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孟浩然以其“清”的品貌、“清”的人格、“清”的诗歌赢得了自古至今无数人的赞佩。因其为襄阳人，故称其为“孟襄阳”。
“清”本以形容水之澄澈的状貌，如许慎《说文解字》云：“清，朗也，澄水之貌。”由此又产生了与“清”相搭配以形容各种自然现象的众多词汇，后来人们将其引申到对社会现象与人的形象、品格、文艺审美特征的品评，赋予了这一概念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而“清”美在孟浩然其人其诗中体现得特别突出，故而称之。如：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骨貌淑清，风神散朗。”这形容其容貌；
李白《赠孟浩然》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这是赞赏其品格；
杜甫《解闷十二首》之六云：“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这是赞美其诗歌。
孟浩然以其“骨貌淑清”的形象、耿介不俗的个性、清亮高尚的情操及其“清诗”的审美品格，深为同时和后世的人们所倾慕、赞赏。当然人们更多的是因其独特的诗歌风格与他享誉后世的诗歌成就，而在诗坛传为佳话。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孟浩然……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
施补华《岘佣说诗》评杜甫诗时说：“《奉先寺》诗，‘阴壑生虚籁，月森散清影。’清幽何减孟公‘松月生凉夜，风泉满清听’之句？”
竹露闲夜滳，松风清昼吹。（《齿坐呈山南诸隐》）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京怀辛大》）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诸如此类的诗句都是极好的例证。不过，也有人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之类诗句说明他“冲澹中有壮逸之气”，事实上，这类诗作毕竟甚少；也有人因为《新唐书》孟浩然本传有他“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的记载，而认为他有“豪侠性格”，但那也并非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侠之举。就盛唐诗人而言，赠人之诗说几句赞赏游侠之士的话，以表达对朋友的一片豪情，本在情理之中，由此而视孟浩然有豪侠性格，与诗人“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形象相去甚远。
孟浩然追求明净、雅洁、澄清、透亮人生之境与诗歌之境，故人们用“清”美形容之，“清”的形象、“清”的人品与“清”的诗歌在孟浩然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自王士源、李白、杜甫等开其端，后来对孟浩然表示崇拜和敬仰之情者甚多。他们以一“清”字对孟浩然及其作品的整体评价颇为中肯。
孟浩然诗如其人，人如其诗。闻一多先生曾指出，“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得到了“诗的孟浩然”便可以忘掉“孟浩然的诗”了。孟浩然以一种极其乐观、诗意妙觉的态度应物、处事、待己，故其诗“清”而高妙。
诗品体现人品，人品之最高处莫过于持有一颗赤子之心以待人应物。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中强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浩然坦诚待人，始终持有一颗赤子真心，深得人眷爱，因而拥有众多的朋友。在孟浩然的朋友圈中，既有众多的社会名流、诗坛才子，如张说、张九龄、韩朝宗、王维、李白、杜甫、王昌龄、郑倩之、独孤策、张子容、王迥、崔国辅、阎防、张愿等，皆与浩然为忘年之交，也有一些不知名姓的僧道、隐士、村夫等交情至深的朋友，且不论他与朋友赠别酬答的众多诗作中见出他对朋友的款款深情，只举《过故人庄》一首，即可见他与处于社会下层的村居朋友的深情交往：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清人黄生《唐诗摘抄》说：“全诗俱以信口道出，笔尖几不着点墨，浅之至而深，淡之至而浓，老之至而媚，火候至此，并烹炼之绩俱化矣。”如果没有与朋友交往中那种真诚与坦荡，就不可能有如此感动人意的清纯至极而品位至高的诗作。
孟浩然想做官，也本可以去做官。想做官的证据是他青年时代，一度隐居鹿门山，未尝不是为了走“终南捷径”的方式，证之于那篇著名的《临洞湖赠张丞相》，认为自己“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渴望这位张丞相能推荐他，但没有结果。
孟浩然本可以去做官的极好机会至少有三次。一次是在秘书省赋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因其“清绝”，令举座惊叹而纷纷搁笔，在“以诗赋取士”的唐代，这位名动京师的诗人及第入仕应该不成问题，结果因浩然诗人气太重而没有找到门径；第二次是在王维处见到唐玄宗，却因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种因拘谨而过分的自谦，加上唐玄宗的误读，而导致机会的再度失去；第三次是因为饮酒失约。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说，当时名闻天下的韩朝宗曾与孟浩然约好日期，准备为他做举荐工作。可是到了约好的日期，孟浩然却因与朋友饮酒赋诗正欢，而不听朋友之劝，将韩朝宗这样的社会名流相约之事置之不顾。
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对孟浩然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描绘：
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浩然作诗作文，是为了求“真”，而不因为求“仕”，他不愿受“名”的束缚，也不愿为“利”所牵扯，哪怕是经常处于贫困的生活之中，仍然保持一种放诞不拘，泰然自若的心态，这也是孟浩然作为诗人之所以为“清品”诗人之处。
深知孟浩然个性的挚友王维曾在《送孟六归襄阳》一诗中有言：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老朋友的意思是说他归隐田园，饮酒赋诗，有时读点古人书就行了，不必如司马相如那样表现自己有创作《子虚赋》的艺术才华了，浩然为着一个诗意的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不愿心为形役，有人不解孟浩然的这种心意，认为他晚年想“摆脱经济困窘，便入了张九龄幕府”，这实在是误解了诗人，他出于友情，晚年确从张九龄在荆州做过幕僚，但从他《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说自己是“狂歌客”的情形来看，与李白以“楚狂”自许，乃同一个性表白。楚狂者，清高之士也，肆意直言，张扬个性，也就是《孟子？尽心下》所谓“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这也是他们两人在个性品格上产生共鸣之处而相互欣赏的原因。
孟浩然的行为与诗说明，他追寻的是心灵上、精神上的自在、充实与愉悦，这在根本上将归结为一个人内心的心灵感受和精神状态，而与是否能做官，与财富、名望、地位无关。孟浩然有《韩大侯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诗说：“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诗缘真情而作，以真情感人，这也应该是孟浩然诗“清”的最根本的原因。
孟浩然对“清”诗的追求颇具宗教精神，因为宗教的精髓在于修炼到“明心见性”、“中道无为”的境地。这种境地妙观庄严、静穆、平和、安详。佛教认为“烦恼即菩提”，禅宗也有“心斋”、“静悟”、“坐忘”之说，人生在不断经历体悟烦恼、超越烦恼的修炼中亲证菩提，通过“心斋”、“静悟”、“坐忘”而渐通玄妙之理，达到无我之境。孟浩然说：“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诗人深知，人能否将一切烦恼与不幸转化为一种诗意的体悟，提升到用诗意的审美的心态去应对一切人生的遭遇和经历，这正是诗性精神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和意义所在。他好游寺观，寻幽访胜，又常与僧道交往，也是他向往诗性“清”境的一种体现。虽然孟浩然有时也有心底不平与矛盾的时候，但从他的整个人生历程来看，始终保持一种积极乐观、充实而和谐宁静的心态，这是他的诗明心见性、清空自在的重要原因。
当然，说到孟浩然之“清”，也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他的《登楚望山最高顶》诗说，“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表明了他对襄阳深深的眷爱，张祜《题孟浩然宅》诗亦云：“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认为襄阳是属于孟浩然的，可见襄阳优美的地理环境对孟浩然是多么重要。
《南齐书·州郡志》说：“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据《舆地广记》记载：“襄阳府……其民尚文，田土肥良，北据汉沔，西接梁盖，外带江汉，北接宛许，南包临沮，独雄江上，岘山亘其南，挟大江以为池。”不仅有“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的隆中，更有濒临汉江，云遮雾绕，如仙女忽隐忽现，令人心驰神往的鹿门山，还有风景如画的岘山与万山等等，均说明襄阳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环境。由此不难理解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对孟浩然之“清”的心性养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襄阳地灵人杰，自汉魏以降，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隐逸文化。襄阳不仅风景优美，水陆交通便利，而且距离洛阳、长安又不算远，由此引来许多隐士高人，将襄阳作为隐逸的最好去处。据《舆地广记》记载，东汉末的庞德公曾隐于鹿门山，《襄阳耆旧记》说他隐于岘山。至于诸葛亮曾隐于隆中，那是名闻天下之事。孟浩然青年时代，曾一度隐居鹿门山，除了想走“终南捷径”的用意外，未尝不与受庞德公、诸葛亮这些先辈的影响有关。闻一多先生说：“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的事实，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德公的继承人，此身俨然是《高士传》中人物了。总之，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闻一多《孟浩然》，《闻一多全集》第6册）他的许多诗歌便是隐逸文化影响下的“清”响之作，他反复表白“予意在山水”、“归赏故园间”的意思，虽与他仕途追求的人生挫折有关，亦与受襄阳的隐逸文化影响有关。
但孟浩然毕竟与李白、杜甫有着较大的差距。陈师道《后村诗话》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耳。”严羽《沧浪诗话》亦有云：“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孟浩然一生的生活经历非常简单，也正因此对社会生活深入了解不够，与李白、杜甫相比较而言，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孟浩然基本生活在盛唐繁荣上升时期，与经过了安史之乱的李、杜时代有着截然的不同是其客观原因，但未尝不与他的生活经历简单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开元元年王维已进士及第，孟浩然还在襄阳隐居，之后数年，才开始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漫游活动；开元十二年入京求仕未果又转道蜀地、吴越漫游；开元十六年冬赴京应举落第，后回到襄阳，其间除了于张九龄被贬荆州时作了一年多的幕僚外，大部分时间隐居襄阳。孟浩然的人生经历大体就是或隐居，或漫游，或求官。由于大部分时间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他的诗中几乎没有关于当时各种重大政治事件、边塞战争之类的思想内容。从王士源将其所存260多首诗分为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等即可知其基本内容，不外乎漫游中的欢欣、隐居时的乐趣、交往赠答时的感怀、寻幽访胜的兴致，再就是求官途中遭遇挫折后的不平，只要看他应举落第后的诗作，大抵发发牢骚而已。思想内容的逼窄，实乃源于生活视野的不够开阔所致。
就艺术形式而言也比较单调，其创作形式主要是五言诗，而五言诗中其突出成就在五律、五绝。因此，就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而论，都证明苏东坡之语不虚。
指出孟浩然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不足，并非是否定其诗性意义与审美价值之所在，正好相反，孟浩然诗歌之“清”是人们走向时间与空间深处的一把钥匙，他“文不为仕，伫兴而作”，“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游不为利，期以放性”，“虽屡空不给而自若”的诗人品格，捍卫着人的生存中最可宝贵的诗性精神。人类不能缺少“清”的人品与诗品，不能缺少对心灵上、精神上的自在、充实与愉悦的追求，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潜藏着诗情、诗意、诗心、诗性。因此，“诗人何为”并非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规定，而是一种强烈的内在诉求，不同的时代都有为世俗者趋之若鹜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不能成为诗人恒久质量与“清”美诗性彰显的障碍物。作为一种人格精神与审美品格的存在，孟浩然貌“清”、品“清”、诗“清”，已超越于时代之外。
（孟修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