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因为，当时大陆道教面对着百废待兴的局面。但是，现在已经正常化了，这就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办学的自觉性，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教务管理工作。
第四是如何增加道教院校的投入，将培养青年道士和教化普通信徒的工作持久地开展下去。在中国内地五个宗教的院校中，道教院校的设备和设施都是比较差的。这里有历史的因素，也有道教本身财力的因素，但是，也有不重视投入的因素。如果道教真的将道教教育当做关系道教生死存亡的大事来认识，无疑，应该将建设比较完善的院校与修庙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来对待，将培养高素质的道士的工作持久地开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