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东京，几乎全体市民都在泡沫经济时期分得了一杯羹，而现在的北京，只有10%左右的“暴发户”和“富二代”们享受到了经济繁荣的红利。作为日本的“泡沫经济一代”，我在北京的高级会所和“富二代”们一起吃饭、喝波尔多红酒，感觉自己的青春时代再次来临了。然而，在北京还有90%的人，特别是“80后”的年轻人们，他们不得不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他们跟繁华的经济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也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年轻人总是被时代浪潮紧密裹挟的一个群体。中年人已经抢先一步掌握了社会的特权，所以，年轻人的部分利益往往被牺牲掉。尽管如此，年轻人们仍旧凭借其惊世骇俗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楚霸王项羽灭秦时只有二十几岁，毛泽东主席也在二十几岁的年纪踏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在日本，发起明治维新，结束长达700年之久的武士时代的正是以坂本龙马为首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们。
中国现在有数以亿计的80后、90后，他们是21世纪的新中国的先驱和开拓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条文是1993年修改《宪法》时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加入的。
日本没有发展社会主义的经验，但是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初期，也就是1697年，就在大阪设立了堂岛米交易所，进行大米的期货交易，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让大米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市场经济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因此，说起市场经济，日本还是略胜一筹的。下面，我将结合日本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回顾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本国“青年史”。这对于思考中国的青年群像也是颇有借鉴意义的。在此基础上，我想谈谈我对中国年轻人的看法。
前辈们正如“坏掉的奔驰车”
日本1945年战败之后的第一代年轻人被称作“60年的安保世代”，我的父母正是这个年代的人。
日本于1951年签署了《圣弗兰西斯科和平条约》，结束了长达6年的美军占领时代，同时与美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正式进入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在二战后的美苏冷战体制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多年前还在跟美国拼死决战的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美军的前线基地。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有效期只有十年，因此1960年需要重新签署。
然而，到了1960年，整个日本的大学校园纷纷掀起了激烈的反美游行运动。主导游行的正是当时的年轻一代--“60年的安保世代”。虽然《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最终被强行通过，而当时的首相岸信介，也就是当今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却因此尽失人心，被迫下台。
在1960年“安保”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度过青春岁月的父亲曾经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点就是反战和反美。我们这代人的父辈将侵略的爪牙伸向整个亚洲，还错误地向美国开战，结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日本民众反战的意识非常强烈，坚决不重蹈覆辙。就在不久前，美国还是日本的敌国，然而现在政府却想对其唯命是从。追随美国，就意味着必须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服务，在战争中助美国一臂之力，所以我们坚决反对。现在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只记得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搞学生运动，参与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
然而，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还是重新签署了，岸信介首相被迫下台，继任的池田勇首相公布了“所得倍增计划”，日本开始踏上经济飞速增长的道路。1964年，日本开通了新干线高速铁路系统，并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1970年，日本在大阪成功举办了世博会。在这个经济形势一派繁荣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听着美国的摇滚乐，歌颂着自己的青春年代。在日本，他们被称为“团块世代”。
“团块”的意思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从1946年到1949年，日本爆发了空前的婴儿潮。这一代的人口数量高达700多万，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因此被称作“团块世代”。
“团块世代”与“60年的安保世代”被统称为“肉食系世代”。这一代人像虎豹一样凶猛，且充满贪欲，好胜怕输。“安保世代”与“团块世代”这两代人创造了日本经济飞速增长的神话，他们时时刻刻想着优胜劣汰，竞争意识非常强。
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两代人的区别，那就是前者是“和式的肉食系一代”，后者则是“洋式的肉食系一代”。“团块世代”是最早在美国文化的强烈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凭借一己之力创建“优衣库王国”的柳井正会长兼社长（生于1949年），可谓“团块世代”的典型代表。在2012年底我对柳井先生的采访中，他对当时的日本民主党政权表现出极端的愤怒：“民主党政权无论遇到任何状况，都采取平均的政策，这完全是对平等概念的误解。平等，并不是指结果的平等，而是指机会的均等。换句话说，无论是谁，都享有同等的机会。然而，这个世上既会有成功的人，也会有失败的人，结果不可能人人平等。这才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概念。”
正如柳井先生所说，“团块世代”的特征就是把竞争作为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如今这一代人正是65岁上下的年纪，到了退休养老的时候，可他们的实力不可小觑。当前日本迅速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团块世代”正是日本社会的核心消费群体。
紧接着“团块世代”的年轻一代生于20世纪50年代，这一代年轻人也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1970年重新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并反对越南战争，因此被称为“70年的安保世代”。1969年，我的母校东京大学的象征性建筑物安田讲堂被示威游行的学生所占领，当年的东京大学入学考试因此被迫取消。最后，警察强行攻入安田讲堂，逮捕了633名学生，才使事件平息，史称“安田讲堂攻防战”。
当时的日本，嬉皮文化从美国传入，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声势日渐高涨。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在街上看到来来往往的年轻人们穿着牛仔裤、续着长发，一眼望去跟流浪汉一般。他们时常背着吉他，哼唱着民谣歌曲。小时候他们教给我的几首民谣，我到现在还会唱。
当今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属于“70年的安保世代”。我曾经的上司，毕业于70年代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早稻田大学，他也是非常典型的“70年的安保世代”。他曾对我说：“当时我们这群年轻人的世界，只有反美和虚无两件事。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像‘团块世代’那么坚忍不拔，我们不会以强硬的方式进行反抗，而是以软性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比如，同样是反美示威游行，我们不会挥舞着拳头投掷火焰瓶，我们会选择躺在马路上堵塞交通。”
全世界的“富二代”都差不多
“70年的安保世代”是在日本掀起学生运动的最后一代人。他们之后的一代年轻人就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臭名昭著的“泡沫经济一代”。
“60年的安保世代”与“团块世代”作为日本社会的中心，拥有不可企及的实力，他们将日本经济推上巅峰，并于80年代后期催生了泡沫经济。当时，日本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跻身世界第二，但是日本人普遍认为“日本才是实际上的世界第一”--纽约的曼哈顿大街、夏威夷的怀基基海滩、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富有的日本将全世界最贵的地皮一一收入囊中。
1987年，安田海上火灾保险公司花费3992万美元买下了梵高的名作《向日葵》；大昭和制纸公司的名誉会长斋藤了英也于1990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750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一幅梵高的作品--《加歇医生的肖像》，第三天，斋藤了英又以119亿日元中标，拍得了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暴发的日本人疯狂搜购艺术品”--一时间，世界各地舆论沸腾。
那个年代的日本人挥金如土，邀请国际名人前往日本成了家常便饭。举个例子，日本想举办世界杯足球赛，但是日本在强手环视的足球界属于微末小国，一直未能遂愿。因此，1980年丰田汽车公司邀请欧洲冠军杯及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队来到东京，进行足球俱乐部之间的冠军争夺赛，并将其命名为“丰田杯”。之后，这一盛会每年年底都会在东京举办。
在体育方面，1988年首尔奥运会上美国选手卡尔·刘易斯夺得百米赛跑及跳远项目的金牌，于是日本的电视台邀请刘易斯来东京的田径赛道上奔跑。同样，勇夺女子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赛三枚金牌的弗罗伦斯·格里菲斯·乔依娜也受邀到东京田径赛道上展现风采，不仅如此，她还在日本的电视连续剧中客串了一把。当年我采访她时，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我可是拿到了一大笔奖金哦！”
在艺术领域，尽管20世纪最负盛名的钢琴家霍洛维茨当时已经80岁高龄，仍旧被日本人专程从伦敦请来。为此，日本最高端的酒店--大仓酒店还特意重新装修了套房。1985年，在被誉为“钢琴界奥运会”的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中，19岁的美籍俄罗斯人斯坦尼斯拉夫·布宁荣获桂冠。数年后，东京某私立音乐学院不惜花费重金请来布宁为音乐学院的学生授课。当时我也采访了布宁，他跟乔依娜一样，都难掩喜悦之情。
同样是1985年，标榜为“亚洲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首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开幕。之后，每年秋季，国际电影明星都会齐聚东京。并且，好莱坞的巨星们在自己主演的电影在日本上映之际造访日本已经成为惯例。对坚称不出席任何海外活动的罗伯特·雷德福，东京电影节的主办方还特意派了一架专机前往美国接他。
当时，国际大腕儿们寒暄时常会说：“下次东京见吧。”--他们几乎每年至少来日本两次。有一次，我在六本木的一家酒吧喝酒，旁边坐着的就是一位国际巨星--美国歌手麦当娜。还有一次在涩谷一家酒吧喝酒时，我跟身边一位外国女性攀谈了起来，得知她就是法国的国宝级演员艾曼纽·贝尔德。
当时的日本人觉得日本就是世界的中心，只要有钱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竹下登首相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得花不完，甚至给全国3300个市町村各发了一亿日元。
“泡沫经济一代”就在日本经济的巅峰时期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代。1965年出生的我，正好处于“泡沫经济一代”出生的中间阶段。
当时的我只有二十出头，却以为钱就像天上降下的雨一般，花光了自然会再来。每晚我在采访之余，还会开一瓶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250元）的法国红酒；如果地铁太挤，就会坐的士上下班；周末一有时间，我就会去韩国、中国台湾等地旅游。
“泡沫经济一代”的普遍特征是年轻的时候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众所周知，泡沫经济之后的日本经济一落千丈，持续萧条，进入了“失去的20年”。而日本人也沦为了十月革命之后“没落的俄国贵族”。
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是过来人，可谓深有感触，对于“泡沫经济一代”的日本人来说，最难做到的就是节俭。
如果要用1万日元维持10天的生活，当今的日本年轻人一定会把一万日元分成10份，安排每天只花1000日元的生活，并严格按照计划生活。然而“泡沫经济一代”的我们，一拿到1万日元，第一天就会立马花掉5000日元以上，至于剩下的9天该怎么过，“Tomorrow is another day（明天会是崭新的一天）！”。这句台词是好莱坞电影的巅峰之作《飘》的主人公郝思嘉在电影结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正好契合了日本“泡沫经济一代”的想法--万事乐观。
2009年夏季，我作为一家日资企业的副总经理赴北京工作，并担任该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我询问一名刚进公司的新员工，她一天要花多少钱，她答道：“我尽量一天只花30块。”她说主要支出都花在吃上了。
我决定跟这名新员工学习，从第二天开始，尝试着过一天花30块钱吃饭的生活。
然而，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就想喝星巴克的咖啡，而且不愿意喝便宜的速溶咖啡，一定要喝大杯的焦糖玛琪朵或是白摩卡。
光是喝一杯星巴克的咖啡就要花费30多块，之后的早饭、午饭和晚饭就都没得吃了。我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去星巴克喝焦糖玛琪朵，要么不喝，直接去公司上班。对于正在练习节俭的我来说，不去星巴克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很遗憾，泡沫经济时代养成的习惯导致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喝大杯的焦糖玛琪朵或者白摩卡。
当时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在午饭或晚饭时间之前，一定会有客户打电话来问‘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并且请我吃顿大餐。“真的是想得特别美。但是，这种幸运的电话怎么可能突然造访呢？如果一早上都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会想：“虽然今天没有，但是说不定明天和后天的中午和晚上都会有人约我吃饭。这样一来，明天的30元和后天的30元就都能节省出来了。”我抱着这种乐观的想法，一到中午，就又揣着明后两天合计60块钱的伙食费去吃午饭了。
一次如此，则次次如此，我们这一代人过日子，基本都是入不敷出。我的高中和大学同学之中，出现了好几个“失踪者”。他们大都借了高利贷，利滚利越滚越大，无法偿还，最终下落不明。
最近日本企业似乎对“泡沫经济一代”非常不满，把这一代人列在裁员名单的榜首。这一代人往往行事出格，野性难收，特立独行惯了，喜欢乐观地看待问题。然而在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日本企业越来越崇尚“以和为贵”，看重守成而非冒进，“泡沫经济一代”自然成为淘汰的首选对象。
最近，有个年轻员工对我说：“前辈们这代人，就好像坏掉的奔驰车。”让我备受打击。奔驰车外观奢华，只要油量充足，便车速惊人。但是耗油量大，不够经济，一旦缺油，就立马抛锚。因此，“泡沫经济一代”在日本“失去的20年”里，只能面临着像恐龙灭绝一样的困境。
就连我也是一样，在日本待得快要窒息了，但是2009年调到北京工作后，我一下子活了过来。当时的北京，就像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的东京一样，富有活力和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