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一切的斗争，都是因为利益冲突。简单地说，好人跟好人，坏人跟坏人，好人跟坏人之间，都会有利益冲突。因为共同利益，人们会组成一个同盟，因为利益冲突，同盟与同盟之间难免会有斗争。
同盟这种东西，往小了说，是家庭、团体、组织；往大了说，是国家，甚至是许多个国家。同盟与同盟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这是肯定的，但一个同盟的内部，也绝不会是紧密契合坚不可摧的——分赃总是不均的，所以矛盾总是有的，只不过同盟内部的矛盾往往小于同盟之间的矛盾，所以才不那么明显而已。假如矛盾大到无法解决的地步，旧的同盟就会瓦解，进而形成新的同盟。
比如说，你和你兄弟出去逛街，半路上突然冲出一条狗，要咬你们，你们兄弟俩齐心协力把那条狗打飞，这叫共同利益；走着走着，你和你兄弟突然看见一个漂亮的妞，你们兄弟俩都想泡，这叫利益冲突。又比如说，一个国家遭到了外族入侵，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保卫祖国，这叫共同利益；打完外敌之后，这位将军说他功劳高，那位将军说他本事大，大家都想当皇帝，谁也不肯让谁，于是就打内战，这叫利益冲突。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本质上都是一个同盟。如果大家都有着共同利益，同盟就继续，哥俩好来六六顺，全国上下一条心；如果出现了利益冲突，万一处理得不好，同盟就瓦解，兄弟会分家，国家会分裂。
兄弟分家，反目成仇，这个就不说了，现实生活中太常见了。至于国家分裂，这个其实也很常见，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国家没有打过内战，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经历过分分合合？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那是因为利益冲突，需要打乱原有的秩序，来重新进行利益分配；分久必合，那是因为共同利益，大家都迫切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来进行新一轮的利益分配。
僧永远是多的，粥永远是少的，吃着碗里的，永远会看着锅里的，我的永远是我的，你的迟早也是我的——利益冲突总是难以避免，很残酷，但是，也很现实。
既然是因为利益冲突，那么，关于斗争这回事，也就无所谓善与恶，是与非，你可以说斗争的双方都是好人，你也可以说双方都不是好人。比如说这场宫廷斗争，你若是往好的方面想，双方好像都有着正当的理由：邓绥是一个难得的好太后，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她执掌朝政是应该的，至于周章，他说要维护正统，立和帝的长子刘胜为帝，按照皇位继承的优先次序，立嫡、立长、立贤，他的做法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你若是往坏的方面想，邓绥出于私心，不肯放弃权力，无视皇位继承的游戏规则，屡次违背群臣的意见，立了不该立的人当皇帝，你说，她有没有错？周章，他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他要是成功了，立刘胜为帝，当时年仅八岁的刘胜，又能有什么作为，还不是要靠别人来辅政？周章作为此次政变的最大功臣，他不辅政，谁来辅政？说白了，这次宫廷斗争，双方都是为了权力，谁也不比谁高尚，仅此而已。
虽然在斗争的过程中，双方都无所谓正义，但斗争结束之后，情况可就不同了——赢了，就是正义，输了，哪凉快哪呆着去。
比如说楚汉相争，刘邦打赢了项羽，你总不能叫刘邦这样写：刘邦他妈的就是个臭流氓，项羽他妈的就是个大英雄，臭流氓赢了还是臭流氓，大英雄输了还是大英雄——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刘邦肯定会这样写：刘邦纯爷们，铁血真汉子，是正义与智慧的化身，在他的正确领导、英明指挥下，老百姓们进行了一场光荣伟大的斗争，推翻了黑暗而腐朽的秦朝，打败了万恶的项羽，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拯救了受苦受难的广大人民群众，让他们过上了幸福生活。没有汉高祖，就没有大汉朝，有了汉高祖，大汉朝的面貌就焕然一新……等等等等。
纵观中外，历朝历代，人类文明几千年历史，没有哪个胜利者不是这样写的。毕竟，赢家总不会自己骂自己，更不会吃饱了撑的，去夸奖自己的敌人。假如换作我是刘邦，我肯定也会这样写，假如换作你是刘邦，你肯定也会这样写，任何人都会这样写。其实在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都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毫无差别的。比如说在这方面，人们就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
历史，说白了，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东西。如果这样写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好，那就这样写；如果那样写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好，那就那样写。赢家掌握着话语权，赢家只代表自身的利益，赢家只会为自己说话，如果你跟赢家有利益冲突，不好意思，请你消失吧。从某些方面来说，写在历史书上的东西，并不比街头巷尾的流言蜚语真实多少，有些流言蜚语至少还有根有据，但有些书上的东西简直就是胡扯放屁了。
历史本身是不可信的，但同时也是可信的。毫无主见的人读历史，会越读越糊涂，反之，懂得独立思考的人，越读就会越清醒。糊涂的人找不到真相，还不如不读，清醒的人能抓住重点，认清本质，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说的就是这一类人。
在我心目中，读史最清醒的人，莫过于民国时期的李宗吾先生。此人翻遍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终于找到了历史的真相，著成巨作《厚黑学》一本。把他的理论往历史上那些人身上一套，原来所有的真英雄、大豪杰都脱不开厚黑的范围，换言之，要想成为英雄豪杰，就必须懂得厚黑心术。李先生一番高论，彻底撕下了道学家们仁义道德的虚伪面具，让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正人君子无地自容，实在是让人看得畅快淋漓，大呼过瘾！
生子当如孙仲谋，读史当如李宗吾！
总的来说，历史可以说是政治的延伸，也可以说是人性的延伸。咱们撇开政治问题不谈，继续讨论人性问题。
有人说，人性本善，也有人说，人性本恶，我想说，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恶。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起轻，追求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像这样趋利避害，才是人的本性。在趋利避害的过程中，有人逐渐倾向于善，有人逐渐倾向于恶，才构成了这个缤纷而复杂的世界。
一个孩子，当他做错了事，遭到家长责问的时候，为了逃避责罚，他可能选择说谎来掩盖事实。也许他说谎没有被发现，那么他就会觉得，说谎对他更有利，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会渐渐变得精于编造谎言；反之，当一个孩子的谎言屡次被揭穿，因而受到了更严厉责罚的时候，他会认为说谎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就会放弃说谎，慢慢变成一个诚实的人。
以上的事例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面临的利害选择，往往要比单纯的说谎或者坦白要复杂得多。经过许多次选择之后，某种东西就会在人的内心世界中固定下来，进而形成相应的思想观、价值观、人生观。观念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做惯了善事的人，觉得行善让他更快乐，于是变成善人；与之相反，某些人习惯于作恶，认为作恶对他更有利，于是变成恶人。
世上本没有善恶，行善作恶的人多了，也便有了善恶——这种格式的话语很流行，原文出自鲁迅先生之手。先生也读历史，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先生学识渊博，他这样说，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群人，跟现在的我们其实没有多大差别，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不敢奢望做什么将相王侯，也从没想过要征服天下，青史留名，只想要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娶老婆生孩子，度过平静而安宁的一生，仅此而已。只要还有活路，只要还能生存，做奴隶又有什么要紧？可是，总有一些不堪的时代，竟让人连奴隶都做不得，竟让人连一条活路都没有！除了反抗，还有别的什么路可走？
当年陈涉吴广揭竿而起，是因为什么？“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朝廷不给人活路，你不揭竿而起，难道要去送死？汉高祖刘邦，也不见得有多远大的理想，他碌碌无为地生活了四十多年，最后因为押送犯人，半路上走丢了几个，朝廷要杀他的头，他没办法，才去当了山贼，才在沛县起义，才当上了皇帝。
如果秦朝的徭役再轻一点，法律再宽松一点，不那么严苛，别动不动就砍头，让人暂时做稳了奴隶，还会那么容易就被人推翻吗？假如当年陈涉吴广不用死，刘邦不用死，还有许许多多本来会被砍头的人不用死，他们还会起义吗？我只怕，他们会高兴自己暂时做稳了奴隶，会歌功颂德感激涕零，会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人都是逼出来的，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谁会去闹事呢？老百姓不为别的，只为一条活路而已。汉光武帝刘秀，就很清楚这个道理，他跟赤眉军打仗，打赢了，然后让他们吃饱了饭，几十万人的所谓“军队”就彻底归顺了他，再也没有了任何反抗的念头。
原来，他们的要求竟是如此简单，只不过一顿饭而已！
人之本性，趋利避害，最大的利益莫过于生存，最大的损害莫过于死亡。想做奴隶而不得，便无法生存，便只能抗争；暂时做稳了奴隶，就算对现实社会有诸多不满，只要能活着，便也无所谓了。
正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所以，只要统治阶级能够顾及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事发生了。可惜，这么简单的道理，往往却只有开创基业的那几个人懂，随着时间推移，上层的人就完全不懂了，就以为人活着不需要吃饭了——一旦到了这种地步，除了推倒重来，也就别无他法了。历史之所以一再重演，之所以惊人地相似，就是因为这个缘由。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第五章）以德服人
书接上回。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邓绥的父亲，邓训。为了方便叙事，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民族：羌。
羌族人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相对于东汉帝国而言，其居住地处于西部地区，故号称“西羌”。羌人逐水草而居，生产模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并不多。为了种族的生存繁衍，在漫长的岁月中，羌人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婚姻制度：父亲死了，儿子娶后母为妻；兄长死了，弟弟娶大嫂为妻——这种习俗跟匈奴人类似，当年王昭君嫁给了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死后，她的继子想要娶她为妻，而作为汉人的王昭君，对此自然无法接受，就给汉成帝刘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回归故土，但汉成帝拒绝了她的请求，结果，王昭君只能客死异乡，终老此生。
与汉人不同，羌人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君臣制度，而是分成许许多多个部落，强者称雄一方，弱者为人附庸。羌人信奉力量就是真理，每当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他们通常以暴力手段解决。羌人生性坚刚勇猛，以战死为吉，病终为不详，擅长山地战，在平原地区，他们的战斗力会大打折扣。
如果要给羌族人一个总体评价，我认为是四个字：战斗民族。他们虽然没有超级赛亚人的实力，但是绝对有超级赛亚人的血气。
在西汉时期，由于匈奴势力强大，因此，羌人曾经依附过匈奴。后来匈奴人被卫青霍去病痛扁一顿，实力大不如前，羌人也就随之脱离了匈奴的管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到了东汉时期，羌人已经实力大增，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本来羌人与汉人之间就存在着冲突，时至今日，矛盾就变得更加尖锐了。
为此，朝廷特意设置了一个官职，护羌校尉，希望能解决边境问题。但是，由于历届的护羌校尉主要以强力打压为主，所以，虽然在短时间内，能够让羌人屈服于暴力之下，但是长此以往，反而愈发激起了羌人的仇恨，导致纷争不休，战祸不止。
汉章帝刘炟章和二年（88年），护羌校尉张纡诛杀羌人一千二百余，生擒两千余，还杀死了当地一位名叫“迷吾”的首领。迷吾之子迷唐，以及部落里的一些羌人，他们痛哭了一场，然后迅速集结了一批人马，大举进攻边塞，发誓要报仇雪恨。
张纡惹了大麻烦，他自己又解决不了，结果，就被朝廷撤了职。他的继任者名叫邓训，也就是邓绥的父亲。邓训走马上任之后，为了化解民族仇恨，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对羌人实施怀柔政策，以抚为主，剿为辅。
比如说，羌人以战死为吉，病终为不详，所以，每当他们生了重病，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就拿出刀子捅肚子，捅死为止。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他们感觉死得有价值一点：哥不是死在病魔手上，哥是死于兵刃之下，哥光荣了，哥壮烈了，哥牺牲了——羌人性情之彪悍，由此可见一斑。
很明显，自己捅自己是不对的。所以，每当邓训听说某某生病了，他就赶紧派出救护车，把那个人五花大绑，卸下他的武器（以防他因病自杀），然后抬进医院，实施抢救。有些人因为抢救无效，结果还是死了，但更多的人得到了及时治疗，因此恢复了健康。邓训的这种做法，让当地羌人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生病未必要捅刀子；第二，邓训是他们的大恩人，他带来了汉人的先进文化，而不是刀子。
总的来说，邓训的怀柔政策是非常成功的，他在羌人部落里树立了极高的威信，得到了他们的广泛认可和好评，甚至连迷唐的伯父，号无，也放下了仇恨，率领八百余人前来归顺。
但是，号无放得下仇恨，不代表迷唐也能放得下，毕竟，杀父之仇，可不是说化解就化解的。由于迷唐始终不肯归顺，邓训就联合各部落羌人，对迷唐实施坚决打击，经过数次交战，迷唐一败涂地，远遁千余里，再也搅不起任何风浪来。
就这样，在邓训的不懈努力之下，边境终于获得了安宁，汉人佩服他，羌人也佩服他。由于战事已经平息，邓训手下的士兵们无事可做，武器都生锈了，每天闲得发慌，他就让他们回家种田去了——他有绝对的自信，至少在他的任期之内，都不会再起干戈。
邓训镇守西羌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只有五年，但他为江山社稷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别人就算花五十年时间也未必比得上。他五十三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当地各族人民纷纷前往探视慰问，每天都有数千人之多，把他的官府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要排队才能进去。
虽然，大家都希望邓训的病情能够有所好转，但邓训毕竟还是没能撑下去，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他溘然长逝，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听闻噩耗，当地羌人伤痛欲绝，他们狂歌当哭，为了宣泄心中的悲伤，甚至有人拿刀子自己捅自己，或者捅他们的牛啊，马啊，羊啊，痛哭流涕地说：“邓使君死了，我们也跟他去了吧！”
