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由龟山北麓入江，于是在江北形成一片狭长的陆地，这就是汉口。由于逐渐有人来此定居和经商，汉口日渐发展成为小有影响的商贸之区。天启、崇祯之际，汉口商业日趋兴盛，成为了全国有名的商业市镇。
由于江河交汇，水运便利，汉口在清初成为了淮盐分销口岸，因战乱而大受损伤的城市商业元气得以较快恢复。此后，汉口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和首屈一指的内陆转运贸易口岸。随着商业的发展，汉口商贾辐辏，城市居民日益增多。乾隆初年，汉口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荆楚最为繁盛的城市。嘉庆、道光年间，汉口更是呈现出一派商业巨镇的繁荣景象，据《汉口丛谈校释》载：“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宝货齐珍之所聚。”
与此同时，来汉经商的客商越来越多，他们结成了行帮。为了联络乡谊和方便异地经商，汉口的客商行帮，纷纷兴建会馆、公所。在众多的商行中，以盐行、典当行、米行、木行、花布行、药材行势力最大，而其所建的会馆也相对较多。无怪乎时人赞叹汉口“各帮会馆竞豪雄”了。
超常兴盛的商业给汉口带来了“九州名镇”美誉，使汉口跻身“天下四大名镇”，并雄踞“天下四大聚”之首，成为中国商业城市最重要的代表。有趣的是，直到19世纪的前半叶，无论汉口声名多么显赫，人口与市场的规模多么可观，人们还是习惯地称之为“镇”，这大概是因为它长期受辖于汉阳县的缘故吧。对于一个人口远远超过数万的城市而言，即便被美称为“名镇”，也不免委屈。
1861年（咸丰十一年），汉口根据《天津条约》对外开放。次年，成立了管理对外贸易的江汉关。条约重压下的开埠设关，固然令名镇蒙羞，而汉口却也因此放开了前进的步子，踏上了新的发展旅程，开始演绎新的历史华章。
汉口开埠以后，英、德、俄、法、日五国相继在沿（长）江建立了租界，并先后在各自租界内设置了领事馆。此外，美、葡、荷、比、意、丹、瑞（典）、挪、墨诸国，也先后在汉口设置了领事馆。清末的汉口成为当时中国设置领事馆最多的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洋溢着异域风情的高楼大厦在汉口租界拔地而起，现代化的轮船码头在沿江出现，宽阔的大马路在洋街不断地铺展开来，并逐渐形成了井然有序的道路网络，耗资巨大的防洪江堤从英租界往北延伸，警察在街道上巡逻……外国洋行、银行纷纷建立，现代邮政、电力事业在租界诞生，制茶业、蛋品业、打包业、制革业、卷烟业、面粉业等现代化工厂在租界陆续开办，市面流通的商品不只是传统的农副产品，还有越来越多以洋纱、洋布为主的各种洋货……这一切的一切皆表明：汉口这块风水宝地，开始不断地接受西方工商业文明的熏染和现代城市管理制度与市政文明的浸润。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汉口沿江已是一派洋楼林立、街道开阔而整洁、码头繁忙的欣欣向荣景象。
开埠以后的汉口迅速地由一个传统商业重镇向现代化的通商大埠转化，并与先于其开放的三大港口城市——上海、天津、广州一起，合称全国四大商埠。在1865年至1889年间的多数年份中，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的地位超出天津、广州而仅次于上海，而进出口总额更稳居第二，汉口在经济发展上大有“驾乎津门，直追沪上”之势。
汉口自1860年代以来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身历如此巨变的英国驻汉领事穆和德在他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汉口正稳步地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都会”。不过，对于湖北的官民乃至汉口商界而言，汉口城市经济的发展带给中国人的还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和危机感。因为随着租界的繁荣，汉口经济发展的重心很快由华界传统的商业区转向了租界，华界与租界的差距日益拉大。华界若不奋起直追，汉口的经贸之利将更多地为租界及列强所攘夺。
值得庆幸的是，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自强新政，中国的各大城市和重要商埠先后成为封疆大吏们办洋务、谋改革的大舞台和试验场。1890年初，张之洞调任湖北，开始总督两湖。这位个头不算高却留着一捋长须的直隶南皮人，非但眼界高远，而且务实肯干，长袖善舞。他谋事通盘考量，做事雷厉风行，阔斧大刀。自然，汉口这块风水宝地上，也少不了这位好角的大手笔。
面对着洋人占据汉口城市经济发展优势地位的被动局面，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张之洞当然不甘袭守故常。当他充分认识到汉口商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城市地位的重要性的时候，就决心大力革新汉口市政。为了方便汉口市区的管理和华洋交涉，也为了发展华界的经济，张之洞决定对汉阳、汉口实行分治。1899年1月，他奏准设立夏口厅，将汉口从汉阳县治下独立出来，并将该县所辖襄河以北大约120里之地划为夏口厅的辖区，汉口的城市地位得以提升。鉴于旧式保甲制度的弊病，张之洞于1904年将现代城市管理制度――警察引入汉口，下令在汉口建立警察局。为了维护汉口市区的安全，并给汉口的发展争取更多的空间，张之洞多年筹谋在后湖筑堤，在市区筑路。终于，他在1905年下令修筑了长达三十多华里、后来被汉口人视为“命堤”的后湖长堤（即“张公堤”）。构筑了这道安全屏障之后，张之洞又下令拆除汉口城墙，并就城垣地基修筑了一条贯通华界、沟通京汉铁路及租界市区的大马路——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的一部分），这也是当时汉口单线段最长的大马路。与此同时，华界旧市区的街道也被拓宽，消防措施得到加强。华界的邮政、电话、电报事业也在张之洞督鄂期间开始兴办，而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在张之洞的大力扶植下开办了起来。该公司发电设备容量达1500千瓦，占全国民营电厂总容量的三分之一，规模居全国民营电厂之首。既济水电公司所开办的水电事业，成为汉口人乃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骄傲。此外，燮昌火柴厂、扬子机器厂、汉口玻璃厂、汉丰面粉厂、瑞丰豆粕制造厂、物华纸烟公司、允丰饼油厂等大中型民营企业也先后建立。从此，汉口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
如果说租界的发展，给此前少有变革的汉口带来了现代化气息，对华界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与警醒作用的话，那么，华界奋起直追，则在更大范围内推动着汉口市区的拓展和城市功能的完善。而华界与租界的发展共同强化了汉口交通枢纽与商业中心地位，同时也建构着一个新兴现代工业城市的形象。晚清时期的汉口，已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商业重镇，她实际上迅速崛起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工商业城市了，并且其城市地位更为外人所重视。在外国人眼中，迅速崛起的汉口，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英国驻汉领事穆和德甚至认为“汉口似乎是清帝国最重要的港口”；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认为，“汉口为长江之眼目，清国之中枢，可制中央支那死命之地也”，其发展前景令人艳羡，其地位堪比美国的芝加哥（按：该城市多水域，尤其多湖泊，是当时美国的第二大城市，且以工商业发达而闻名国内外）——“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从此，“东方芝加哥”成为汉口市名的别称和城市形象的美称。
民国时期，汉口在工商业方面得到发展的同时，市政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在刘文岛和吴国祯执政时期，汉口道路建设突飞猛进，堤防建设大步推进，交通、卫生条件大为改观，公园建设成效十分突出，中山公园内的游泳池――也是汉口市的第一个游泳池，其大小、深度都符合国际标准。据1929年10月10日《碰报》所载，汉口市政府的官员不无自负地说，“长江流域除上海法国公园略为设备完全外，其余皆不足与中山公园媲美”。民国中期汉口华界的发展给中国人带来了华界超越租界的惊喜――市政府修路的成绩令汉口法、日租界自惭形秽，甚至步汉口华界的后尘，翻造柏油路。汉口已不是蒙尘的西子，而是装束入时的少妇。汉口给外国人也印象良好，有外国记者甚至认为汉口像上海一样现代化、国际化。因此，当时的人们更是习惯将汉口美称为“东方芝加哥”。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随着武汉三镇在交通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东方芝加哥”逐渐演化为整个武汉市名的别称和城市形象的美称。
今天，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其城市定位早已不再局限于工商业城市，城市发展的环境也与芝加哥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城市的发展应该有切合自身实际的宏图远略，我们大可不必迷恋曾经的“东方芝加哥”美誉。我们期待着武汉阔步向前，期待未来的武汉是名满华夏的武汉，也是世界瞩目的武汉。
（陈锋方秋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