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流传着无数动人的“知音”故事，而两千多年前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一段佳话，则是我国所有“知音”故事的文化原型。
伯牙与钟子期为先秦时代楚国人，生卒年均不详。《荀子》、《吕氏春秋》、《琴操》、《列子》等典籍皆称为“伯牙”；在后来的诗文中，钟子期或简称为钟期，如陶渊明《怨诗》“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王勃《滕王阁序》“钟期不遇，奏流水以何惭”即是。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云：“（伯牙）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皆通称，悉楚人也。”可见伯牙原本姓伯，名牙。明末冯梦龙在其小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说伯牙“姓俞名瑞，字伯牙”实属小说家之言，杜撰而已。
伯牙是当时著名的琴师，《荀子？劝学篇》所谓“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说明伯牙琴艺十分高超。据《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一位是当时著名的琴艺大师，一位虽为默默无闻的山野“樵夫”却是音乐鉴赏大家，是音乐让他俩相知相识而成为“知音”。伯牙的《高山》、《流水》本寓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意，但《吕氏春秋》的作者并非全然从音乐的角度记载音乐史上的这段佳话，也把传统的乐山乐水的诗情置之于不顾，而是为了突出其君王善纳贤才的政治用心，于是，接下来有一段议论：
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
所谓“无礼以接”的“接”与“知”互训，《墨经上》说：“知，接也。”《庄子·庚桑楚》也说：“知者，接也。”也就是人与人的接触，相识相知之谓“接”。好在《吕氏春秋》招纳贤才的政治用心并没有掩盖住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本身的独特魅力，虽然许多典籍的记载大同小异，但并非都是“礼以接之”，贤人尽忠的有关君臣大义的劝导，以《列子》为例，其中《汤问》有一段内容大致相同的记载，却更真切地表述“知音”文化的内涵：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在这段故事中重在体现伯牙与钟子期“善鼓琴”与“善听”的二人关系，特别是“善听”之钟子期使高明的音乐大家伯牙无处掩藏其琴声所表达的情志，从钟子期高明的音乐鉴赏水准，不难推断他为楚音乐世家钟氏后裔。高妙的音乐境界，需要有高明的人来欣赏，才能成为真正的知音。演奏美妙的音乐固然难得，能欣赏美妙音乐的真正知音更是难求，以至于“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淮南子·修务训》也说：“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知音文化的原型由此定格。
“知音”的“音”本为音乐，但许慎《说文解字》有一种解说：“音，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这里强调音属于“心”的意义化的内涵。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并非神话，但他们作为知音文化的原型，由“知音”衍生出了后来在文学、艺术、政治等诸多方面的“知音”文化的故事与意义。
首先，“知音”成为人们追求友情的极高理想境界，成为友谊的代名词。《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与高渐离的友情堪为知音：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荆轲与高渐离是战国时代两位著名人物，两位朋友青史留名的友情远超越一般凡夫俗子；唐代两位伟大诗人李白与杜甫的友谊亦堪为知音。两人相聚在一起时是饮酒赋诗，相互赞佩，以至于“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分别后是相互思念，是“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盼望“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在长达十四年的分离之中，从未间断过对对方的思念。李、杜的伟大友谊打破了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树立起了文人之间美好关系的光辉典范。正如美国诗人惠特曼《我梦见》诗所云：“我在梦中看见一座城市，可以抵御地球上一切进攻，这就是朋友的新城。”
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突破音乐的所指而进入文艺鉴赏与批评、人的行为交往和心灵沟通的广泛领域，于是，在其巨著《文心雕龙》中专立《知音》一篇，并言：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刘勰列举秦汉以来文学批评中的大量实例，说明自古以来，真正知音的批评者不可多得。有的是“贵古贱今”，认为今人的作品总不如古人好；有的是“崇己抑人”，贬低别人而抬高自己；有的则“信伪迷真”，轻信虚伪而不明真相。诸多不从实际出发的批评，当然算不上“知音”。但这样的事实却大量存在，所以刘勰十分慨叹：“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他进一步解释，麒麟和獐子，凤凰和山鸡的差别是很悬殊的；珠玉和石块的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但是竟有人把麒麟当獐子，把山鸡当凤凰。魏国人又把美玉当怪石，宋国人则把石块看作宝珠。形体上有着显著差别的东西尚且难免如此在认识上错位，文学艺术的鉴识就更其难矣。见诸《欧阳文忠公集》中的《唐薛稷书》便如是说：“昔梅圣俞（尧臣）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以此知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自认为是梅尧臣的知音的欧阳修，尚不得梅诗之本意，可见在文学艺术领域知音之难遇。
然而中国古代自秦代而后毕竟是重礼乐的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自然将“知音”文化导向其政治伦理功能与文化内涵，如《礼记·乐记》云：
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乐记》本是汉初儒者搜集整理先秦儒家议论音乐的言论编辑而成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书中处处渗透着儒家礼乐并举治理社会的政治理想，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整部《乐记》充分体现的是儒家“中庸”哲学观照下的美学阐释。
事实上，在古代典籍中也有与伯牙子期相似的“知音”故事，如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中说“高渐离变名姓为人佣保，闻其家堂上客击筑，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佣乃知音，窃言是非。”《乐府诗集》引《风俗通》言《琴歌》的来历，曰：“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乐作，妇自言知音，因援琴抚弦而歌，问之，乃故妻，还为夫妇也。”高渐离能从别人的击筑声中听出善与不善之音，百里奚能从夫人的乐曲中听出只有其夫人才能演奏的音乐，诸如此类的历史故事也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显现出“知音”文化链中自身的意义增殖现象。
还有那些托君臣之大义，结骨肉之深情，志存高远的事业上的“知音”们，如春秋时代的管仲与鲍叔牙、西汉的刘邦和萧何、三国时候的孙策和周瑜，桃园结义的刘、关、张等等，深明大义，情同手足，为着共同的事业，生死与共，亦可谓事业上的“知音”典范。
“知音”文化衍生出更多的是关于异性知音中那些感天动地的情感表达与故事叙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坚贞，“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著，“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高洁，诸如此类，无不是在爱情层面上阐释着“知音”文化的内涵。更有孟姜女的哭倒长城，刘兰芝与焦仲卿的誓死殉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双双化蝶，直到当代电影《知音》将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演绎成一曲“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的爱情绝唱，无不传递着人间男女痴心相爱、至死不渝的一往情深。“得逢知己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知音”是令人感佩、钦羡的至真至爱的情感归宿。
纵观古今的“知音”故事数不胜数，“知音”的形式异彩纷呈，冯梦龙在《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作过如此分类：“这相知有几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冯氏分类，姑且聊备一说吧！
那么，透过纷繁的“知音”现象，其文化的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答曰：知音是彼此往返于心的一种审美状态。钟子期通琴道，知音律，善识伯牙琴声中所寓之心志，伯牙也深知子期之能识自己的琴声与心志，琴音在两人的心志之间不过是一种媒介而已，关键在音中所寓之志与情。
再答曰：知音是彼此往返于心的一种极高的诗意境界。《乐府解题》曾对伯牙的故事加以演绎：“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尚未能也。成连云：‘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俱往，至蓬莱山，留宿伯牙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近望无人，但闻海水洞滑崩澌之声，山林窅寞，群鸟悲号，怆然而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终，成连回，刺船迎之而还。伯牙遂为天下妙矣！”真正的知音是在“伯牙遂为天下妙”的至高境界上发生的，这是生命极致追求的一种审美现象，是作为人的诗意存在方式而得到确证的一种形象说明。
能彼此往返于心者并非皆为知音。世上总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同流合污者岂能为知音，那些臭味相投者又岂能为知音！
知音作为一种至高的诗意境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正因为如此，在短暂的人生之中，才越发引起人们无尽的企求。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诗曰：“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韩愈《知音者诚希》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知音者诚希，念子不能别。”这是发自内心的知音难求的诉说。南宋爱国将领岳飞志在恢复中原而壮志难酬，填《小重山》词，下阕有“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中原恢复而不能，壮志无人理解是他终身遗恨。鉴湖女侠秋瑾，巾帼不让须眉，但赋《满江红》，诉说“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夫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这又是何等的壮怀激烈！
还是王安石的《伯牙》诗回到“知音”文化的原点：
千载朱弦无此悲，欲弹孤绝鬼神疑。
故人舍我归黄壤，流水高山深相知。
好在古人虽逝，遗迹尚在，精神犹存。因为有了对知音故事展示的臻于极致的理想的钦羡，有了对伯牙、子期的崇敬和仰慕，致使历经两千多年的“知音”文化的内涵得到充分拓展，遗迹如“圣迹”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景仰而未见湮没。当今的人们仍然指点着伯牙泊船何处，鼓琴何处，钟子期樵薪何处、听琴何处，还有长江之滨、龟山之脚的汉阳古琴台的那些古代建筑以及建筑处所遗存的各种文字与古琴台相映成趣的青山绿水，以及自他们的“知音”故事发生以来见诸史册的记载，见诸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表现，都在向世世代代的人们昭示着伯牙与子期那段千古流传的人生际遇及其蕴涵的“知音”文化的深厚意义。
（孟修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